霍志军

（天水师范学院 陇右文化研究中心，甘肃 天水 741001）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王朝的建立者，秦人所表现出的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和筚路蓝缕的创史精神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塑造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多年以来，由于历史久远、文献缺乏等因素，对于秦王朝及其早期历史的研究，却一直出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对秦早期历史的诸多方面缺乏最基本的研究，更遑论有深入细致研究的专著出现了。可喜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遗址、圆顶山贵族墓地、甘谷毛家坪和董家坪遗址、天水放马滩秦墓、张家川马家塬秦墓遗址等考古发现中大量文物的出土，使备受人们怀疑与争论的《史记》所载秦早期历史有了坚实的考古学依据，也使扑朔迷离的秦早期历史文化形态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客观上为研究秦早期历史提供了有利条件，秦早期历史逐渐成为秦汉史研究的“热门”领域。天水师范学院雍际春教授的《秦早期历史研究》[1]无疑是该领域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通读全书，笔者认为《秦早期历史研究》一书在以下方面具有创新性。

一、求真务实：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和理性客观精神全面考察秦早期历史，填补了秦早期历史研究的空白

秦人历史从商代末年算起至秦朝灭亡，前后相继至少800余年。早期秦人西迁陇右之后，不仅继承了中原文化的传统，而且在与戎狄相处的过程中接受其长处，政治上日趋成熟，军事上日益强大，为秦王朝最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早期秦人无疑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学界在秦史研究方面长期以来存在严重不足。秦国经历漫长的发展历程终于“卒并诸侯”而一匡天下，又迅速灭亡。后世史家探究秦的治乱兴衰和统治得失，难免落入“暴秦”、“秦世不文”的窠臼。此种“非秦”倾向严重干扰了对秦人历史实事求是的评价，后世史料记载的缺乏更进一步加深了此种倾向。因此，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全面考察秦早期历史，是研究秦史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雍际春教授《秦早期历史研究》在此方面有不少新的突破。如对“秦”国名的溯源，学界对秦人之所以称“秦”，向来众说纷纭。雍际春教授在书中对此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秦人先祖本为嬴姓，周孝王时，秦人首领非子因养马有功而受封，附庸“秦”邑，号曰“嬴秦”，秦人遂有“秦”之称。“秦之本义，《说文》以为是封国名，而以‘禾名’为第二义或派生义，实则本末倒置。溯其本源，‘秦’为禾即谷类作物，则东、西二秦俱因多产禾而以‘秦’命其地，又因其善种禾而以地命氏，进而成为族称国姓。可见，‘秦’之含义的演化，包含着秦人起源与西迁的丰富历史信息。”[1]这里对秦国国名的溯源令人信服，还指出了《说文》沿袭2000余年的一处错误，实属难得。

再如对“西犬丘”的具体地理位置问题，《史记·秦本记》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番息。”[2]27可知秦的祖先最初居住在“西犬丘”，后因牧马有功被封地授侯，成为周的附庸，得以建立秦国。“西犬丘”实际上是秦族、秦文化的发祥地和根基所在，查明“西犬丘”的地理位置对研究秦史意义极为重大。然“西犬丘”的具体位置在哪里？通过对礼县大堡子山秦早期王陵出土文物的分析，学界目前已公认“西犬丘”就在今甘肃东南部的陇南及天水一带。雍际春教授对此问题持论更加谨慎，他认为“西犬丘”在陇东南一带是无疑的，但究竟确指哪一具体位置，“必须结合文献记载、已有发现、政区与地名沿革，还有未发现的墓地、城址线索作综合分析，才有可能得到正解。”[1]208这样，就避免了仓促下结论，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科学、严谨的基础之上。

早期秦人扎根西垂，由一个地处边远、群戎包围中的弱小部族发展到东进关中、逐鹿中原的西部大国，其间历史异常艰辛坎坷，梳理早期秦人发展壮大的历史乃秦史研究所必须。传世秦早期青铜器秦公簋，因其铭文涉及秦人早期历史及秦先祖“十又二公”，向来受到秦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学界对秦公簋虽然提出不少观点，却均未得正解。雍际春教授通过对铭文的深度解读，结合陇右地区新出土的秦早期青铜器进行综合分析，认为秦公簋和盄和钟等青铜器，“正好反映了自中潏至宪公世系连贯的十六代秦人西迁天水、受封建国和营建新都城雍这一早期阶段艰辛而辉煌的崛起历史。”[1]254史学研究，要求学者于断丝间理大繭，于细微间缀深义。从青铜器铭文出发，雍际春教授发现了早期秦人的一部编年史，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重大课题。仅上述数例即可看出《秦早期历史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二、自成一格：系统建构秦早期历史的框架和体系，为后来该方面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目前学界对于秦早期历史的研究，多是就单个问题的探讨。受制于文献记载的不足，欲系统、全面地建构秦早期历史的框架体系，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少学者望而却步。雍际春长期专注于此领域的研究，从《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3]至今已十余年矣。十多年来，雍际春教授在此领域已积淀了诸多成果。故《秦早期历史研究》全书已经不局限于个别问题的个案探讨，而是着力建构秦早期历史的体系。

综观《秦早期历史研究》全书的框架，涉及嬴秦的起源与族属、夏商时代的嬴秦历史、嬴秦西迁的历史探微等远古、上古史问题。对于这些文献记载极少、仿佛无从切入的疑难问题，作者却探幽入微，收获颇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秦早期历史研究的滞后局面，使人们对嬴秦族属、西迁等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对于秦早期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嬴秦的起源和族属、嬴秦始祖事迹、五次西迁与嬴秦入居西垂、非子封秦、襄公建国、文公入关、秦人崛起等，雍际春教授作了多角度分析，梳理了早期秦人由东夷部族到嬴姓封国再到兴起建国的艰难历程。揭示了秦人曲折艰辛而又波澜壮阔的崛起轨迹和演进过程，澄清了学界之前关于秦早期历史的模糊认识。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但标志着秦早期历史的研究大大向前跨了一步，实际上已经构成一个较为全面、完整的秦早期历史的体系。

雍际春教授之所以能在秦早期历史研究方面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实与其心性气质及所处的陇右地域文化密切关联。当下社会节奏加快，在量化考核驱动之下出现了不少“高产”学者。然愚以为学术研究，仍然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工匠精神”，需要甘于平淡、耐得寂寞的奉献精神，《秦早期历史研究》一书的出版即是明证。著名学者史念海先生曾说过，一个人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最好从自己所处的地域开始；对生我养我的家乡历史最为熟悉，也就最有发言权。陇右地区作为早期秦人主要活动区域，出土文物甚多，早在民国年间，天水乡贤冯国瑞先生即出版了《天水出土秦器汇考》，[4]该书收录了王国维、郭沫若、商承祚、刘文炳、吴其昌论文7篇，冯国瑞论文3篇；天水师范学院丁楠教授亦著有《秦公簋铭文考释》；[5]近二十年来，陇右地区秦早期文物更是大量出土。雍际春教授既受陇右地域文化之熏陶，对家乡文物格外关注，孜孜矻矻，穷究不已，又注重田野调查，得生民之底气，去案牍之劳形，故能有所创造，自成一家。

三、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出土文献、书面文献与民俗资料的有机结合

古今学术上的新创见，大都由于新材料的发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科，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6]1“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也给秦早期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秦早期历史研究》注重出土文献、书面文献与民俗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正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研究范式的继承和发展，其中努力值得肯定。

陇东南地区秦早期文物遗址，主要包括西汉水流域的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圆顶山秦贵族墓地、西山大型聚落遗址等；渭水流域的甘谷毛家坪秦人墓葬、天水董家坪秦人墓葬、清水刘坪戎族墓葬、天水放马滩秦国墓葬、张家川马家塬战国西戎墓葬等。尤以礼县大堡子秦公墓地著称。上世纪90年代初，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掘，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其中青铜器达百余件，多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铸用壶”、“秦公作宝簋”等铭文。为了探索早期秦文化的面貌，寻找秦人早期都邑及其先祖陵墓所在，200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的学术成果。

立足于这些珍贵的出土文献，雍际春教授《秦早期历史研究》第六章“天水两河（西汉水、渭水）流域秦早期文化的考古发现”专门对之作了详细分析，注重将历史文献记载、出土文物、当地民俗等结合考察，相互阐发。如对于2006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张家川马家塬墓地，雍际春教授指出该墓地“华戎交汇催生西戎文化、文明碰撞孕育文化奇葩”的特点，认为“天水所在的陇右地区，界处我国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过渡地带，这里又是东入关中，北上塞外，西通西域和南下川蜀的枢纽地带，优越的地缘位置和特殊的人文环境，使之成为先秦时期华戎交汇、农牧交错、多元文明碰撞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聚合区。所以，马家塬墓地戎族文化为我们了解先秦时期农牧过渡带多元文化交融与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典型标本。”[7]由于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得出的结论也较为公允，给人以丰富启示。

“秦人的强国梦，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烈、最成功的强国梦”，[8]陇右地区秦早期历史文化在整个秦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演进过程中有着一种奠基作用。早期秦人在相对边远的地理空间上撒播了中华文明，拓展了华夏文明的地理范围，丰富了中国文明的内涵。”[9]秦早期文化的涓涓细流，后来汇流城河，是形成多元一体的华夏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秦早期历史研究》一书的出版，不仅填补了目前该领域的空白，产生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同时，该成果还深化了对历史上西部地区文化形态原生态的认识，可以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借鉴，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雍际春.秦早期历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2]司马迁.史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3]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4]冯国瑞.天水出土秦器汇考[M].武都:陇南丛书编印社,1944.

[5]丁楠.秦公簋铭文考释[M].北京:中国时代出版社,2007.

[6]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7]雍际春.马家塬戎族墓地:西戎王国的斑斓影像[N].甘肃日报,2015-2-17.

[8]彭曦.秦人追梦900年[N].光明日报,2016-6-20.

[9]霍志军.陇右出土秦早期车马葬与《诗经·秦风》的互证研究[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