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童心说”对《红楼梦》人物创作的影响

2018-01-28唐利平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1期

唐利平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指出本书主旨乃“大旨谈情”，“不过实录其事”。[1]6谈到《红楼梦》之情旨，其思想渊源不得不追溯到晚明思潮。张维华在1955年《〈红楼梦〉写作的历史背景》中指出晚明到清这段历史，中国的社会内部起了很大的变化，曹雪芹描写的贾府盛衰的情形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2]学者杜景华在《红学风雨》中有一节内容讨论《〈红楼梦〉写作的历史背景》，得出的结论是《红楼梦》的思想应是上承晚明——即李贽一派。[3]晚明思潮孕育了《金瓶梅》这一奇书，也孕育了曹雪芹《红楼梦》的创作。晚明作为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开始了对传统理学的强烈反叛，张扬个性，解放情感。李贽作为一代狂狷，创新性地提出了“童心说”这一思想，对后来明清的文学创作影响至深。张锦池在《李贽的童心说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一文中得出《红楼梦》所表现的一些思想与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承。[4]2李贽以“童心说”为核心思想，摒弃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强烈抨击固化的程朱理学，肯定人的真实欲望，吹响了以“情”格“理”，表现真实人生文艺思潮的号角。将曹雪芹与李贽放在一起加以研究，发现李贽的充满人性光芒的思想在《红楼梦》中得以生动的体现，曹雪芹塑造的一系列人物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李贽“童心说”的主张，更充实了李贽“童心说”的具体内容。曹雪芹将其加以延续和超越，彰显出“红楼之情”的独特价值。

一、明清“情潮”的发展与李贽的“童心说”

宋明理学过分强调“天理”，压抑“人欲”，随着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城市市民阶层的崛起，文人自我主体意识开始觉醒。阳明心学的出现和发展，使理学受到严厉挑战，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逐渐瓦解。将晚明“情”潮归结于阳明心学的推动，并且视为对“理”的抗衡，是学者解读晚明文学思想，尤其是通俗文学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

从王阳明的“致良知”肇始，一股在写情传统上推出的主“情”的思潮席卷文坛。王阳明强调主体内心的重要作用而将外物置于次要地位，为解放人的自由情感打下基础。实际上，在晚明时期，心学主要流行的是泰州学派。与王阳明不同的是，泰州学派在理论上为消解“理”的神圣性而张扬“人欲”的合法性，更加强调个人情感的解放，在思想上更具有反叛意识，也开始向着世俗化发展。[5]也由此在晚明文人中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具有启蒙性质的人文思潮，作为泰州学派代表的李贽是这一思潮的集大成者。

李贽是中国早期启蒙运动的思想旗帜。[6]17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李贽以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离经叛道而受到的瞩目。李贽继承前期阳明心学，在泰州学派基础上不断深化，大胆挑战传统的封建观念，释放真实性情。他追求表现人的真我状态，欲彻底摆脱封建观念的束缚；与程朱理学争锋相对，直指所谓的道学之“伪”；提倡男女平等；发扬人的“自然之性”，充分肯定人的欲望。在李贽的反传统的“异端”思想中，“童心”说是其思想的核心与灵魂，喊出了晚明个性解放、思想解放、文学革新的宣言，对明清文艺思潮影响深远。“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7]98“童心”生而固有，李贽肯定了人的真实情感和内心欲望的合理性。真实流露出的自然人性，是一切作品创作的源泉。在晚明的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上，解放人的个性和欲望，倡率性之真的世俗化时代风潮，在李贽的倡导和影响下形成发展。汤显祖作为泰州学派罗汝芳的学生，对李贽的“童心”说和狂狷气质激赏不已，首先在晚明文学创作实践中举起“情”的旗帜，创作《牡丹亭》完美诠释“至情说”，绽放生命的“狂”与“真”。[8]公安派在创作上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强调情感表达的真实和自然流畅上与“童心说”一脉相通，并将此理论主张体现于创作实践之中，形成真实自然、酣畅淋漓的诗文风格。[9]冯梦龙“情教说”欲重建晚明伦理道德，在文学观上受到李贽“童心说”极大的影响，亦主张文学表达人的真情实感。[10]再到清代袁枚等人倡导的“性灵说”，以肯定人的“情欲”、强调“自我”、崇尚“生趣”为特征的诗文创作思想，不仅与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一脉相承，也与李贽的“童心说”一致。[11]他们在李贽“童心说”影响下冲破了程朱理学的禁锢，在明清思想界和文坛形成了一股汹涌的“情潮”。

二、《红楼梦》以“情”反“理”的思想

在晚明时期启蒙思潮的影响下，人的个性得以张扬，适性顺情的俗文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李贽是俗文学的鼓吹者，他从“童心说”出发，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7]99以此为基础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改变了俗文学卑下的地位，不仅从美学品位上提高了俗文学的文本价值，并且促进了俗文学的传播和普及。[12]明清小说、戏剧得以繁荣和发展，这也是《红楼梦》能达到古典小说最高峰的一个重要因素。“童心说”的核心内涵是情感的自然与真实，汤显祖的《牡丹亭》，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戏曲、小说，他们各有各对“情”的诠释，但都没有脱离李贽“童心说”的内涵——即“绝假纯真”的“最初一念之本心”。[13]李贽背离传统的儒家文学观，将“童心”作为一切创作的源泉，将自我真实的表现视为文学的本质特征，把展现个性之真与寻找人生之趣作为审美原则。曹雪芹在此基础上“大旨谈情”，“为儿女真情发泄一二”，[1]9把大观园中的人性真实与儿女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1.自然之性

儿童，是人生的初始；童心，是心灵的初始。李贽的“童心”寻求的就是一种天生而来的、无意识的存在状态。明清时期诉说才子佳人的故事比比皆是，《红楼梦》宝黛之爱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两个不受世俗羁绊的纯真性灵的心灵互动。“木石前盟”和“还泪之说”隐喻着自然之性和纯洁的爱情。

贾宝玉前世乃是赤瑕宫中的神瑛侍者，林黛玉是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得神瑛侍者日日甘露灌溉，绛珠草方得修成人形，故报以一生的眼泪。“木石前盟”是前生定下的缘分，自然、质朴。他们今生爱情的注定性，在于他们共同具有的天生性灵，这也决定了他们拥有不迎合世俗的反抗精神。他们逆时代潮流而行，反世俗与功名的心灵契合，根源于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童子之心的保持。而“还泪之说”像是一个诺言，将还未发生的情感推向高潮，同时也在一开始就注定了爱情结局的悲剧性，泪尽魂销，为爱而逝。

《红楼梦》中“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对立与冲突始终贯穿着全文，“木石前盟”更看重情感的自然性，质朴性和前定性，充满原始的本真气息；而“金玉良缘”则更具世俗性、摇摆性、可选择性，在于后天的刻意撮合。“金玉良缘”不过是世俗的贵族婚姻的象征，合乎封建社会传统的“理”的规范，但缺少“情”的内涵。薛宝钗作为正统思想的化身，与贾宝玉结合不仅仅出于爱情，更重要的两家的利益。薛王两家自是门当户对，一荣俱荣，互相遮饰，哪怕折了通灵宝玉，“金玉良缘”也是必须成全的。相比之下，宝黛的爱情质朴、坚贞、自然天成，在互相给予爱的过程中渗透着生命个体对真实自然的追求。宝黛的爱情最终以悲剧收尾，也收到了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从而凸显出以“情”反“理”的斗争精神。

2.儿女真情

李贽在“童心说”强调“绝假纯真”，此“真”一是内心真实情感的抒发，二是内心真实情感毫无掩饰地抒发，“真”是李贽的精神追求。[14]“真”是“情”的基本特征也是本质特征，曹雪芹将以“情”反“理”的斗争升华到了至真的境界，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晴雯、妙玉等众多坚守真我的形象，尤其是创造了宝黛真实细腻的爱情，寄托了自己的理想。

曹雪芹曾指责以往的才子佳人小说，“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真情发泄一二”。[1]9曹雪芹描写宝黛的爱情真实细腻，完全渗透在日常的生活形态中，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散发着“儿女真情”之美。“木石前盟”使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人初见时便含情脉脉，以“情”观“情”。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澄澈如初的相遇，更多了一层“情”的灵气。宝黛的日常相处中，时时处处透露出的是两心相契。其间虽有喜有悲，有猜忌，有琐碎，曲折波澜中流露出的是满满的绵绵爱恋。无关风月，不落俗套，这复杂细微的情感纠葛，正是一种至真至情的境界，有血有肉，富于生活情趣，开掘了儿女真情的新境界。可以说在传统的中国文学中，还未见过如此真实细腻的两情描写。

李贽曾在理论上对才子佳人真挚爱情的理想明确提出肯定，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史上，他是第一个提出男女平等，赞扬自由爱情的人。[15]22李贽对于真情的追求，也影响了后世对于自由爱情的追逐。而曹雪芹笔下的先天性灵的儿女真情，真实细腻的儿女生活情态，将李贽对“真”的追求在文学中体现的更丰富和具体化。宝黛“至真至情”的爱情形态，符合曹雪芹“大旨谈情”，“为真情发泄一二”的本意，他们的爱情境界也彰显了震撼心灵的魅力。

三、葆有“童心”的叛逆者贾宝玉

现在看来没有直接的证据可查曹雪芹是不是受到李贽的影响，曹雪芹本身就没有什么资料可查，留给世人的就是一部《红楼梦》。但我们从《红楼梦》的思想境界和意识形态出发，发现与李贽的思想有很多地方相契合。此书的中心人物形象都是青少年，并且从文本中，曹雪芹创作的这一叛逆的“真人”形象——贾宝玉与李贽在各方面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同样对现实世界强烈相抵触，时代不容纳他，他也绝不屈从于时代，可以说贾宝玉就是李贽“童心”的一个化身。[15]225

曹雪芹对李贽思想的继承首先有一个旁证：即贾宝玉在第三十六回曾攻击过朝廷那些“文死谏，武死战”的官员，这个被封建统治者提倡的最高伦理道德标准，在贾宝玉的眼中就是混账话，这话原是曹雪芹从李贽的言论中借来的。李贽和贾宝玉抨击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最高伦理准则的“文死谏、武死战”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6]37

其次贾宝玉和李贽都是反抗伪道学的逆子与浪子。《童心说》一文揭露了伪道学的虚伪丑恶，“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乃假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7]99李贽将几千年来奉为“圣人”的文人思想家和士人口中的所谓的“仁义道德”批驳得体无完肤，他要打破封建思想对世人的桎梏。李贽与假道学争锋相对，但同时他也是肯定真人、真学问的。真正的圣人，纵然不读书，童心自在，纵然多读书，也可护住童心不失。[7]98在他的心里有着顽强的圣人意识，对真正的儒学有最清醒的理性和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这一点上贾宝玉与李贽相似。贾宝玉生活在一个已非常僵化腐朽的时代，他的性格与大环境猛烈冲突。宝玉执着地按照自己的内心去开辟自己的世界，追求自己的乐趣，鄙弃传统的伦理道德，鄙弃功名，在他看来除四书外其他的经书皆是伪典。他也将宗法家庭赋予他的责任与义务统统抛到身后，并且他不合礼法地定义他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那就是“护法群钗”。这是他对真性追求的一种外化与寄托，最终他以出走的方式叛离了传统。宝玉与李贽同样与宗法、礼教进行了勇敢的挑战，同时也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坚持个人的价值追求。

贾宝玉追求“真”，首先是对“真我”的提倡和追求。率性而为，是谓真人，“童心说”倡导真人、真事、真学问。“绝假纯真”，是做人最重要的品质。贾府的统治者们表面上看来“富而好礼”，重伦理道德，但实则鸡鸣狗盗，尔虞我诈。而宝玉的一言一行皆发自内心，对长辈于细节处见真心，与左右逢源的凤姐鲜明对比；对爱情坦诚相待，表露真心；视袭人、晴雯、茗烟等下人如朋友，诚心相待。他也敢于正视自己的人性缺点，自视为“浊物”，见了女儿方可清爽。宝玉就是一个纯粹的真人，坚守内心的挚爱，坚守本真的自我，“是人类文学史上最纯粹的一颗心”。[16]

曹雪芹的创作由“童心”生发而又表现出更多超越性，他不仅继承了“以情格理”的思想，更体现了对人生命价值的新追求。宝玉是“情不情”，不仅对有情的人报以真情，对一切无情之人和物也同样以真情回馈，在他的灵魂中有一种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博爱思想。[4]8宝玉把“护法群钗”作为一生的事业，这也是作者独到的地方，它不仅仅是要把贾宝玉写成一个具有童心之人，更在于从中反映出的对人与人之间平等、真诚相待的一种美好的愿景。不要功名富贵只在乎人，他的世界是以“人”为中心。主张按个人的自由意志行事，“晴雯撕扇”这一情节便是最好的证明。以一颗无差别之心对待他人，宝玉身上的自由平等观念是红学界公认的，在他的言语行为中已可见其重人权的思想萌芽。不仅仅是宝玉，黛玉、晴雯、司琪、鸳鸯等人也朦胧地具有人权的意识，虽结局凄凉，但也捍卫了生而为人的尊严，这也是《红楼梦》的不同凡响之处。

四、大观园中的女性“童心”群像

贾宝玉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了，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变出三样来”。[1]809这是贾宝玉在书中对女子的评价，也反映了小说中女性不同的三种类型。李贽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闻见道理”愈多，童心也渐渐失却，“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也”。[7]98“宝珠”到“死珠”再到“鱼眼睛”，便是一个人在世俗的影响下不断失去童心的过程。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闺阁昭传”，塑造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其中黛玉、晴雯、妙玉、芳官等人都是具有“童心”的纯真之人；而像薛宝钗、袭人等人则是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理”多于“情”，少一分灵气的女子；赵姨娘这等人则是即宝玉口中的“鱼眼睛”。

晴雯是全书中着墨较多的婢女形象，虽出生贫贱地位低下，却也自有本色。在第八回第一次出场时，与宝玉的对话便显示出其性格的直爽，性情近于黛玉，爱使小性子，也是率性之人。尤其在第三十一回言语中顶撞宝玉、影射袭人那一情节，是对晴雯浓墨重彩的性格特写。曹雪芹把晴雯对袭人的妒忌，和对贾宝玉深深的依恋展现得淋漓尽致，最后“撕扇子作千金一笑”，正是“童心”所在。身为下人没有奴颜婢膝之态，对主子无曲意逢迎，对同伴无虚情假意。坦率刚强，又如孩童般任性，敢爱敢恨。[17]613

论思想的复杂性，薛宝钗在“十二钗”里首屈一指，她算的上最富争议性的一个人物。不管她是否善良、大度，还是圆滑、虚伪、做作，无可否认的是薛宝钗是一位符合封建道德标准的女子。有才、有貌、有德、有言，不仅对自己有严格的标准，对他人也是时刻提醒劝诫。出自封建大家族的女子从小便接受了这些封建妇女的道德规范，守礼不逾矩，会处世会交际。但同时也是“童心”受碍的年轻女子，和同龄人比，显得成熟而少有灵气。灵魂中先天的“理”的存在，慢慢扼杀她的天真烂漫，成为大观园中“理”的代言人。宝钗在大观园中的劝说活动，形象诠释了明清文化专制以“理”杀人的特质，[18]面对宝玉这块“顽石”，宝钗执着地由浅入深，情理结合，苦苦相劝，实际上体现出的就是封建专制对人欲和理想追求的扼杀。

赵姨娘则是曹雪芹笔下塑造的市侩又丑恶的形象，也是《红楼梦》里最丧失“童心”的一类人。赵姨娘是一个可怜又可恨的人物。可怜之处在于她作为小妾地位卑下，深受欺凌压迫，自卑又要强；可恶之处是她的内心由一个弱势者的怨愤导致自私的嫉恨，出于妒忌和私心，用狠毒的巫蛊之术欲谋害宝玉和凤姐。[19]这样一个粗俗猥琐，相貌亦不佳的人，能成为贾政之妾，可想的确是有些手段的。赵姨娘令人生厌，但曹雪芹创作这一人物意蕴深厚。在她身上，主性和奴性都体现得很鲜明。造成这样的性格一方面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还有她的天性。曹雪芹通过这个人物形象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也展现了人性丑恶的一面。就是在这样真假、善恶难辨的时代大环境中，曹雪芹更加渴望真挚的性灵之心，用人物生命的逝去、性灵之爱的溃败，发出对人性真实的呼唤。

五、结语

李贽“童心说”对《红楼梦》人物创作思想的影响体现为：表现人物的真实心灵、自然感情和个性解放意识。首先文中大多数重要人物形象都是十五岁左右的青少年，年幼的少男少女们才能如此活泼任性，言行举止间充满童趣，是沉闷、僵化的封建社会的一抹亮色。二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人物创作在思想上继承了李贽以自然为美，抒写真实人生的文艺思想。《红楼梦》中对女子闺阁生活有大量琐碎细腻的描写，从诗词歌赋到打闹嬉戏，这与李贽“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的命题相契合，还原人的真实自然的生活状态。三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人的“性灵之爱”为中心线索，体现作者对于性灵之心、纯真之情的追求。在继承李贽思想的基础上，曹雪芹的超越性在于贾宝玉、林黛玉、晴雯、鸳鸯、芳官等人的身上还具有了封建末世的时代新因素——自由平等的人权思想。他们是重“情”不重“理”的代表，只有情深情浅，无高低贵贱，晚明以来以“情”格“理”的思想和李贽的个性解放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最好地体现。

《红楼梦》在创作方法上坚持“真”的原则，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相结合，写真文，道真事，反映真实社会。作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曹雪芹写出了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人的真实面貌，一部分人想要摆脱束缚追求真我，另一部分人想要努力适应那样的社会大环境求得生存，追名逐利。“字字吟来都是血”，曹雪芹对这个腐朽没落的时代进行真实地揭露，大观园便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写“情”的传统，“真”是“情”的本质特征。尚情尚真思想在阳明心学的影响得以重新发现，尚实的清代学者文人虽然对心学持以反动态度，但在思想上无不深受其影响。曹雪芹本着一颗“真心”，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童心说”，通过精妙的人物描绘将“情”描写得真挚动人，丰富了“童心”的具体内容，以至真之情将以“情”格“理”的斗争发展到了极致，初具新的生命价值内涵。李贽的“童心说”对后世影响深远，从明清至五四，乃至当代文学，都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文学即人学，“童心”作为“最初一念之本心”，以纯真、自然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也用最真实的内心去体验生活，所以它是最接近文学的审美本质，也最接近人的本质。

参考文献：

[1]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6-9.

[2]张维华.《红楼梦》写作的历史背景[J].文史哲,1955,(1):11-12.

[3]杜景华.晚明文学思潮与《红楼梦》[J].红楼梦学刊,200,3(3):7.

[4]张锦池.李贽的“童心说”和曹雪芹的《红楼梦》[J].红楼梦学刊,1983,(1):2,8.

[5]蒋国保.儒学的民间化与世俗化——论泰州学派对“阳明学”的超越[J].南京大学学报2007,(6):95.

[6]许苏民.李贽的真与奇[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8:17,37.

[7]李贽.焚书·续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98-99.

[8]柳旭.汤显祖与泰州学派[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6):60.

[9]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D].天津:南开大学,1995:258-298.

[10]傅承洲.冯梦龙与明代哲学思潮[J].中国哲学史,1995,(6):51-52.

[11]陈居渊.清代性灵说与王学[J].文史哲,1994,(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