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敏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一、诗酒传统的渊源

纵观中国文学史，诗与酒的结合早在《诗经》时期就已形成。《诗经》的风、雅、颂中都有对酒的描写。“微我无酒，以敖以游”（《邶风·柏舟》），“朋酒斯飨，曰杀羔羊。”（陈风·七月》），“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恰比其邻，婚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经·小节南山之什》）。“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吴不敖，胡考之休”（《周颂·丝衣》）。到汉代时酒便逐渐成为了文学艺术的主题。邹阳、扬雄各自作有《酒赋》。汉代乐府诗以酒为题的也不乏其例，如《鼓吹曲辞·将进酒》诗云：“将进酒，乘大白。”《杂曲歌辞·乐府歌》诗云：“春酒甘如醴，秋醴清如华。”借助于咏酒之作，人们抒发了对人生的感悟，对社会的忧思，对历史的慨叹。酒深深潜入人们心灵深处，从而使酒的内涵随之广为扩展。汉末以后，酒成为诗词歌赋的恒定主题。建安时期，诗人借酒抒发理想，表现进取精神。曹操的《对酒》、《短歌行》慷慨激越，深沉雄壮，表达出一个政治家的豪迈气概和博大胸襟。曹丕博通经史，雅好文学，提倡创作，常与文人名士诗赋唱和，其《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秋胡行》等都是记宴饮游乐的诗歌。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乱不安，许多文人死于非命，于是他们纷纷借酒避祸，到酒的世界里寻求精神寄托和安慰，所以其时出现了大量与饮酒有关的诗歌，尤其以“竹林七贤”为甚。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1]阮籍酣饮免祸，酒成了他的卫护神。他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也有诗酒结缘的诗篇。“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咏怀诗》其三十四），“清风肃肃，修夜漫漫。啸歌伤怀，独寐寤言。临觞拊膺，对食忘餐。世无萱草，令我哀叹”（《咏怀诗》其十三）。竹林七贤生当魏晋易代之际，故常以隐逸放达之举逃避不测之祸。嵇康的“酒中念幽人，守固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酒会诗》）反映了诗人和竹林诸贤游览隐逸的生活。陶渊明之后的唐宋诗人中，李白被称为“酒星魂”、“酒圣”、“酒仙”。酒为李白和他的诗作增色不少。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咏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生动地描述出李白才气横溢、狂放不羁的个性。李白的千首诗文中，提到酒的有170首，在李白的作品中，关于酒的诗歌随处可见。杜甫的1400余首诗中，有300余首提到酒，他说：“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独酌成诗》）。陆游写饮酒的诗篇很多，有写因感慨世事而痛饮的，如《饮酒》、《神山歌》、《池上醉歌》等；有写报国壮志难酬而痛饮的，如《长歌行》、《夏夜大醉醒后有感》、《楼上醉书》等，有借酒挽回壮志的，如《岁晚抒怀》。他说：“诗情恰在醉魂中”（《梅花四首》其四）。苏轼更是酒文化大家，他直呼“酒”为“钓诗钩”。他的《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寄子由的《馈岁》、《别岁》、《守岁》、《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送春》、《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或抒情，或写意，都是饮酒佳作。尤其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的《和陶饮酒》更是饮酒诗珍品。

综上可知，诗与酒几乎天生结伴而行。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时时洋溢着诗情，处处弥漫着酒香。酒能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诗能增添饮酒时的高雅情调，酒助诗兴，诗借酒力，诗酒相会，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诗酒传统。

二、陶渊明的酒中真意

在陶渊明之前，酒只是作为一种素材被诗人引入诗中，大多数作品只是停留在“酒是酒，诗是诗”的阶段。陶渊明是第一个将酒大量入诗，并把酒与诗、与文人空前糅合的人。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篇篇有酒”未免有些夸张，但这足以看出陶渊明诗中酒出现的频率之高。据逯钦立先生统计，陶渊明140多篇诗文中说到饮酒的共56篇，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可见其数量之庞大。如果陶渊明仅以酒在诗文中出现的数量多而著称的话，那他也就不是真正的“第一人。”[2]45纵览陶诗，酒在其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意义，酒在陶诗中被人格化了。可以说，从陶渊明开始，中国才有了成熟的酒诗，读他的诗，诗中有酒；品他的酒，酒中有诗。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又曰：‘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由此，陶渊明的嗜酒也可略知一二。不仅如此，在陶渊明的诗文中，也有对自己嗜酒如命的记载：“在世无所需，唯酒与长年”（《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五），“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时运》）。《五柳先生传》中写道：“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活脱脱刻画出一个嗜酒如命、恣情放纵的情貌。

然而陶渊明一生钟情的不仅仅只有酒，更有诗。陶渊明的诗歌内容丰富，有情韵深厚的田园诗；有寄托深远的咏史咏怀诗；有情义绵绵的赠答诗；有矛盾徘徊的行役诗。若把他的一生比作“诗酒人生”的话，那么，无酒便无诗，无诗也便无陶渊明。酒与诗是陶渊明的生命之所在，在他的一生中，醇酒与美诗共同演绎着他独特的人生世界。

（一）陶渊明酒中之彷徨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充满篡乱、充满战争的黑暗年代，百姓流离失所，性命难保。文人士子们，虽有报国之心，但无报国之门，虽有做一番事业的决心，却无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

陶渊明受家庭的影响和儒家文化的熏陶，从小就怀有为国家尽忠，实现自己抱负的愿望。陶渊明在20岁左右时写的《咏荆轲》，就充满了骨气与血性，诗人借荆轲的大无畏精神，表达出了自己建功立业的决心：“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在《杂诗》其十二中云：“嫋嫋松标崖，婉娈柔童子。年始三五间，乔柯何可倚。养色含精气，粲然有心理。”在诗中陶渊明自喻为立于山崖的松树，借松树志在长为参天大树，来表达自己想名垂青史的志向。中年时期的陶渊明对自己年轻时候的豪情壮志也是直言不讳，在《杂诗》其五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在《拟古九首》其八中也说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由此可以看出陶渊明“大济苍生”的入世态度。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所处的时代由黑暗混乱走向淳朴清明。然而，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不允许他那么做，那些掌握地方政权的人野心勃勃，在此类人手下做事，或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他们的不义之举。或真心归向他们，但向武力效忠，最终也必当灭亡。在此两难境地，陶渊明选择了做任何事都要合乎正义、合乎真理的圣贤态度，选择了归隐。《饮酒二十首》中有多首诗都表明了陶渊明从彷徨到归隐的心路历程。其四云：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诗人将自己喻为栖身孤独的飞鸟，写出了弃官归隐的决心。另外，还写道：“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饮酒二十首》其六）,“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二十首》其九），“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饮酒二十首》其十）。这些都表明了陶渊明要“归园田居”的决心。但是，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没有忘却世事，他依旧借助诗歌无情地批判了当时颓败的社会风气和黑暗的现实。鲁迅先生说：“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3]在《述酒》诗中诗人用比较隐晦曲折的手法，记述了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篡位弑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整首诗的创作中诗人表达了对篡权丑行的极大愤慨以及对陵零王的同情，同时也表现出不肯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的抗争精神。此诗名为《述酒》，却在诗中对酒只字未提，而是借酒之名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愤懑，更是饱含了诗人“以酒远祸”之意，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自保的绝妙方法。正如温汝能评论此诗时说：“提名《述酒》而绝不言酒，盖古人借以寄慨，不欲明言，故诗句与题意两部相蒙者往往有之”（《陶诗汇评》卷三）。除《述酒》以外，陶诗中还有不少篇章在反应当时的社会现状，如“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二十首》其三），“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饮酒二十首》其八），“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饮酒二十首》其十八）等等，这些诗句都揭露了社会道德的沦丧，也表现了陶渊明自身高尚的人格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卓然独立。

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文人士子们想到了酒，他们纵情于酒，在酒后任情肆意。但是这其中又有多少人是真醉的呢？对于这一点，宋代的胡仔有这样的描述：“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苕溪渔隐丛话》）。[4]陶渊明也是如此，借酒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发泄自己的不满，虽看似“酒后狂言”，但实为“酒后吐真言”。

《饮酒二十首》序说：“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进，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辙题数句自娱。”诗人反复强调自己所说为酒后之言。《饮酒二十首》其十三是最富内涵的一首：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

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

“一士常独醉”，其实醉者貌醉而实醒，醉只是为了避免祸患；“一夫终年醒”，而醒者似醒却是真正的醉酒者，他们小心翼翼，趋炎附势。在此，诗人巧妙地运用“醉”与“醒”，强烈地表现出对黑暗社会的不满与厌恶。在《饮酒》组诗的最后一首中，用“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来结尾，实在是煞费苦心。王瑶先生对这一现象作了更进一步的阐释：“最好的隔绝人事的方法自然莫若饮酒，因为即使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也可以退说醉酒了，请别人原谅，所以他们终日饮酒，实在是一件最不得意的痛苦事情。”[2]59的确如此，一个人若能醉不敢醉，能言不敢言，人生应该没有比这更为痛苦和悲哀的了。

（二）陶渊明酒中之忘忧

古人云：“杯中之物堪以乐，一杯销魂万古愁。”曹操也吟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可见，酒成了排解心中痛苦，消解心中块垒的重要载体，陶渊明也是如此。在他看来酒有神奇的作用：“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九日闲居》）。所以，他便借酒来麻痹自己的身心，让自己遗忘那些现实生活与生命思考中的种种忧伤与感慨。首先，是生活的困苦不得不让陶渊明陷入愁苦之中。陶渊明归隐之后，生活状况每况愈下，当时战乱频繁，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这一切都使得他的生活越发的潦倒困苦。这种生活上的变化在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杂诗十二首》其八、《咏贫士七首》其二等诗文中即可一睹了然，此不赘引。不仅如此，陶渊明在隐居之后，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身体状况也在不断恶化。社会的动荡不安，政治的黑暗腐败又给他的精神加上了一份摧残。在归隐之后的陶渊明要亲自“躬耕于陇亩”，又有农作之苦，这样就使陶渊明的旧疾转剧。“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示周续之族企谢景夷三郎》）“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杂诗》其五）为了忘却这种愁苦与忧伤，陶渊明再一次想到了酒，再一次运用了酒的催化与麻痹效果。他的诗中这种“以酒排忧”、“借酒遗忘”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载言载眺，以写我忧。放纵一遇，既醉还休”（《酬丁柴桑》）。“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饮》）。“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形影神·影答形》）。“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饮酒》其十八），“汎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其七）。诗人赋予了酒一个全新的名称“忘忧物”，此时也许只有这等“忘忧物”才能让他暂忘世间的苦恼，获得片刻的安宁。

死亡的惊惧又让生活本早已痛苦不堪的陶渊明平添了一份愁绪：“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房。严霜结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杂诗十二首》其三）。众所周知，嗟生叹逝乃是自汉末《古诗十九首》开启的人性觉醒的诗吟主题之一。而陶渊明也不止一次地在诗中感慨生命的短暂。“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太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拟古九首》其七）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在酣饮达旦继而酒醒之后对美好事物总是短暂的感慨，对人生短暂的感慨。此外，他还借三青鸟之言，向王母发出了请求：“在世无所需，惟酒与年长”（《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五），陶渊明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延长，可以逃避死亡，但这一切又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便借酒以忘此愁：“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

然而，陶渊明的“忧”不仅局限于此。陶渊明在归隐之后，依旧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国运兴衰十分关心。但世事纷争，社会黑暗又使得陶渊明空有一腔热情，使他“有志不获骋”，忧愁结于心，此时也只有以酒为友，惟酒是亲了，“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十二首》其二）正是诗人当时的写照。

由以上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忧愁来自于多个方面：不仅有生活的困苦，还有身体日渐衰损的悲痛；不单有感慨生命短暂、惊惧死亡的忧愁，更有报国无门，对政治局势的担忧。一个人如何能承受如此多的愁苦，好在陶渊明找到了让他暂忘愁苦，遗忘世事的“忘忧物”、“镇静剂”——“酒”。诚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渊明诗篇有酒，这是人尽皆知的，像许多有酒癖者一样，他要借酒压住心头极端的苦闷，忘去世间种种不称心的事。……酒对于他仿佛是一种武器，他拿在手里和命运挑战。”[5]

（三）陶渊明酒中之快乐

人生有苦就有甜，有悲就有喜，要承受痛苦就该享受快乐，这样的人生才是完整的。陶渊明的人生也是如此，他的一生不仅只有悲痛和忧愁，同样还有欢声笑语，还有人生之乐。“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其二）劳动时，有酒相伴，一解劳作的辛苦；开心时，对酒当歌。酒是一天劳作后的慰藉，乐在酒中，乐在劳作中，乐在归隐生活中。

陶渊明“少有高趣”“颖脱不群”，他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独立与自由的一生：“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并序）“性刚才拙，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正是有这样的心境与志趣，才使得陶渊明不愿与污浊的官场同流合污，决心身居田园过归隐的生活。归隐后的陶渊明怡然自乐，这时怎能缺少酒的相伴，酒作为他一生的知己此时与他共享着他的乐趣与悠然。在归隐初期，他的欢乐已经初露端倪：“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归去来兮辞》）这其中不难看出诗人愉悦的心情，真正体会到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轻松与满足。在《时运》序中言：“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独游，欣慨交心。”还写到：“洋洋平泽，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人亦有言，称心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暮春时节，春暖花开，看到田园中如此美的自然之景，又过着如此恬淡惬意的生活，这一切怎能不使诗人的快乐之情油然而生呢？同样在《和郭主簿》其一中描写了：“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的环境和“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的田园闲适生活，诗中句句透出陶渊明欢乐的心境，读之让人轻松和愉悦。

其实，陶渊明大多时候的饮酒之乐都是在劳作中展开的。劳作虽苦，但劳动之后的痛饮又是让人倍感舒心的，其中的乐趣是无穷的。如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中写到：“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在这里，陶渊明的饮酒不同于“杯尽壶自倾”的东轩啸傲，酒于劳动之后消除了疲劳，这种闲适、劳逸的结合，体现出了生活应有的节奏，使酒更显现出韵味来。《归园田居》其五中写的痛饮则更为热烈：“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其二）饮酒与劳动结合使得陶渊明的饮酒之乐显得更加实实在在，这种掺和着欢乐的酒香从田园向外弥散，飘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之中。对此，梁启超先生评价道：“渊明一生的快乐，都是从勤劳后的休息得来的。”[6]

暮年的陶渊明在饱受生活的磨难之后，终于认清了生命的本质，抛开了世间一切俗物的遮蔽，显露出了自己生命的本然状态，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赤子之心。这时他似乎忘了自己置身于俗世之中，已将自己与天地融为了一体，这时的他是最“真”、最“纯”、最“自然”的。他体会到的只是称心，是欢乐。在《九日闲居》中有：“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馀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这首诗作于重阳节，陶渊明面对满园的菊花，虽已无酒可饮，但他依旧宁静平和，空食菊花，作诗抒怀。他在此抒发了耕读生活的乐趣，袒露了人生的真谛。再看《游斜川》一诗，首句“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读之使人深感悲意，但再看后面的“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又让人看到了陶渊明已忘却生命苦短的忧愁，与众人饱览山光水色，纵情谈笑风生，提壶饮酒，此时的欢乐时光让陶渊明忘了一切烦恼，所有的一切只存在于欢笑中，只存在于美酒之中。

暮年的友情也弥足珍贵。在陶渊明与庞参军饮酒畅谈的日子里，也让他体会到了快乐。在《答庞参军》四言诗中，他先自叙了“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爱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的恬淡愉快的生活，后面又追忆了与庞参军“我有旨酒，与汝乐之”的欢乐交往。在《答庞参军》五言诗中他记叙了与朋友情投意合，真心相待的欢乐时光：“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在与朋友相处的日子里，陶渊明再一次感受到了人性的纯真与至美，他又一次凸显出了本真自然的自我，这是陶渊明的酒杯中溢出的快乐与幸福。

（四）陶渊明酒中之哲理

“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具有深刻哲学思考，这使得他卓然于其他一般诗人之上。……陶渊明的诗，不论是哲理性的，或者是抒情描写之作，常常透露着他特有的观察宇宙、人生的智慧，许多诗都可以看作一位哲人以诗的形式写成的哲学著作。”[7]1

《饮酒二十首》其一：“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陶渊明是用形容植物、草木的形容词来喻说人世间的道理，其实不但是草木植物有花开花落、兴盛和衰败的时候，人生也有花开花落、兴盛衰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永久兴盛或衰败，而是“彼此更共之”。陶诗中所讲的哲理常常是透过他对大自然中种种形象的经验感受来传达的，这些形象不止是限于自然景物，还有人类世界中的事象。陶渊明把邵生的故事当作一个古典的事象，借以证明“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的哲理。其二：“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第一首陶渊明讲的是衰荣无定在的哲理，这一首说的是天道无常和善恶报应的问题。其四：“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己得所，千载不相违。”在中国古代的诗人中，有一些人对人生感到彷徨困惑，找不到一条出路。这首诗所写的，就是他摆脱了彷徨困惑，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的一个过程。陶渊明在这里所写的，其实就是古代儒家的教导“择善而固执”。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几句诗其实可以视为诗人人生哲学的概括。“心远地自偏”的实质，在于人的心灵对外物的过滤，对喧嚣氛围的一种阻隔，对生活环境中丑恶部分的一种鄙弃。诗人以最为淡泊、几乎接近“无我”的心境去体悟自然。其七：“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当草木都青翠的时候，怎能知道谁的秉性是坚贞的，必须等到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别的植物都凋零了，才能注意到松柏的不凋零。当它和一大片树林连在一起时，你并不觉得这棵松树有什么与众不同，当其它树木都凋零了，才觉得这棵松树的不平凡。孔子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孔子的话只是一个概念上的道理，而陶渊明的道理是生活中的体验和感受。

《形影神》三首反映了陶渊明对人生很多问题的思考。《形赠影》中“形”羡慕天地山川的不化，痛感人生的无常，主张以饮酒来愉悦短暂的人生。“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针对“形”的苦恼，“影”主张立善求名以期精神的不朽。“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影答形》）对于“形”和“影”的苦言，“神”代表诗人分别予以解释。它先针对“形”说“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神”用自然化迁的道理破除“形”企求腾化长生的迷惑。对于“影”所主张的立善求名，《神释》说：“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神释》最后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意在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在于精神上要自由，即不为肉体欲望所拘束，也不要为后世的声名，或者别人的赞誉所拘束。不为名利所拘束，也就不为生死所拘束。这就是陶渊明所追求的人生意义。

袁行霈先生指出：“陶渊明的诗不是从抽象的哲理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将生活中的感受升华为哲理，又将这哲理连同生活的露水和芬芳一起诉诸诗的形象和语言。所以他的诗既有哲人的智慧，又有诗人的情趣，隽永厚朴，耐人寻味。”[7]57诚如斯言！

三、陶渊明对诗酒传统的接受

“接受美学意欲造成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从而将所有的事实联系在一起，为理解过去发生的一切提供了一个选择模式。”[8]以现代西方现象学和解释学为哲学基础的接受美学，赋予了文学活动以变动性、未定性和历史性，确立了读者接受和阅读向度这一新的研究视角。运用西方接受美学视域进行陶渊明研究，可谓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维度，开辟出来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开拓出了一个研究奇境。

（一）对先秦秦汉诗酒传统的接受

在中国诗歌的最初阶段里，酒主要扮演着为祭祀活动、政治礼仪、宴饮酬酢服务的角色。从《诗经》的《周颂·丰年》、《小雅·楚茨》、《小雅·鹿鸣》、《小雅·鱼丽》与《楚辞》的《九歌》、《招魂》里，我们可以感觉到，酒在肃穆庄严或者欢乐喧闹的场景中，既有崇高的地位，又显得非常的大众化，而与个体那善感的寂寞心灵仍然隔着一层薄膜。酒题材中的这类诗作，在日后随着酒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历久不衰而继续发扬光大，几乎历朝历代的著名诗人免不了都会参与其中，这类诗作虽然大多语言文字优美，却带有某种特定的实际功能，情感上往往适可而止，较难触动读者的心灵。庆幸的是，同样在中国诗歌的源头里，也能找到另一种与心灵世界关系较为亲近的饮酒题材，能让人置身于一种朦胧忘我的境界中，于是开始尝试通过饮酒来祓除、暂缓心中的烦恼与忧愁。如《周南·卷耳》里的“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遨以游。”（《邶风·柏舟》）。这些诗作的主人翁自我远离那喧嚣吵闹的社会场景，沉浸在大自然之中，写饮酒的同时也使心中的忧愁倾泻出来。这样一来，酒就与愁结下了不解之缘，“借酒消愁”的抒写模式，很快便赢得历代诗人的青睐，其主题内涵不断丰富与深刻，仿佛生活中所有的哀愁都与这一模式契合，最终在饮酒诗传统之中享有根深蒂固的地位。

流传至今的饮酒诗还告诉我们，即使已意识到酒并非万能的解愁良药，但诗人们仍一厢情愿地给予酒很大的认同感，还将它与欢乐之间划上等号，从而引申出“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尤其在觥筹交错的场面中，诗人们意识到欢乐的时光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时，往往会不约而同地发出尽情享用美酒的呼吁。如果再往深一层细加体会，将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及时行乐”之中，早已饱含着诗人对人生无常、岁月不复的无限感慨。《楚辞·渔父》篇通过屈原和渔翁的对话，传达了屈原坚持操守，不愿同流合污、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里面最为经典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名句，象征着中国古代文士的“仕隐”抉择。“仕”是儒家肯定立身价值所提倡的，而“隐”则是道家追求精神自由与解脱的感悟。《渔父》借着含有象征意味的酒，冷静的表达了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为饮酒诗开拓了另一种抒写模式。因此，后世许多文士饮酒诗的主题内涵，都可在《渔父》篇寻找到端倪。陶渊明可说是这种模式的接受者，而且通过他的创作，竟然让这抒写模式成为后代诗人纷纷效法的诗酒传统。

（二）对魏晋名士诗酒风流的接受

提到文人与酒的关系时，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但其实文人和酒的渊源极深，并非从魏晋名士开始，只是在此之前，酒大多只是祭祀、宴饮时的陪客，在生活中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和影响，一直到酒在竹林七贤的生活中占据了显著地位，文人与酒的关系，才得到正视。如刘伶、阮咸、嵇康、阮籍都有许多沉湎于酒的事迹，为人所津津乐道。他们希望用饮酒来忘怀烦恼，以饮酒来远离灾祸。阮籍有大醉六十日的记录，常常借饮酒来逃避现实，发泄情感。沉醉于酒也是阮籍委屈保全自己的方法。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载，阮籍与人相聚饮酒时，往往“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按上去，便共饮之。”张季鹰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既然痛饮酒成了名士的标志或条件，饮酒就变成了一种时尚。“酒鬼”刘伶狂放到在屋中脱衣裸形，以天地为栋宇，以屋室为衣裤的地步。但读他的《酒德颂》，总觉得在放诞之后隐藏着对世事的忧愤。他们嗜酒，想用酒来麻醉自己过于敏感的神经。于是以佯狂与醉酒显示与世俗的不同，把自己和世俗区分开来。生活中离不开酒，但是他们的创作中关涉到酒的仍不多见。直到陶渊明出现，才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大量使用酒字或与饮酒相关的词汇，在诗篇中也呈现出饮酒的丰富面向和境界趣味。关于这点，王瑶说得好：“陶渊明和前人不同的，是把酒和诗连了起来。即使阮籍，‘旨趣遥深，兴寄多端’的咏怀诗底作者，也还是酒是酒，诗自诗的；诗中并没有关于饮酒的境界和趣味底描写。但以酒大量地写入诗，使诗中几乎篇篇有酒的，确以渊明为第一人。”[9]袁行霈也认为：“在诗中集中写饮酒，以致形成一种文学的主题，应当说还是自陶渊明始。”[10]酒已成为陶渊明的生活和文学的标志。只有将陶渊明饮酒诗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完美地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把握陶渊明诗歌，才能真正认识陶渊明其人。

许多研究者认为，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如果从魏晋风流的演变这个角度看，“陶渊明虽然处于魏晋风流的最后阶段，但他绝不逊于那些赫赫大名的风流名士，甚至可以说他达到了风流的最自然的地步，因而是最风流的风流。”[7]39而诗酒风流是魏晋名士风流的重要表现和夺目亮点。陶渊明在诗酒风流方面，亦可谓达到了风流的极致，而且他还将其诗酒人生——其人生艺术与诗歌艺术自然而完美地统一起来，打成一片。这无疑是陶渊明对前辈名士风流主动接受与自觉超越的结果，也正是陶渊明“决不逊于那些赫赫大名的风流名士”的了不起的地方。

陶渊明的饮酒行为、咏酒诗文和他在诗文中显示的独特的艺术个性，构成了他的诗酒传统的完整体系。他的诗酒传统，既和时代风气有密切的关系，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并且完成了对现实人生与社会的诸多超越。诗人写饮酒，意不在酒。写醉酒，未必真醉，更多的是借酒抒情咏志。他诗歌中的醉境和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上的清醒与骄傲，内心的彷徨与超脱，以及化解自身的忧伤，表现了对现实的不满，这均表露出作者自我的情感之真与生命之真，使作者洒落的胸怀、高峻的人格在诗中得以完美地彰显。

陶渊明的酒中真意，无论是酒中彷徨，酒中忘忧，抑或是酒中欢乐，还是酒中哲理，它们对陶渊明来讲都是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更重要的是，酒在他的生命中是他情感的寄托，是他一生的伴侣与知己。流传至今的不仅仅是陶渊明的饮酒之作，陶渊明之精神也会和着酒的醇香飘得更远。换言之，从陶渊明及其诗酒传统被接受的角度评价：在华夏古国辉煌灿烂的文学史上，陶渊明的地位也无人堪比。

参考文献：

[1]郭兴良,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59.

[2]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鲁迅·而已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12.

[4] 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59.

[5]朱光潜.美学文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215.

[6]梁启超.梁启超讲国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297.

[7]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8]H·R·姚斯R·C·霍拉姆.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451.

[9]王瑶.文人与酒[M]∥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45.

[10]袁行霈.陶诗主题的创新[J].中国文化研究,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