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红，宋 珊

（延安大学 党政办，陕西 延安 716000）

文艺下乡，与文艺大众化一起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文学艺术走向民间，融入人民群众的广阔生活，是文艺下乡运动的宗旨，也是广大文艺工作梦寐以求的理想。文艺下乡制度，经历艰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终于在延安时期形成，成为共产党人建设无产阶级文艺、普及群众文艺的重大制度创新。

一、文艺下乡制度的探索

清末，梁启超在对百日维新的反思中，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文学改良思想，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之路。梁氏文学改良思想如同清末百日维新一样，脱离了中国基本实际，只是进行简单的修补，最终昙花一现，但其文学思想中“文言合一”“提倡通俗化”等观点揭橥了文艺大众化的许多基本命题，开始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化大众问题，这些思考成为文艺下乡运动的萌芽，对后来的文艺大众化、文艺下乡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一大批文化精英以改造思想、重塑灵魂为己任，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闯将们狂风暴雨般攻击着封建传统文化，构建着新的文学制度，将文学从殿堂中解放出来，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尤其是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具有平民色彩的文学观念的提出，要求用通俗的白话体描写大众生活的真实情状，如实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书写普通人“真挚的思想与事实。”[1]这标志着精英阶层开始关注非人的生活，揭露着不幸的魂灵，这是文学的觉醒，更是文学大众化的开始。然而，这些精英集团看到的只是愚昧和不幸，以及一声声沉重的叹息，他们无法在思想上情感上与这些苦难的魂灵达成一致或认同，而更多的是凌空蹈虚、一厢情愿的“化大众”。真正开始“文艺下乡”尝试的倒是创作社、太阳社等文学社团中的叛逆者，他们要求到大众中去，获得大众意识，以大众为对象，创造服务大众的革命文学，可是由于势单力薄，随着革命形势的急转，他们的努力也如同一圈圈涟漪，湮没在漆黑的历史中。文艺大众化、文艺下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衍生品，五四知识分子站在打破封建传统文化的角度，思考着文学走向大众，启蒙大众，而大众是一个相对于封建势力的群体概念，由于五四精英的阶级局限性，大众化的触角并没有延伸到工农兵这个占中国绝大多数的群体中。因此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大众化还无法触及文艺下乡的内核，他只是进一步扩宽了文艺大众化的视野，论证了文艺下乡的可能性。

左翼文学运动，是文艺大众化的深化期，也是文艺下乡运动由理论到实践的探索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左翼作家感觉到了文化大众化的紧迫，左联成立之初，就成立了大众文艺研究会，围绕大众化开展了三次大讨论，重点就大众化作品的语言、形式、体裁、技巧等方面进行讨论。除了理论上的讨论，左联还着手进行着大众化的实践，比如发起工农通信员运动,提出培养工农作家等任务，并在工人组织蓝衣剧团、上海方言剧团，深入到农村、工厂演出，扩大文艺在人民大众中的影响，这可以说是文艺下乡运动的初次尝试。但是由于广大工人民众在政治经济处于劣势弱势，整体文化素养偏低，无法从文艺作品中获取对等思想；广大左翼作家的思想感情还未能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妨碍了作家创作更多符合人民群众欣赏水平的作品，特别是在国统区，国民党对进步文艺的围剿，都限制了文艺下乡运动的深入开展，这一制度也仅仅停留在探索阶段。左翼文学时期，无产阶级文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大众化被提升至极高的地位，文艺工作者开始认识到了文艺下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左翼评论家也注重从苏联、日本的普罗文学中借鉴经验，对文艺下乡运动进行思考。这一时期，从理论到实践两个层面对文艺下乡进行了探索，为延安时期的文艺下乡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从清末的文学改良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左翼文学运动，文艺下乡的理论就不断出现在文艺理论家、作家的视野中，并不断付诸于实践，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艺真正走向工农兵还是存在着诸多困难。鲁迅曾经指出：“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需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2]而能做到的就是“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为日后文艺乡积累更多的经验和探索。

二、文艺下乡制度的发展期

抗战爆发后，抗日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如何有效地动员更多的民众投入到抗日洪流中，这也成为当时最紧迫、最核心的问题。文艺下乡，文章入伍，文艺界的有识之士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了文艺，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市成立，它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人伍”的口号。1938年8月20日，柯仲平在《新中华报》上发表《文化下乡去的一个实际问题》，指出“凡有边区这两个字的团体，它的工作只应向着边区的大众化开展”，[3]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艺社团走进军队，走向田间地头，为抗日鼓与呼。同时，文艺工作者也在理论层面积极探寻着文艺下乡的具体举措和路径，比如号召作家为前方将士编写通俗读物，到前线送书报慰劳，比如编写短剧；姚雪垠的《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向林的《通俗读物编刊社的自我批判》和老舍的《通俗文艺散论》当时文艺下乡的代表性论述。

在“文艺下乡”口号的倡导下，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一大批作家纷纷告别书斋生活，走向田间地头，投身到战火硝烟中，扎根到广大民众的生活中。早在1937年8月，以丁玲为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刘白羽为团长的抗日文艺工作团就深入晋东南、晋西北等抗日前线宣传抗日救亡真理；鲁艺学院利用毕业生实习的机会，派遣毕业生到农村、抗日前线去实习。在国统区，一批作家也告别安逸的生活，走向前线，老舍、胡风、王平陵等文协理事组成全国慰劳总会，辗转到前线慰问；作家郁达夫则奔赴台儿庄劳军。在文协等的统一组织下，文艺下乡在实践层面不断深入。由于关于文艺大众化，尤其是文艺下乡的理论探索未能从根本上得到突破，文艺下乡运动未能真正契合民众的审美需求，广大文艺工作者也未能在情感、思想上对民众形成认同，文艺下乡也只能停留在形式层面，其宣传动员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比如“鲁艺”一些学生深入晋西北抗日前线，不少文艺工作者处于“做客”状态，因无法融入军队生活而苦闷；柯仲平反映在慰问演出中，有些节目群众不喜欢；鲁艺搞关门提高的做法，同样也引起了周围群众的不满，老百姓编歌讽刺讲“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指练声），美术系不知画啥”。[4]这些都说明，身份的差异、思想的隔膜，都已经成为影响文艺下乡运动深入发展的障碍。这些都呼唤着着一种理论的创新、一种新的文艺政策的出现，以重新整合各种力量，形成宣传动员抗日的合力，推动革命文艺推动时局的变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担。

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下乡制度的形成

（一）文艺下乡的顶层设计

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和理论准备，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位于杨家岭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会议室分三次召开，在延安的绝大部分知名文艺工作者参加了会议。5月2日的会议，毛泽东对座谈会的目的进行了简单说明，之后进行了讨论发言；5月16日，第二次开会，毛泽东、朱德参加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并不时插话；在5月23日的会上，朱德总司令作了总结讲话，最后毛泽东同志作了总结发言，也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从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观念、方法，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报告着重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服务问题、如何服务的问题，重点论述了革命文艺的地位和作用、工农兵文艺方向、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标准和原则等问题，搭建起了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基本框架，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和确立。

《讲话》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指明了方向，《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等观念，构成了文艺下乡运动的重要理论依据、规范准则。这些文艺观念通过政党政策这一权威形式，规定革命文艺的功能和作用，明确创作工农兵文艺的的举措、路径，以及工农兵文艺的创作和批评标准，为文艺下乡指明了方向。这种理论创新成为文艺下乡的基本遵循，为工农兵文艺确立了基本范式，也激励更多的赵树理这些广大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告别“文坛”的奚落，理直气壮到深入到火热的实践中，创作更多人民大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标志着中国文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成熟，同时《讲话》的许多精辟论述，也从指导思想、举措途径、预期成效等方面对文艺下乡制度进行了设计，标志着文艺下乡制度理论上臻于成熟。

（二）延安文人转变是文艺下乡的重要保障

经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的洗礼，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开始了思想到情感的转变，开始了自我改造，正如丁玲所说的：“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每个问题都谈得那样透彻、明确、周全，我感到十分亲切、中肯。我虽然没有深入细想，但是我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我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地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5]知识分子的集体与旧我决裂，逐渐潜隐了旧我的精神独特性，而转变为工农兵的一员，成为革命机器的“螺丝钉”，有着一致的思想、同样的情感。描摹《画梦录》的何其芳，深受欧风美雨浸染的艾青、自诩传承鲁迅风骨的萧军等延安作家甘心情愿地“缴械投降”，逐步蜕去了“个性”，告别了“小资产阶级情调”，集体转向了工农兵。这种转变，可以使广大知识分子放下思想包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文艺下乡运动中。

知识分子思想、情感的转变，同时也带来创作观念、审美理念的变化。整风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由信奉多元的“五四”文学观念到遵从《讲话》所确立工农兵文艺思想，同时以往的审美经验，创作经验也逐步被《讲话》所确立的文艺标准所取代。这种审美经验、创作经验使作家们自由地吮吸民间传统文化的养料，创作出更多契合工农兵审美习惯与心理的作品，比如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是公认的贯彻《讲话》的经典作品。一元化的思想、趋同的审美经验，为文艺下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某种保障，确保文艺下乡能真正沿着讲话所确立的方向前进。

（三）掀起“文艺下乡”的热潮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1943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广大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明确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他们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积极与工农兵结合，高擎起“文艺下乡”的旗帜，以全新的姿态，投身到文艺下乡运动中，走到工农兵火热的抗日斗争当中去，掀起了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热潮，推动着文艺大众化走向深入。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不久，为响应《讲话》精神的号召，边区文协迅速召集剧协、音协、美协等团体，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筹备文艺下乡事宜，由于整风运动的开展，文艺下乡运动未能成行。但零星、自发的文艺下乡运动已经在延安文艺界悄然展开，诗人艾青、木刻家古元深入“三边”地区采风，收集剪纸等民间艺术作品，真正规模化、有组织的文艺下乡运动，是随着《讲话》精神的宣传贯彻全面铺开。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周扬主持会议，50多位党员作家参加会议，陈云、凯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并做了重要发言。会议着重强调了为什么下乡？怎样下乡？下乡的困难？下乡应该注意什么？对开展文艺下乡提出希望，要求文艺工作者打破做客的观念，“放下文化人的资格”，要“真正去参加工作”，[6]自觉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体验民众的生活。这次会议无论从党中央出席会议领导的级别，还是会议的规模、组织，都是继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又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可以窥视出党中央领导层对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决心。这次座谈会，明确了文艺下乡的目的、具体方式，可以说是对贯彻《讲话》精神的再动员、再部署，也是文艺下乡这一制度的具体化、制度化安排，这次座谈会吹响了文艺下乡运动的号角，一次大规模的文艺下乡运动在各根据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紧接着，该年3月22日，中央文委开会讨论戏剧运动的方针问题，明确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剧运总方针是“为战争、生活、教育服务”。4月2日，鲁艺文学部在大礼堂召开欢送会，欢送30多位同志深入农村部队去；11月27日，西北局办公厅召开大会，欢送各剧团下乡，参加大会的鲁艺秧歌队、民众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青年艺术剧院、部艺剧团、平剧院等剧团，西北局负责人悉数出席；10月20日中央总文委发出学习讲话的通知；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解放日报》作为党的喉舌，也对文艺下乡运动展开高频度的报道。政治运动或会议是推动政策执行的有效方式，通过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动员、会议部署、舆论宣传，依靠声势的营造和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凸显政策的不可抗拒性，来推动更多的力量依照制度所确立的范式执行。文艺下乡运动，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依托政治的力量，推动文艺与工农兵的融合。

在中央的动员下，延安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走向工农兵生活。延安文化界老军团和鲁艺秧歌队八十多人奔赴金盆湾、南泥湾劳军；鲁艺工作团，在张庚的带领下，历时4个多月，走遍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子洲等城镇乡村，演出专场68次，创作大小剧本16个；西北文工团赴陇东专区进行慰问演出，搜集陇东小调80多首，演出了《十二把镰刀》《刘二起家》《边区的一天》等剧目；陕甘宁晋绥五省政治部宣传队赴“三边”地区37个单位演出，历时136天，演出106场；民众剧团深入关中分区，演出戏剧62次、秧歌剧15次。在“文艺下乡”的热潮中，广大文艺工作者更是不甘人后，争先恐后地深入工农兵去，作家丁玲、欧阳山赴陕北靖边县新城区民办合作社体验生活；诗人艾青、萧三、塞克赴南泥湾走进部队；作家陈荒煤赴延安基层工作；柳青带着一封“长期在农村做实际工作”的介绍信，到米脂县民丰区吕家崄乡政府任文书，一住就是三年；高原等同志准备去陇东；孔厥到吴家枣园学习。这些作家到工厂、农村、军队，不是以公家人身份去下乡，更不是去“做客”，而是作为普通群众的一员，参加火热的劳动实践、接受工农兵群众再教育，也推动着群众文艺运动的发展。

随着文艺下乡运动的深入，广大文艺工作者对人民大众思想上逐渐趋于一致，情感上更加认同，更能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去观察生活、思考问题，也更加熟悉民众的语言，了解民众的审美习惯，一批歌颂新生活、歌颂工农形象的艺术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创作了描写先进英雄模范人物的报告文学《田宝霖》，欧阳山的报告文学《活在新社会里》，柳青的小说《三垧地的地主》、长篇报告文学《一个女英雄》，都是取材于农村生活，歌颂了边区的新生活，赞美了抗战时期农村涌现出来劳动英雄。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的《南泥湾》，产生于在南泥湾劳军时期，歌颂了南泥湾发生的巨大变化。陈荒煤的特写《模范党员申长村同志》、师田手的特写《李位和其他五个劳动英雄》《开荒英雄霍殿林》、陈学昭的报告文学《访马杏儿》、马锋的报告文学《张耿风运动的热潮》、纪叶的特写《模范炊事员周良臣》等，《白毛女》等经典型作品，这些都是来源生活实践的作品。

延安时期，文艺下乡这一制度完成了理论的建构、规则的形成，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从理论到实践都走向成熟，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为推动文艺真正走向人民大众，纠正五四以来文艺脱离民众、脱离实际的弊端，使得文艺真正走向了大众化。

四、文艺下乡制度的影响

文艺下乡，是抗日时期革命文艺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践行毛泽东文艺思想，推动工农兵文艺发展，实现文艺大众化的重要制度。这一制度，对后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文艺下乡运动推动文化普及，促进了群众文艺的发展。服务工农兵，提升广大工农兵文艺素养是文艺下乡的首要目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文艺工作队伍深入农村、军队，融入民众生活，宣传革命知识，演出《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小放牛》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丰富了民众文艺生活，提升文化素养。文艺下乡过程中，推进群众积极参与文艺活动，甚至直接参与了剧本创作、修改，客观上推动农村文艺发展，比如《白毛女》曾在延安各单位相继演出，先后达到三十多场。《解放日报》曾这样报道《白毛女》的演出盛况，“每至精彩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痛处，台下总是一片嘘声。有人甚至一幕至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散戏后，人们无不交口称赞”。[7]同时，在演出后根据群众的意见，不断对剧本进行修改。人民群众对于文艺创作、文艺演出的热情和参与，尤其是情感参与，极大地强化了文艺演出效果，一些乡村看完《白毛女》后，很快发动群众开展了斗地主、分田地，反恶霸斗争，一些战士看完演出后，纷纷要求为杨白劳、喜儿报仇，上战场杀敌。同时，文艺下乡运动，也推动群众文艺的发展，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帮助下，秧歌运动在农村兴起，工农兵群众自己组成的秧歌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陕甘宁全区有各类秧歌队949个，平均每1500人左右就有一个秧歌队，形成一种“全民狂欢”之势，成为团结敌人、教育敌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以秧歌为代表，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在文艺下乡运动的推动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重新焕发了生机，推动民间文艺的繁荣。

其次，文艺下乡运动推动了知识分子转变思想，灵魂重塑，成为其艺术生命中宝贵的财富。在文艺下乡运动的组织下，广大作家、文艺家在《讲话》的指引下，深入工农兵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克服了生活习惯、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与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锻炼了思想，转变了情感，完成自我的改造，获得了新生。同时，在参与轰轰烈烈的文艺下乡运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为日后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柳青扎根米脂县农村3年，在其《转弯路上》中详细记载了自己的文艺下乡的心路历程，由“表现冷淡、厌烦”转变成“知疼知热的伙伴”，[8]三年农村生活的历练，使他完全成为有文化的农村人，完全可以站在农民的角度、用农民的思维思考问题，这也是其农村题材作品炉火纯青的重要原因。丁玲在《陕北风光·校后感》中这样描写自己心路的转变——“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9]经过艰难的思想转变，彻底转变为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文艺家，为其日后创作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奠定了基础。陈学昭在晚年时期依然怀念文艺下乡这段经历，她说“我心里从来没有忘记毛主席的《讲话》，也没有忘记下乡”，[10]直到1949年，还到杭州郊区茶区体验生活，创作了长篇小说《春茶》。文艺下乡，走向人民群众，深入火热生活实践，已经由一种由组织的行动，逐步转变为艺术家自发、自觉的行动，成为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宝贵财富。

三是文艺下乡运动，推动文艺大众化真正意义上实现。文艺大众化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文艺理论家思考探索的主要课题。晚清文学改良以来，关于文艺服务大众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文艺大众化的努力一直在低层次重复、低水平徘徊。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文艺下乡运动的开展，才从理论到实践，全方位完成了文艺大众化建构，文艺才真正告别了五四以来欧化语言和欧化风格，从庙堂走向民间，从精英走向了广大工农兵。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实现，也标志着文艺下乡这一制度的完全形成。

文艺下乡，作为我们党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繁荣农村文化事业的重要制度，在建国后坚持并不断完善，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对文艺需求日趋多元化，文艺下乡不断创新形式、提升水平，赋予其新的功能，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应有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化创作”，[11]这为新时代文艺下乡指明了方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火热的生活，才能创作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才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参考文献：

[1]周作人.平民文学[J].每周评论,1919-01-19(5).

[2]鲁迅.文艺的大众化[J].大众文艺,1930,2(3).

[3]柯仲平.文艺下乡去的一个实际问题[N].新中华报,1938-8-20.

[4]艾克恩.延安文艺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5.

[5]丁玲全集:第10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6]凯丰.中央文委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N].解放日报,1943-03-13.

[7]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771.

[8]柳青.柳青专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14-15.

[9]丁玲全集:第9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10]程远.延安作家[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206.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17,2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