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鸣锴,黄子珍

(1.中国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2.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1 引 言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性观点。这其中比较重要的理念就是处理外交关系的义利兼顾、德力俱足、负责担当的“正确义利观”。此观念在“一带一路”中已深入践行,开创中国与沿线国家友好合作的新境界。

2 “正确义利观”的思想资源

2.1 儒家义利观

义利关系是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上常常触碰的话题,也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思想家们对于义利观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从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述,久而久之,产生了来自各方的“义利之争”。思想家们对义利观的讨论始于先秦时期,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儒家义利观。就儒家义利观来说,在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孔子、孟子和荀子那里有典型的表现。

孔子一生极其强调“义”,认为义乃君子的立身之本,是行为的最高准则。故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孔子还将义与利相对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于“利”一字,孔子很少谈及,因为在他看来,“放于利而行,多怨。”

孟子尚义反利,比孔子更甚。孟子认为,所有举动必须把“义”当作准则,其他因素可以暂不考虑。如果单单只谈一“利”字,则百害而无一利,这一定会引发危机,因为“利”本身是矛盾的,而“义”是谐和的。孟子认为“利”在“义”中。当“义”与“利”发生冲突之时,最正确的做法是摒弃“利”而保住“义”。

荀子认为,义、利二者都必不可少,故之曰：“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人没有不好利者,义和利是人所共有的。人对利的欲望是不可能抹灭的,但需要强调的是必须让好义之心胜于欲利之心。

由上可见,孔、孟、荀都特别强调“义”的重要意义。孔、孟在义利观问题上都持有相同意见,认为“义”为“利”的前提,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要弃利取义。荀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利”存在的必然性,但始终坚持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观点。

2.2 新中国开创性的外交是“正确义利观”的直接来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的外交准则,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既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又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财力紧张、物资匮乏,但我们毅然决然地展开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且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不曾止步。1963年,号称“穿白大褂的中国天使”援非医疗队抵达阿尔及利亚,中国完成了之前向非洲及世界的宣告。这是中国的第一支援外医疗队,自此之后医疗队逐渐扩大,成为非洲大地上的中国名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政府对外援助也迅猛发展。中国政府主动参与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和合作论坛并积极承担责任,种种行为无疑是中国外交重义轻利的生动写照。

3 “正确义利观”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解读

3.1 习主席“正确义利观”的提出和明确

习总书记在任期以来,不断创新和发展新的外交理念,其中,“正确义利观”的形成既富含了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又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为其注入了新的内涵。所谓“正确义利观”,就是要在外交方面以公理正义为导向,绝非一味地追求利益。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中,中国秉持着“先义后利”的原则,以对方国家的需要为重,尽可能地向其提供支持及援助。“义”反映出共产党人民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信念,即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利”则代表要遵循互利共赢的准则,“双赢”才是中国在外交关系处理中把握的方向及目标。

习主席在2013年3月访问非洲三国期间,首次提出要坚持 “正确义利观”。强调中国会在国际交往中积极促进与发展中国家协同发展,对发展落后的国家给予支持和帮助。2014年7月习总书记在韩国首尔大学发表演讲,进一步深化正确义利观,强调中国将始终做“维护和平、促进合作、虚心学习”的国家,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同年11月的中央外事会议中习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将“正确义利观”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强调“义利兼顾”,积极向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支援,实现“弘义融利”。

3.2 中西义利观在国际关系中的比较

中西方义利观的差异源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因而在本质上存在着很大区别。以美国为首的众多西方政客,指责中国对非洲当前的政策,给中国扣了一顶大帽子——新的殖民主义者。美国原国务卿希拉里声称中国买走非洲大量资源,对非洲展开殖民式掠夺。众所周知,最早踏进非洲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国家。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大家有目共睹,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宣布支持援助的国家。包括之后种种中国对非洲的友好与帮助,更是赢得了非洲国家的信赖与爱戴,这是西方国家很难磨灭的。

与西方国家加盖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政策相比,我们通过国际比较的方法,事实显而易见,无须辩驳。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零和观”“利益至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等理论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然而,中国在对外关系处理上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义利观,重视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又或是贫富,中国采取一视同仁的方针政策,与各个国家积极外交,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同“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合作时,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注重“授人以渔”的理念,帮助对方筑巢引凤。

4 正确义利观在“一带一路”中的践行

4.1 坚持以义为先

“一带一路”道路建设,不单纯只是输送贸易往来,它更是一条思想文明的互通之路。它不仅给亚欧各国提供了良好的商务合作渠道,而且对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人民来说,这更像是一条加强双方交流、实现文化融合的深情之路。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发起国,中国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义为先”的原则。

坚持“以义为先”,关注沿线国家人民的就业问题。无论对于沿线国家还是全球来说,“一带一路”对就业环境的改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美欧的复杂局面受就业影响较大,就业问题解决不当,会使得政局不稳,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随着劳动人口的急剧增长,丝绸之路沿线一些国家可能面临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短期就业挑战,而“一带一路”的建设将有力地解决沿线各国就业危机。截至2016年第四季度末,中国企业为沿线国家创造了18万余个就业岗位。

坚持“以义为先”,加强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在2017年5月15日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未来3年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资金不少于600亿元人民币,将20亿元人民币作为沿线发展中国家粮食不足的应急资金。且鼓励在沿线国家实施三个“100”项目,分别为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向相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与有关组织齐心支持惠及沿线国家国际合作项目并推动其发展。

4.2 遵循取利有道

在“一带一路”的实践过程中,中国遵循取利有道的原则。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较于美国的来说,更像是一种无偿的馈赠,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虽主要为赠款,但主要资金都用于购买最终产品,而这些最终产品又多来自美国。该计划最初的用意在于后期将消费方向转向重建所需物资。众所周知,消费品较于基建物品属于下游产品,其最终并不会对欧洲经济做出贡献。

而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则是将基建投资作为上游产品,弱投资于国外,这期间所产生的引致产品则是致力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而非中国国内。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推进,这些“上游产品”能够给中国带来众多国外资源渠道,这对于中国经济某些能源议价权的以往发展不足来说,无异于一大回补劣势的新机遇。诚然,中国国防实力的扩张外延程度也会随着对各国投资的逐渐增加而加大。不难看出,如果中国谨慎把控基建投资的风险程度,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将会产生超过美国国债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更专注于亚欧各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在此战略的践行中真正遵循了“取利有道”的原则。

4.3 追求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坚持追求互利共赢的原则,“贸易”使重启的丝绸之路仍然承载着两千年前的传统职能。而且贸易,本就是互利共赢的初始形式。除了单纯的商品贸易交换,“一带一路”最大的影响是刺激双方经济的发展。这种刺激不是封闭的,它会产生各种外溢效应,而正向的外溢效应能提升生活质量。例如,2011年中国大型女士鞋品生产商华坚集团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建厂,为埃塞俄比亚创造了6000多个工作岗位。宏观来看,华坚集团用较少的投资成本创造了经济效益,而对于埃塞俄比亚而言,这有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改善了生活质量,提高了生活水平。

可见,“一带一路”倡议的“初心”是互利共赢、共同进步,在战略推进的几年间,一个又一个的项目实施将设想变成现实,而又使得现实日益丰满。“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契机,让中国参与到全球竞争当中,同时也给沿线国家创造了更多机遇,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互利共赢的目标。

[1]张岱年.张岱年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417.

[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317.

[3]秦铁柱.汉代义利观与社会实践[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0：9-10.

[4]李海龙.论中国外交之正确义利观的内涵与实践[J].理论学刊,2016(5):132-137.

[5]毛小菁.中国对非援助之路[J].经济,2011(10):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