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遥

(广西大学 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劳动力涌向城市,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核心动力。受北京虹吸效应的影响,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截至2017年年初,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 2173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86.5%,控制人口规模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关键环节,也是推动北京朝着四个定位方向发展的核心。然而近年来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工资水平不断上升,中国人口红利渐渐消失(蔡昉,2002),[1]劳动力成本问题引起了多方的关注。对于劳动力成本的内容应如何界定和度量、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因素、劳动力成本不同组成部分上升幅度等问题,不同机构和研究者各执己见。国内学者提出,劳动力成本指的是企业在雇用一定数量的社会劳动力时所支付的全部费用(殷建平,2010),[2]劳动力成本包括了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并表明员工的生活成本上升也会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张本波,2008)。[3]劳动力问题都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换言之,人口红利也在渐渐消失,人口赤字越来越显著(李国正,高书平,2017)。[4]尽管有较多劳动力成本变动的影响,但针对人口疏解对不同主体劳动力成本的影响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结合首都人口疏解背景,探析人口疏解引起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动对企业以职工工资为主体的直接劳动成本和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间接劳动成本的影响,以及对劳动力成本变动趋势的影响机制,对研究劳动力成本问题乃至整个劳动经济学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研究有如下两面的研究意义：一是理论价值：基于企业劳动力成本理论,探求首都人口疏解背景下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力年龄结构失衡、服务业劳动力短缺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作用机制,对解释和预测企业劳动力成本变动趋势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二是实践价值：基于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背景,探究人口疏解对企业不同主体的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对于提供劳动力成本上升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应采取的应对策略,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2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劳动力成本的研究集中在对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上升前因、劳动力成本与产业升级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的影响四个方面具体如下：一是将劳动力成本分为一般劳动力成本和相对单位劳动成本。一般劳动力成本的研究分为横向比较研究(Goldberg,Pavcnik,2004)和纵向比较研究(Barnard,1997；Lee.Young,1999)。其次是对相对单位劳动成本及单位成本与经济增长和竞争力之间关系的研究(Turner and Van’t Dack,1993；Golub and Hsieh,2000)。二是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多学者认为工资、物价和劳动力市场等是关键前因条件(Antonio Avalos；Andreas Savvides,2006；Jun Zhang,Xiaofeng Liu,2013)。三是劳动力成本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一方面，劳动者报酬增加推进产业升级(恩格尔,1857),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倒逼产业升级(Jonathan Anderson,2005)。四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就业、对外贸易三个方面的影响(Amita Batra,ZebaKhan,2005；James Harrigan,Haiyan Deng,2008)。

国内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晚,侧重点主要是集中劳动力成本内涵、劳动力成本变动因素、劳动力成本变动影响、劳动力成本变动趋势等方面：一是劳动力成本内涵的研究：在把握劳动力成本内涵和基本内容时,应注意区分劳动力成本与劳动报酬,劳动力成本不仅要核算直接与显性成本,而且还要核算直接与间接成本(贺聪,2008；张本波,2008；林炜,2013)。二是关于劳动力成本变动的因素的研究：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市场需求推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教育成本加大、行业利润不平衡等都会导致劳动成本快速上升(廖骏,2007；程萍,2012)。三是劳动力成本变动影响的研究：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必然的社会趋势且不可逆转,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蔡昉,王美艳,2007；阳立高,谢锐,2014；蔡昉,2016),大幅度产业转移势在必行(都阳、曲胡,2009；阳立高,2017)。四是劳动力成本变动的趋势研究：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劳动力成本将保持持续上升趋势(张本波,2008；殷建平,王倩,2010；魏国华,2012)。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关于劳动力成本变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以及前因后果等方面,观点尚未聚焦,且很少有学者从人口疏解视角出发系统性地劳动力成本问题。因此本文将重点探析首都人口疏解对企业以职工工资为主体的直接劳动成本、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间接劳动成本及劳动力成本变动趋势的影响,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总结出政府与企业应对的策略。

3 人口疏解对劳动力供求变动的影响机制

市场供求均衡理论认为,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高低由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需求一定的前提下人口疏解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从而影响企业劳动力成本。

首先,人口疏解引起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变动。劳动力供给变动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供给数量减少。尽管当前北京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但主要与外来人口的长期持续性大量流入有关,未来也需要外来流动人口的补给以维持或满足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人口疏解会造成供给数量的减少。伴随着人口疏解进程,劳动力供给减少,预计在“十三五”末期,人口疏解可能会导致未来劳动力供给紧张加剧,造成劳动力“总量荒”的现象。二是劳动力年龄结构失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14 岁以下人口比例在2010年急剧下降为8.6%,2011年后略微回升,至2013年达到9.5%,但仍然低于15%,属于超少子化水平,由此可以推断劳动力储备在未来会显著减少。此外,外来人口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北京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根据“六普”数据的调查,北京市16～34岁常住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总量的比例达52%,在北京劳动力市场居主体地位,由此可以看出,人口疏解还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年龄结构性的失衡,农民工群体出现老龄化趋势,这意味着具备适龄的年轻群体呈减少趋势,后备力量不足,我国第二、三产业将会面临“用工荒” 的问题。[5]北京人口疏解会加剧人口老龄化现象,未来可能会面临劳动适龄人口占比下降的情况。三是保障性服务劳动力短缺。全国统计局数据调查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全市通过职业鉴定的养老护理员达 11231 人,然而养老机构在职养老护理员 5158人,可见北京养老护理方面面临突出的供给和需求矛盾。此外,家庭护理、家政清洁等工作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当前从事相关服务的劳动力多数为外来人口,人口疏解势必会加剧相关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

其次,人口疏解背景下劳动力需求的变动。当前北京产业转移主要采取“点穴”方式,通过转移非首都功能产业带动相关从业人口疏解至其他地区。尽管北京以高端化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但家庭清洁、家政护理、住宿餐饮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劳动力刚性需求仍然较大,对流动人口的依赖性仍然较强。

4 首都人口疏解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成本分为以工资为主体的直接成本和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间接成本,直接成本的比重较高,由于社会保险、福利、培训制度等尚不健全,导间接成本致比重较低。首都人口疏解会带来劳动力供需变动,产生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力年龄结构失衡以及服务业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以职工工资为主体的直接劳动成本和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间接劳动成本变动,从而影响劳动力成本变动趋势。具体影响如下：

第一,产业疏解带动相关从业人口疏解,未来劳动力供给市场风险加剧,产生劳动力“总量荒”和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下降的问题,使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为达到供求均衡,相关行业劳动力需求点同时向左移动,其他京企劳动力需求相对不变或者略有增加,此时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均衡点上升,需要更高的职工工资才能满足需求。此外,农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非首都功能产业是直接转移的重点部门,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高精尖产业会产生与之匹配的相关服务需求,对劳动力的综合能力和素质要求较高,从而需要建立与工作匹配的薪酬体系,会带来更高的职工工资成本,导致企业以职工工资为主体的直接成本上升。

第二,人口疏解加剧养老风险、保障服务性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北京的养老护理供需矛盾更为突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美好的生活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的社会保险尤其养老保险意识随美好生活持续增强。从长期角度看,独生子女家庭将面临生活照料、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养老风险”。随着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各项保险覆盖率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缴费也成为劳动力成本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人口疏解使得从事服务保障行业的流动人口供给减少,而北京养老等保障性服务需求不减甚至增加,可见留京劳动力以及北京本地人员会对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有更高的要求,这无疑加重了企业成本负担。由此可以看出,人口疏解使得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间接劳动成本进一步提升。

第三,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虽然产业优化升级、人口疏解将面临很大压力,但是城市的日常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对流动人口的依赖性仍然较强。如餐饮、家政、护理等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业部门,劳动力刚性需求仍然较大。所以城市日常运行对流动人口的依赖性较强,一方面，低端产业的疏解,会带来秩序、财政、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保障性服务业的迁出,降低居民生活便利度、物价指数的刚性特征导致居民的生活成本增加。而生活成本上升,一方面导致经济实体单位的职工与企业博弈时显然对工资、薪金有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员工在企业工作期间,企业为其提供相关生活便利从而导致企业支出增多,最终都会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

第四,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劳动力成本低廉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核心动力。然而,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人口红利渐渐消失。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劳动力市场变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全球化、物价上涨、制度政策、职工议价能力等多因素导致的结果,且这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人口疏解更是在职工工资为主体的直接劳动成本和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间接劳动成本,甚至职工的生活成本方面加剧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

5 结论与对策

控制合理的人口规模和构建与之匹配的人口结构,是特大城市持续发展的动力和要求。已有研究表明,首都人口疏解绝非易事,需要政府、企业、个人等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调配合。本文认为首都人口疏解与流动人口密切相关,大规模的人口疏解必然加剧企业以职工工资为主体的直接成本和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间接成本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然而,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刚性需求,使得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最终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因此,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要统筹协调现有人力资源与未来发展需求,在满足北京自身城市发展对劳动力刚性需求的同时,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人口,同时,注重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转变政府社会管理理念,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企业则应当依托人力资本的积累有效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有效化解人口疏解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矛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减轻甚至消除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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