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自三皇五帝以来，中国历史的特点就是皇帝轮流做，但无论如何，每个朝代都会有那么一个倒霉鬼，叫做末代皇帝，其下场，死走逃亡伤，往往不得善终。这其中，溥仪是个例外。

100年前，一则发自北京的退位诏书，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清王朝用这样一种很有尊严的方式谢幕，避免了南北朝式格局的出现，保障了中国的统一，让革命的阵痛得以大大降低，可说功德无量。诏书出自状元实业家张謇手笔，写得不亢不卑，在情在理，深明大义。

末代皇帝的命运都很惨，但清末帝溥仪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样的命运，从1912年2月12日他退位那日起，就已经命中注定了。那年的溥仪年方6岁，除了吃喝拉撒、玩耍，什么都不知道。决定清朝命运的对话，在他的记忆中，只是隆裕太后跟一个矮胖老头之间的哭哭啼啼。

皇帝退位的决定，是隆裕太后做的，而退位诏书是晚清最有名的状元张謇的手笔。几百字的退位诏书，只说了三件事：第一，顺应民意，避免战乱宣布退位；第二，结束帝制，建立共和宪政政体；第三，由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最后一条，后来有好些人不满，认为一个垮了台的太后，还要指定人组织政府，带有授权的意味。但是，尽管袁世凯也承认。自己做总统不是清帝授权而是民意归向，但加上这一条，对当时的他而言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对自己的合法性大有裨益。

馅饼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清帝的退位，实际上是独立各省的革命党和立宪党人与袁世凯联手促成。甚至，连不买南北和谈的账、执意要单打独斗、到处扔炸弹的北方革命党人，也有份儿。如果不是他们炸死了最有用的满人、宗社党干将良弼，满人亲贵怎么可能远的跑到大连、青岛，近的躲进天津租界，上朝时，让隆裕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如果不是他们袭击了袁世凯，袁世凯怎么会有借口躲起来不见，让亲信赵秉钧和胡惟德两个出面成天逼宫？

其实，武昌起义之后，接手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倒真的没像人们说的那样，成心要做王莽和曹操。他的如意算盘，无非是维持君主立宪体制，皇帝虚位，自己当家。为此，他逼走了当年逼他走的摄政王，让隆裕临朝称制，领着一个6岁的小皇帝做君主，虚位的君主。可惜，这样的算盘，独立各省无论如何都不肯同意。即便是很有实力的立宪党人，已然革命了，也没觉得没了皇帝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此前倒行逆施的满人亲贵，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信任，顺势过一把“最先进制度”的瘾，也不是什么坏事。面对如此多的独立省份，袁世凯自然也没有信心荡平叛乱。况且，人家已经给足了他面子——只要他反正，就是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

亲手在退位诏书上盖上玉玺，办完王朝火化手續的隆裕太后，其实是一个可怜人，长得太丑，跟西太后关系又太近，一生都不招光绪皇帝待见。做了清朝最后一个临朝的太后，却似乎只是为了替小皇帝办退位手续。而她自己，也不像后来某些史家说的那样识大体。当时最强硬的满人亲贵，所指望的无非是一个冯国璋，而冯国璋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听袁世凯的。隆裕的妥协是无可奈何，她担心如果再不妥协，恐怕退位的优待条件都没了。毕竟，人家答应了保留皇家财产，还可以躲在宫苑里做小皇帝，每年还有四百万两的岁费（后来其实一个子都没给）。输光了的时候，剩条短裤也是好的。隆裕最后用玉玺的时候，哭天抢地对赵秉钧和胡惟德说的，就是让他们拿出良心来，千万保证娘儿俩的安全，保证优待条件的不落空。当然，背后操盘的袁世凯，是乐意给他的前主子一点优待的，毕竟，他要面对他过去的同僚，面对北方保守气氛浓烈的民意。即使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真的革命了，也没有像过去在宣传品上说的那样，对满人赶尽杀绝，能放手，也乐意放手。后来孙中山进北京，还见了隆裕和摄政王载沣，彼此握手言欢。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的终结，本质上讲是被赶下台的。但下台的过程，却是一场谈判后的妥协。对于某些特别激进的革命党人来说，这样的妥协多少有点难以令人满意，留了一个帝制的小小的尾巴——共和政府总统，以外国君主之礼对待下台的皇帝。但是，对于相当多满清的旧臣、很多保守的北方士大夫，却是一个能接受的结局。儒家思想具有中庸和妥协精神，但号称信奉儒家的国人，在政治操作中偏少妥协，即使妥协也是假妥协，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到鱼死网破不肯善罢甘休。中国共和制的建立，以这样一种妥协开始，不仅减少了杀戮和破坏，而且营造了一种相对平和的气氛。此后北洋时期固然办共和办得并不好，但政争和战争，烈度都不大。

（摘自“经济学家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