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杲

近来，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潮流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全球化与去全球化两种潮流交织在一起。中国目前需要积极应对去全球化潮流，倡导中国的全球化路径，进而提出并充实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全球化作为21世纪的主流，其产生的条件是什么？当前去全球化潮流在全球范围开始蔓延的原因又是什么？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相互交织，是否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特点？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新一轮全球化的关系如何？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如何正确处理中美关系？中国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新一轮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并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本刊特约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世界中国论坛秘书长黄仁伟研究员。

《领导文萃》：全球化是21世纪的世界潮流，它产生的条件是什么？

黄仁伟：21世纪以来，世界的主要潮流是全球化。这一轮全球化的条件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全球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原来计划经济的国家走向市场经济，世界市场经济从西方国家扩展到诸多非西方国家。以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程度没有这么大，大部分国家并没有真正进入世界市场。这是市场体制上的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世界市场真正变成了全球市场，否则世界市场最多只能覆盖一半国家。

二是全球范围的生产链条和价值链条的形成。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列生产链条和价值链条，从低端到高端，而不是在一个国家内排列。价值链、生产链、供应链都是在世界范围内组合，没有一个生产过程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的。

三是资本的全球流动。这不仅包括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动，更多的是虚拟资本的全球流动。虚拟资本的全球流动形成巨量热钱，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当热钱进入一个国家，该国家就会产生大的泡沫，当热钱离开一个国家，该国家经济泡沫就会破灭。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世界上的热钱引起的。

四是全球信息网络化。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全球信息网络始于1990年代。自从有了全球网络后，世界市场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同时发生所有经济行为。各个国家的政治相互影响、文化相互影响也大大加快加深。全球化与网络化结合之后，全球化不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还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

五是全球治理需求的出现。由于世界市场的资金、信息流动，各国的国内治理变得更加复杂困难。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以往国际治理是二战后在联合国体系内、主权国家之间的一种规则体系。但是，这些国际治理规则已不能应对21世纪的全球问题，因而出现了全球化条件下的全球治理需求。比如，气候、低碳、恐怖主义、大量难民和移民、毒品、全球疾病等问题是超越国界的，这些都是由全球化带来的。这些问题在全球化出现之前就存在，但局限在一个区域内，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发生。所以，全球治理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

上述条件在21世纪以来更加明显，从五个方面构成了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条件。

《领导文萃》：近年来，去全球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开始出现，那么，这一轮去全球化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

黄仁伟：在最近2～3年，全球化大趋势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个大转变就是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相当有力的反全球化、去全球化潮流。这股潮流前几年是在草根阶层、中下层发生的。最近几年发达国家中上层甚至最高层也开始出现去全球化的政策性变化。最典型的是英国退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这两个现象表明，过去是全球化领头羊的英美成为去全球化的领头羊。很多人曾经把全球化比喻为西方化，进一步比喻为美国化，把全球治理比喻为西方治理，甚至比喻为美国治理。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带头反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那么，到底是全球化是主流，还是去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是主流？这两股潮流哪个更主要？特别是去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怎么會在发达国家出现并发展？对这个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对于各大国来说，如果不搞清楚这股潮流产生的根源，就没法判断这股潮流会持续多久，会不会很快就消失，或者说会不会取代全球化，使全球化潮流变成第二位的支流，而去全球化变成第一位的主流。当前这个问题就成了全球性的、关键性的问题。

我的看法可能不同于许多学者的观点。我认为，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分配的极不均衡和利益的严重失衡是去全球化潮流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世界范围内，跨越国界的全球化导致跨越国界的贫富分化。全球化的输者或失去者是在全球范围形成的，不是一国范围的两极分化。全球化的赢者或获得者也是全球范围的，而不是一国范围的财富积聚。当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出，生产链的岗位也随之从发达国家流出，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开始是以经济虚拟化的形式出现，最后导致经济空心化，以致大量失业和巨额债务。资本和生产岗位过去集中在发达国家，很多非西方国家并没有融入全球市场，没有在整体结构上与全球市场链接，要素流动主要局限在发达国家之间或发达市场内部。现在，发展中经济全面进入世界市场后，就会产生发达经济的资本“泄洪现象”，即从高处流向低处，不是水平流动，而是从高端的发达地区流向低端的不发达地区。然而，这种资本流出大于资本返回，一旦流出并获得高额利润就很难流回，利润和工作岗位很少回流母国。这样，发达国家的中下层（中产阶层的下层和下层的贫穷者）的人数大规模增加，收入降低或者收入在最近10～20年基本没有提高。这就是西方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经济根源。

那么，不仅是社会的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输者，发达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和资本集团，特别是制造业集团也可能成为输者，实体经济成为输者，金融或虚拟、网络经济则成为赢家。因此，不仅中下层不满，中上层部分成员也成为全球化的输者，他们也参与和支持中下层的反全球化潮流。

不仅如此，这种不满还上升到国家层面。当财富从发达国家流出以后，发达国家的税收来源就不断减少，普遍出现的国家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使这些国家都收不抵支。西方国家财政过去主要靠大公司上缴税收，现在因为大公司的利润外流而减少税收来源。另一方面，富人通过网络将资金转移出去，将资金转移到避风港、金融自由港或不纳税地区即所谓“避税天堂”。国际游资在那里集结，展开投机活动并获取利润之后又回到避风港。发达国家财源由此出现枯竭。endprint

国家财源枯竭导致另外一个恶性循环，就是社会福利保障能力下降。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都遇到这个困境。二战结束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两个最主要要素是中产阶级和社会保障。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这两个最基本的支柱和基石出现动摇。这就动摇了西方制度的根本稳定性，动摇了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控制能力。现在西方不仅解决不了国际问题，也解决不了国内问题。国内公共物品和国际公共物品都严重短缺。财政问题和债务问题并存，国家债务、地方债务、私人债务交织，麻烦一环扣一环。

一方面，全球化造成财富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向全世界的虚拟空间流动。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穷困人群向发达国家流动。这就造成合法和非法移民、难民、非法人口贩卖等向发达国家涌入，这就出现发达国家由移民造成的社会危机。其一，社会危机本身加剧了已有的财政危机。部分移民转化为本地居民后，西方社会保障的负担加重。其二，移民以较低工资参与就业竞争，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本来已经减少，又被外来人口稀释一部分工作机会。这一来中产阶级工资更加难以提高。蛋糕的大小有限，吃蛋糕的人数增加，每个人享受的蛋糕份额就会减少。其三，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穷困人口进入西方国家以后，原来不发达国家或非西方国家同西方国家的文化冲突化直接进入到西方国家的社区里。过去文化圈之间相隔很远，只有在文明圈边缘地区相互交叉。现在文明的冲突进入发达国家核心部分的居民生活区。由此，种族矛盾就带来了排外主义，排外主义又把大量移民和难民的消极后果归咎于全球化。

这样几个危机交织在一起，经济空心化、财政债务危机、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矛盾冲突化，构成了逆全球化产生的主要原因。反过来看，产生逆全球化的原因短期内能否消除？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西方国家不可能在三年、五年内把这些现象的根源消除，反而这些现象在十年后可能还会加剧。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和民粹主义推动的政客民粹主义化的潮流还会继续。

问题是，这个潮流的继续会否就等于全球化潮流被淹没？全球化会否变成支流？我认为，全球化的总趋势不会改变，但是全球化的负面因素会上升，全球化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会下降，全球化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弊端和不稳定性会增加。下一个时期全球化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将交织在一起，甚至互相抵消。在某些时间、某些地区、某些议题上，负面因素可能超过正面因素。但另一方面，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和一体化趋势还会继续进行。这就是新一轮全球化的特点。

《领导文萃》：您能否具体描述一下？

黄仁伟：第一个特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将成为历史。由西方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推动的全球化正在出现，在该进程中，新兴经济体正逐渐占上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GDP比重正在走向平衡，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中的GDP比重逐渐占上风，将占60%。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全球化重心将移向新兴经济体，这个新特征越来越明显。而新兴经济体的领导者是中国，占金砖国家GDP的一半以上。

第二个特点，全球化越来越需要由全球治理来引导。全球治理的短缺造成了全球化的负面因素得不到控制，才会有越来越大的“去全球化”。可以说，控制了全球化的负面因素，去全球化的潮流才会削弱，全球化才能更健康地发展。全球治理是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全球化要向机制建设方向发展，如果没有机制建设，全球化完全是盲目的自发的，反全球化力量必然得到强化，其破坏性将越来越大。目前全球治理对全球化的作用有限，全球化的破坏性几乎不受制约。所以，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成为一对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

第三个特点，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出现。随着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矛盾的互动，全球治理是向何处发展？谁提供全球治理方案，并提供全球治理的公共品？这些新问题在美国那里得不到答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不支持全球治理，甚至退出全球治理框架，如巴黎气候协定。美国难以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领头羊，不能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国际社会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希望中国在全球化中起到领头作用、引导作用，发挥公共物品提供者的作用。中国现在难以马上实现这些作用，但是这个方向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2017年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一带一路”峰会、汉堡二十国峰会以及金砖国家峰会，中国最高领导人发表的一系列讲话，都是强调在全球化基础上推进全球治理。这成为中国的主旋律，赢得了全世界的正面肯定。虽然中国还没有把全球治理的引导责任全部接过来，但是这个趋势已经出现。

第四个特点，用实体经济的投资和“一带一路”倡议带动新一轮全球化是中国新的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优势所在。中国已基本完成国内大范围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在最近15年内完成了一场基础设施革命。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压电网、无线通信网、港口网、机场网。在中国基本完成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的情况下，可以向世界提供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包括资金、技术、人力和装备。中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全面具备这些能力的国家。

《领导文萃》：请您进一步谈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新一轮全球化的关系。

黄仁伟：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战略性的倡议。我们在国际上称“一带一路”倡议，是因为需要参与国家的接受和意愿与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将起到核心的、重大的、历史性的作用。

其一，“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引导世界过分膨胀的热钱转变成实体经济的投资。现在的全球化是热钱过多，实体经济的直接投资过少。所以经济增长乏力，增长的都是泡沫，然后就破灭。泡沫带来的是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财富蒸发。“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把部分热钱变成实际投资，重新平衡世界经济。“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资金大规模加入热钱，如果中国资金都加入热钱，全世界的金融灾难就会骤增。中国已经进入由对外贸易为主转向对外投资为主的阶段。一旦中国进入对外投资为主的阶段，国内资金外溢，流量越来越大，并导致人民币大幅度升值，逐渐成为国际硬通货和国际贮备货币。这一系列转变将促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之一。如果中国资金投向热钱，全世界将会处于灾难；如果中国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领域，全球化的負面因素将会逆转。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将改变世界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将引导世界资本向实体经济流动。这样，中国就是扭转全球化负面方向的最重要力量。endprint

其二，向实体经济转移有诸多方式，如向外国企业投资，或购买各种技术，更重要的是向基础设施投资。全世界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基础设施改造需要的资金达到几十万亿甚至上百万亿美元。这个问题在几十年都不能解决并完成。世界上最大的投资方向是全世界的基础设施。中国的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流向基础设施，将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核心特征。中国带头建设基础设施，是用中国的基础设施带动全世界的基础设施，用中国的产业链转移带动全世界的产业重构布局。这就是全球化的再平衡。当全球化负面过多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将虚拟的热钱转向有益的直接投资。

其三，当中国基础设施投资落地以后，就会带动这些基础设施投资的地区，促成这些地区加速进入世界市场，加速发展本地经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大部分恰恰是欧亚大陆的落后地区，它们将首先得到带动，进而还将带动非洲和拉美地区，带动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人民福利。

其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的地方治理，也会带动新一轮全球治理的当地化。当地化的全球治理超越民族国家，本土化的全球治理就会上升到区域治理，最后成为全球治理的一种实验。这就改变了西方输出西方民主、纯粹的西方市场模式和西方治理模式，而是与当地发展结合，以当地人民自己的经验文化为基础的、不同特点的国家和地区治理。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形成多元化的全球治理，才能使全球治理摆脱西方的普世价值、单一治理。因为当前很多问题是西方单一治理造成的。所以，“一带一路”建设是全球治理的试验场所，难民问题、生态问题、反恐问题、打击毒品、流行疾病问题，都在“一带一路”的区域内结合起来，通过当地的治理机制得到控制和解决。

“一带一路”建设的比较优势正好与国际基础设施的大量空白状态相结合，中国的供应能力和各地区对基础设施的市场需求能够结合并具有对等性。全球化是由全球化的基础设施来决定，基础设施的一体化水平与全球化发展程度相一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差距正是全球化受到梗阻的重要原因。市场体制软件系统的全球化和基础设施硬件系统的全球化，二者缺一不可。市场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有基础设施的全球化，目前市场的空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当基础设施进入全球化市场之后，市场空间才能真正开发出来。“一带一路”就是解决两个需要，一个是基础设施一体化的需要，一个是全球市场一体化的需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最终促使全球市场的中间洼地区域隆起。这是需要巨大能量才能推进的高水平的全球化。这就是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引导或者以“一带一路”为主要动力的全球化。

“一带一路”也将为全球化、全球治理开辟新的空间，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找到新的动力、新的引导力量、新的支撑、新的增长点。中国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的转变也将在这个过程中完成。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培养中国的各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一带一路”可以实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种体制和规则、两种话语权的链接和统筹。“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实现，大致需要30年时间。到2050年左右，两个一百年也基本上实现。从理论上来讲，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基础是“一带一路”倡议，用“一带一路”倡议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拓展“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摆脱西方化轨道的全球化。

总之，在新一轮全球化特点的基础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和支撑。

《领导文萃》：中美关系事关全球发展大局，您是如何看待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的中美关系？

黄仁伟：谈到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的中美关系，我们以“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顶层设计来预测中美关系的新趋势。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囊括了当代世界的所有问题。“一带一路”作为操作性战略，是处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这对矛盾的关键。中美关系不是带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带动全球治理。相反，中美关系服从于“一带一路”倡议，服从于全球治理。毫无疑问，中美关系仍是各个大国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如果中美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中合作，那么中美关系在未来几十年就具有比较正面的发展趋势。如果中美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不能合作，那么老的地缘政治因素、老的大国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就会占上风，中美关系就会回到冷战和二战前的大国关系。既然“一带一路”建设是新一轮全球化的动力和支撑，那么在老的地缘战略框架下还是在新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框架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是合作、竞争还是冲突，就成为观察中美关系的关键。如果中美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合作，中美关系就变成好的关系。如果中美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竞争和冲突，中美关系将会陷入较大的麻烦境地。我们需要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一带一路”等三个概念来设计新的中美关系，以此找到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路径。

《领导文萃》：最后，请您谈谈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这对矛盾的运动与发展？

黄仁伟：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是一对矛盾，如何认识这对矛盾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新发展。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在全球范围的运动。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基本上是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分布和发展，也包括全球生产关系向市场经济、向跨国公司的全球发展。如果说全球化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么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体系、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是在主权国家基础上而不是全球化基础上形成的。这个体系无法治理全球化过程中的问题。这种相对过时的、二战后与冷战中形成的世界范围的上层建筑，被西方国家牢牢控制，远远滞后于全球化的经济基础。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性的国际体系，实际上是构建新的适应全球化的全球治理上层建筑。

当前的全球生产关系仍然是以西方为主导，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跨国公司，都落后于生产力的全球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在一个国家内讨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而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讨论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讨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这还会进一步证明，共产主义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而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实现。只有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之后，当这两对矛盾的运动规律被认识之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真理。否则，一个地域内的社会主义往往是导致封闭，走向落后。换言之，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挫折，就是因为它们没有融入全球化的潮流，或者说它们是在非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可以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列宁并没有认识到，在不具备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不仅不能建成共产主义，即使是社会主义也很难建成。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普遍联系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在全球化条件下，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规律将再一次得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又将重新显现。20世纪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列宁主义后，最初建成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脱离了全球化潮流，就由强变衰，最后解体。在全球化条件下，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一定要能够解释当代的、最大的、最关键的、最普遍的问题，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是覆盖所有问题的核心概念。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现在发生的普遍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无法体现。如果我们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放在歷史唯物主义中加以考察，并能够得到解释，那就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普遍意义。只有与全球化趋势相融合的社会主义，才是符合世界普遍规律的社会主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