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在修建颐和园及为太后祝寿的策划中，翁老师都是积极的倡言者及推动者，目的是尽早结束太后与皇帝之间的“传、帮、带”，让其早日退居二线。

1894年11月，侵华日军攻占旅顺、大连，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人烟稠密的旅顺，顿成人间地狱，只留下36个抬尸烧尸的人。大屠杀的同时，日军发现在旅顺、大连的码头仓库中，居然整整齐齐地堆着6000吨铁轨，清一色的欧洲进口产品。日本迅速将这批铁轨作为战利品运回国内。这批铁轨，与《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一道，托起了日本腾飞的车轮。

这批铁轨，本来是为了关东铁路之用；而关东铁路，本来就是为了对抗沙俄与日本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的侵略。此时的关东铁路，建设用地拆迁才进展到锦州府，通车才到达山海关。尽管在诸如滦河大桥（当时中国第一大铁路桥，全长670.6米，共17孔，纯钢结构，詹天佑参与建设并在国内首次采用气压沉箱法进行桥墩基础打桩）等工程点上，都创造了足以令官方和民间共同自得的建设奇迹，但这条进展过于缓慢的“抗日铁路”，并没能赶超日本侵略的步伐。

工程延迟的原因，是资金链断裂。据说，钱都被慈禧太后挪用作为她六十大寿的庆典开支了。

1893年4月（光绪十九年三月），主持中央工作的庆亲王奕劻曾要求李鸿章从关东铁路中挪出一些款项，遭到了李的婉拒。李在发给庆亲王的电报中说：“（关东铁路）需费浩繁，事难中止。前因庆典紧要，户部商借200万，极形支绌，岁仅百万可支，实难再分。”这是为庆典挪用铁路建设款的正式记载之一。

而一年后（1894）的《申报》（光绪二十年二月十六日）则回顾说：“今岁恭逢皇太后六旬万寿……在廷王公大臣，外省将军督抚，以及实缺提镇司道，各抒報效之忧。……户部总司出纳，更应力求撙节，遂将铁路经费暂停支放，为移缓就急之计。关外工程，今春并未开办。”

其实，即使不被庆典挪用，这笔款项也很难再被运用在铁路建设上。同日的《申报》透露说：为了修永定河，“部库支绌，无款可筹，何不以铁路经费为治河之用。盖以铁路为未然之利，永定河为已然之害，不可不统筹缓急也……”至少，在掌管财政的户部眼中，“铁路”是“未然之利”，铁路建设专项资金也是随时可以被挪用救急的。

据说，不只是关东铁路的款项被挪用到庆典上，连北洋舰队的军费也被用于修建颐和园。其实，慈禧太后是个冤大头。真正热衷于办一个奢侈生日、建一个奢华行宫的，另有人在。

这个人，首先就是光绪皇帝的老爸、醇亲王奕譞。主流观点认为，他为迎合慈禧，不惜拿海军军费建设颐和园，令北洋舰队成为“房奴”。

这一指控的来源，在于《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二年十月）。庆亲王与醇亲王见面，“深谈时局”，醇亲王请庆亲王转告翁同龢等，在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的问题上，要“谅其苦衷”，他的目的就是“以昆明湖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也”。

严肃的史学论证认为，此“勃海”并非北洋舰队活跃的“渤海”，而与下句中的“滦阳”一样，指代的是一处塞上行宫“白海”，其意思也就是让慈禧就近在京郊修园林，而不是如同祖宗们那样跑到更为遥远的塞上去建行宫。

更为关键的是，为北洋舰队预留的经费，是根据收支平衡的基础所做的国家预算，众目睽睽之下，根本没有截留的余地。为修颐和园而筹集的260万两白银，虽然名为“海军军费”，却并非来自财政拨款，而是各省督抚们的私人“报效”。醇亲王同时监管颐和园工程和海军建设，就将这笔款子以北洋的名义存入天津的外资银行生息。取名“海军军费”，为的是减少舆论对中央的可能压力，却没想到效果适得其反。而这些舆论的源头，来自康梁师徒流亡之后的政治抹黑，如同他们以武则天的小说形象为蓝本虚构慈禧的私生活一样。梁启超晚年自承当年文字均为政治宣传所用，不可作为信史。

光绪皇帝的老师、主掌大清国钱袋子（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更是令慈禧背上大黑锅的“黑手”。作为后世主流史家眼中的大忠臣，翁同龢实际上绝非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修建颐和园及为太后祝寿的策划中，翁老师都是积极的倡言者及推动者，目的与醇亲王一样：尽早结束太后与皇帝之间的“传、帮、带”，让老佛爷早日退居二线。关东铁路乃至北洋舰队的建设，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种微妙的“讲政治”。

这之外，翁同龢与李鸿章的个人恩怨也起到了重要影响。翁的兄长翁同书曾为安徽巡抚，太平天国动乱时弃城逃跑，曾国藩允许其戴罪立功，其内部却又发生兵变，导致城池再度失守。在曾国藩的严厉弹劾下，翁同书被判“斩监候”。翁父此时担任同治皇帝师傅，情急而亡。而曾国藩的弹劾奏折就是李鸿章的手笔。翁家因此与曾李结怨甚深。

甲午战前十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台湾，李鸿章就向中央发出了警报，应将日本作为中国国防的主要假想敌。但翁同龢为了政争的需要，死死捂着钱袋子。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饷”。这导致北洋海军多年未进行军备更新，但在中日危机中，翁同龢却又逼着李鸿章与日本决战，而挤压本有希望的外交斡旋。翁的学生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回忆说，翁曾亲口告诉他，无论战争胜败，都会给自己足够的理由整治李鸿章。

恭亲王在1898年临终前，直白告诫光绪皇帝，翁同龢其实是国家的罪人，“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报道此事的《申报》指出，甲午战争前朝鲜局势紧张，高层曾经拿出了三套方案：一是将朝鲜降格为行省，把朝鲜国王迁回内地供养，参照孔子后裔的榜样，“世袭罔替”；二是派遣重兵进驻朝鲜，代理其国防；三则是将朝鲜列为各国利益均沾、共同保护的“公共之地”，以便相互牵制。但翁同龢一味高调主战，却又不积极备战，导致主战的偏激舆论占了上风，错过了外交解决的最佳时机，并未准备就绪的陆海军一败涂地，“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

恭亲王死后不久（1898年6月16日），翁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对此，王照曾作诗一首：endprint

当年炀灶坏长城，

曾赖东朝恤老成。

岂有臣心蓄恩怨，

到头因果自分明。

注曰：“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这说明，让翁同龢下岗，是光绪皇帝自己的主意，而非太后“挟嫌报复”。

慈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的冤大头之一。针对慈禧太后形象的大规模妖魔化运动，是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康梁们挑起来的。历史考证已经证实，康圣人有关自己在改革中的地位，是经过注水和拔高过的。在真正的改革主导者们（“军机四卿”）死无对证，官方又对内情讳莫若深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康将自己成功地塑造成皇帝的忠诚战士和改革的第一旗手。光绪皇帝被无限神化的同时，慈禧太后也被无限妖魔化，以便营造出以帝后为代表的两条政治路线斗争。为了海外宣传的需要，康梁将武则天的野史安到慈禧身上，塑造了一个政治上反动、生活上淫荡的妖后，迎合了西方大众无论在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对中国的简单想象。

西方的耳目已经闭塞了。日本从甲午战争中获得的巨额红利，令整个世界艳羡。英、法、德、意等国，纷纷改变了自己的中国政策，将老资格的温和的“中国通”们调离驻北京公使的岗位，換上了清一色的非洲事务专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地图上用直尺瓜分土地。大清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评价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原驻开罗总领事窦纳乐时，就感慨道：“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其工作方法就是基于对付非洲黑人的经验”，这将破坏“我们多年来将中国人视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

当时最著名的驻华新闻记者，如《泰晤士报》的莫理循、濮兰德等，甚至根本就不熟悉中文，而依靠一位品德上大有问题的英国人巴克斯，提供扭曲的报道。莫理循本人所保留的一大批日记（现多收藏于澳大利亚悉尼），与其报道完全不同。而濮兰德与巴克斯合作出版的畅销书《慈禧外传》（直译为《太后治下的中国》）及《清室外记》（直译为《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几乎是完全基于想象与伪造，却被海内外史学界一致当作信史，引用了数十年。即使巴克斯日后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他和慈禧太后之间奇异的性交往，居然都没有引起史学界的任何怀疑。

这些基于各种动机的抹黑，成功地塑造了慈禧的反面形象。战略通道关东铁路被废弛，北洋舰队发展受阻，最后导致甲午战败，这其实很难归咎到某位具体的个人头上。“牝鸡司晨”的慈禧太后无非是做了一回冤大头而已，如同中国历史上无数替罪羊一样，其功能无非是让其他本该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更为心安理得……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