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这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出自先秦时期的《列子》，已然流传了两千多年。这一则经典，说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并不为过。

然而，当我从课堂里听到学生关于“愚公愚不愚”“智叟智不智“的讨论或辩论,听到诸如”移山不如搬家”“移山不如搞旅游开发”之类的观点，我还是强烈地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读懂这则中国寓言，而是以功利的现代眼光在解构传统，以肤浅的话题设置来粉饰创新。对于经典的轻谩，或许这还只是问题之一层。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解读里，语文课里的文字体验、文学情怀与文化根基都面临着虚化与放逐的境遇。

愚公移山很难，或许这只是一般性的阅读感受。这种感受是如何内蕴于文字呢?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此言“山之高大”；“年且九十”此为“年之老迈”；“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此为“人之稀少”；“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此为“器之简陋”；“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此为“援之弱小”；“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此为“路之遥远”。

山高、年迈、器陋、援寡、路遥。这才见出了“移山之难”。倘若离开了文字的品味，空言“移山之难”或漫评“愚公之愚”，得到的将是什么呢？很可能只是一些飘泊无根的结论与标签。

从文学叙事来说，人物的个性总见诸其语言、心理与行为。这种古老的文学自觉，在《愚公移山》中有着充分的展示。

比如，针对愚公移山之举，他的妻子与智叟，所说的其实是同样两个问题：一是年迈何以延续，二是土石何以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