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新任务和新挑战，以及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新要求、新呼声和新期待，决定着执政党在一定时期的根本任务和价值目标。面对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必须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整合优化执政资源，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问题聚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层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促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虽然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仍然是经济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的情况下的基本反映，但是相较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也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些新的阶段性特征是执政党优化执政资源路径选择的基本前提。

（一）需求在升级

马克思认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1]（P130）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落后，人们对物质文化的需要成为当时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跨越，得到极大改善提高，人民维持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已经得到满足，需求的属性、结构、目标、取向、层次、水平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多样性、综合性和层次性的新特点。引起人的需求升级的因素，马克思对此早有深刻论述，“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2]（P79）

一是在“人的自身需求”方面，突出表现为物质需要追求更高层次。当前，人民的物质生活资料得到了基本满足，物质需求层次不断升级，由吃饱、穿暖为主的需要转化为品质追求、精神享受为主的需要；由过去的最基本低档生存资料需要转化为中高档消费需要为主；由过去产品需要向服务需要转变，由过去生存性需要向发展性需要转变。

二是在“满足需要的活动”方面，突出表现为民主权利需要不断增强。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和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民众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不再是简单“提供型”，而变成了“渴望参与型”，对政治参与和当家作主的渴望程度越来越强烈。

三是在“在满足需要的工具”方面，突出表现为公共服务品质需求快速增长。当前，社会需要正从社会私人物品需要向公共服务需要转变，民众对公共安全、生态环境、政府服务、教育、医疗、食品安全等需求呈现全面快速增长趋势，以及对公共服务的高科技化、高品质性、高效率型的需求越来越高，这也导致不断提升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当前公共服务效率低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凸显出来。

（二）分配不平衡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个体层面围绕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社会保障等矛盾多发，并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短时间里集中显现出来，日益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严峻现实。

一是收入分配不合理。当前，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从1994年超过0.4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警戒线以来一直居高不下，利益关系失衡日益突出。一方面低收入者经济实力薄弱，难以在短期内提高自身技能，还生存在基本生活压力下；另一方面先富起来的群体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将个人利益置于他人利益甚至是国家社会利益之上，使收入分配在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管理阶层与打工阶层、垄断领域与非垄断领域之间出现严重不合理的状况，直接影响着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序。

二是资源配置不均衡。突出的表现是，首先，政治资源向国家各级管理阶层集中，引发利用手中政治资源侵占公共利益各种形式的腐败问题。其次，经济资源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导致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脑力劳动收入与体力劳动收入、新兴产业资源分配与传统产业资源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再次，社会文化资源向社会精英群体集聚。由于地域不同、城乡差距、户籍制度限制、经济实力水平的拉大，不同社会阶层所享有的社会文化资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存在明显不均衡现象，越来越多的教育资源、文化资源向城市居民、社会精英集聚，而农民、流动群体、低收入者阶层享用的社会文化资源呈现逐渐萎缩之势。

三是社会保障不平等。首先，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尚未有实质性的进展。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资料，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7亿人。受户籍限制等因素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艰难，不能与城市居民公平平等地享受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而又不愿意回乡务农，出现了“既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窘状，此问题在二代农民工身上更加突出。其次，老龄人社会服务问题趋于严重。民政部公布的《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3亿人，老龄化水平约占16.7%，其中65岁以上老人为1.5亿。[3]而老年人所需社会服务在政策、制度、设施、服务能力上远远跟不上老龄化发展趋势。

（三）生产不充分

随着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思想观念日益更新，需求结构、层次、内容、形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反过来，这些重大变化又对社会生产的充分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当前“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位，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但必须看到，促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相匹配的生产能力提高，以及提升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创新要素还不多，科技含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由此导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还比较突出。

一是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但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经过改革开放40年发展，我国社会生产能力得到提高，人们生活达到整体小康。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不高，发展仍旧不平衡，而且在生产能力中技术贡献率一直处于不高的水平，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减速，这一事实不容忽视。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仍旧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要素。

二是生产关系不完善，尤其是体制机制性障碍突出。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利益格局不协调，经营方式落后、政府及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种类、数量、效率及提供方式与社会需求和民众要求差距较大，且政府错位、缺位、越位现象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不容忽视。

三是经济增长代价较大，产业结构畸形发展。以资源高消耗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方式对我国资源瓶颈制约，带来的压力仍然较大，还没有根本性扭转，影响社会环境安全，代价巨大。此外，面对复杂隐形的资本金融“侵入”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无形中也进一步造成了生产的不充分。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党优化执政资源的新要求

执政资源是政党执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政党要能在领导和执政地位上立于长久不败之地，就必须有强大的执政资源体系予以支撑。”[4]（P44）执政资源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系。除了一般政党执政后所具备的权力资源、政治资源、制度资源、经济资源等之外，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还具备自身特有的优势资源，例如理论资源、组织资源、群众资源、精神资源等。这些资源既是党治国理政的有利因素，又是带领人民实现更高层级执政使命的有力支撑。党的十九大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使中国的发展站到了一个更高层级的历史方位上。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不仅取决于所掌握的资源的规模和质量，而且取决于资源的科学利用效率和开发优化程度。

（一）面对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政党必须提升执政资源的聚合性，这对“党的领导”提出更高要求

执政资源的聚合性是建立在其全面性基础上的。党的执政资源涉及所控制和支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的资源。执政资源的聚合是根据不同的目标和任务，随着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等变化，所引发的执政资源的重新组合、优化和开发，从而使执政资源更好地聚焦执政目标和执政任务的全过程。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仅使人民群众的需求领域由过去的更多集中在经济方面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而且由过去的“温饱型”需求转化为“品质型”需求，其所产生的影响、挑战和风险是全面的，不仅直接作用于国家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多个层面，而且直接作用于每个家庭，甚至于每个个体。面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全方位需要及由此带来的全面影响，执政党必须要有很强的资源整合力，创造政府、社会和民众勠力同心、共同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局面。在思想观念、利益结构、生活方式多样化的新形势下，创造这一全面而积极的生动局面其前提是必须要有强大的领导力量。因此，提升执政资源的聚合性需要更全面、更有效地把“党的领导”的优势发挥出来。

一是提高“党领导一切”的权威性。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要强化“党的领导”的权威性。从社会层面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刻改变了政府、社会、市场、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建构和资源配置方式，客观上虽然改变了“党的领导”所依赖的传统的社会组织体系，但是并不意味着“党的领导”这个支撑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就此改变了，也并不意味着党的领导力相对于社会的自主独立性就应该弱化和“退居二线”。相反，在新的社会建构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压缩了党所依赖的传统社会运行空间的条件下，党必须要强化组织的建设发展和领导的权威性，切实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使社会资源配置聚合更加符合党的执政目标要求，符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

二是提高“党领导一切”的战略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开放发展和“单位制”地位职能的日益弱化，过去在完全公有制下由党可以直接起作用的一些资源不再完全依赖于单位党组织，而以不同的方式较分散地分布于社会各个层面。虽然在所有制形式上改变了党对资源的支配方式，但并不意味着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可以无视党的政治属性，甚至偏离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这种情况下，党要将这些资源集聚在党的周围，使这些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在不同所有制形式下达到效益最大化的同时能够共同服务于执政目标的实现，满足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强化党在战略层面的领导，在符合党和国家的战略发展框架下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是提高“党领导一切”的科学性。“党领导一切”并不是说对资源的支配可以任意为之。首先，必须是在宪法框架下的合法性活动，必须纳入到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法治范畴中来，并自觉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监督；其次，必须是以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条件的基础上，加强对经济社会生活的预见，满足人们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的需求；再次，必须加强党组织与政府、社会组织等的制度化联系，因为在很多资源的配置，党组织是不能直接为之的，需要通过建立制度化联系，积极引导这些组织各自功能的发挥，使资源优化配置更加符合党的大政方针。

（二）面对多元社会阶层分配不平衡，政党必须提升执政资源的有效性，这对“党的治理”提出更高要求

有效性在不同政治理论语境下其内涵是不同的。在合法性理论中，有效性指的是政治体系满足人民及利益团体对政府功能的需求程度，反映的是政治统治的实际绩效。而具体到执政资源的有效性指的是资源对政党认同和执政合法性的有用程度和贡献程度。改革开放40年来，执政党领导的长期经济高速发展使得经济总量整体上达到世界第二的水平，执政经济资源获得相当丰富增长的同时，执政党也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高度认同，奠定了执政的绩效合法性基础。但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下的分配机制的价值取向以及机制本身的不健全，这些资源在整体增长的同时，使得在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中出现了分配不平衡问题，甚至出现由于分配不平衡导致博弈能力不平衡，从而加剧了分配不平衡，消解了执政资源的有效性。“之前出现的重积累轻消费和重基础设施建设轻民生保障建设所带来的诸如住房、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已经说明了执政党对经济资源的支配和使用存在缺陷，不仅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负面效应，进而影响了党的执政绩效”[5]（P71）极易引发“在经济火车急速运转的同时，它冒出的‘火星’会‘引燃了路边农民成熟的麦田’的问题”。[6]

应当看到这种格局的形成有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也有体制的根源性，因为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由于体制规范体系的滞后和规范力量的相对弱小，使得社会主体按照自己的逻辑和需求来进行资源的获取，导致资源分配有着较强的分散性。政党要防止出现由于社会阶层分化超过社会承受力所带来的失序，防止资源按照“既有差别”路径继续开发导致贫富严重悬殊和公正严重缺失所带来的“资源有效性不足”问题，产生对政治体系的冲击，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在新的格局中重新协调规范与社会、个人的关系，实现日益分化的社会和分散的个体在党的执政价值理念下获得重新整合。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新的社会资源调控体系，特别是分配体系的构建，基础在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本质就是党的治理体系。因此，提升执政资源的有效性需要从提升“党的治理”现代化水平着手。

一是凸显“党的治理”的理念。构建新的社会资源调控体系是一个打破旧平衡、形成新平衡的过程，必然面临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再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执政者和建设者，构建新的社会资源调控体系必须以党的治理体系为中心逐步构建起来，使党的力量成为“分配天平”的核心支点，必要时需要向着处于弱势一方的方向倾斜，从而将社会资源的提取和分配更加符合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基础的巩固，增强党的执政资源的有效性，而不能机械地坚持以西方对“治理（governance）”概念原初的定义。

二是优化“党的治理”的方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了民众在资源总量达到一定水平时对资源份额的一种新的渴望和要求的表达。满足民众新渴望和新要求的基本力量在于公权力。因此，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党的治理方式提出的要求是对公权力的配置方式，也就是说优化“党的治理”的方式重点是在公权力配置方式的优化。在具体方式上，有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三种基于公权力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仍具有借鉴意义：“一是强性提取——分配型，即公共权力总体管制社会资源总量，大提取，大分配；二是弱性提取——分配型，即公共权力只管制有限的社会资源，其余分流管理，小提取，小分配；三是中性提取——分配型，即介乎上述两者之间。”[7]（P10）三种方式选择均需视具体情况而定。但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当下，需要更加侧重第一种方式的选择，以便集中有限的资源总量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样更加符合凝聚力量推动民族复兴大业的发展现实。

三是增强“党的治理”的能力。治理的动力和活力在于社会和民众。党的治理能力的增强根本体现在促进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和平衡化。因此，推动社会资源配置的再平衡，不能仅仅从利益主体的等级与阶层考虑，党的一个使命就是使社会公共力量得到充分表达。因此，提升执政资源的有效性最根本就落脚在同步提升党领导下的民众自治能力、参与能力、协商能力、驾驭能力和协同能力，实现资源的集聚效应。

（三）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生产不充分，政党必须提升执政资源的驱动性，这对“党的执政”提出更高要求

驱动性常用于物理学解释物体运动特性，后来在教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与“兴趣”“目标”“任务”“能量”等范畴结合被延伸运用。执政资源的驱动性指的是在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在执政目标指引下，通过增强执政系统调控的高能量，使得经济社会得以充分发展的过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表现方面是不充分的发展。这种“不充分”既表现在“生产力”层面，也就是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讲的，又表现在“现代性”层面，也就是相对调控系统现代化程度来讲的。

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党政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政治与经济关系、政企关系、计划与市场关系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随之出现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人民群众各种各样的需求、纷繁复杂的各式矛盾逐渐增多。当这些问题、需求和矛盾进入行政调控系统后，如果调控系统跟不上这种变化，必然会阻碍经济社会正常发展，更谈不上充分发展。很显然，这种调控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缺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运筹和驱动，使得有限的经济社会资源总量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产生了矛盾。面对由此带来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充分”层面问题的出现，除了提高生产力之外，关键是提升调控能量，实现调控系统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调控体系必须是基于中国国情、基于体制优势、基于执政目标的构建和完善，是超越行政调控的、超越既有逻辑的。因为这种调控体系担负的不仅是“效率”“服务”“精简”等职能层面的任务，而且还担负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支撑和驱动使命。这既需要调控的高效率，更需要调控的高能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高能量的赋予必然不是在“党政分开”的逻辑下由政府权力流向、机构调整、职能转变实现的。因此，这种调控体系的构建和完善需要突破“行政”，而要放在“执政”体系中考量。

一方面，理直气壮发挥“一党执政”最大优势。“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首先出来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双重需求的，一定不是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本身，而是具有强大组织性的权威力量，要么是军队，要么是政党。”[8]（P112）无论是从历史逻辑来看，还是现实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既可以解决后发现代国家的权威力量问题，又可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与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时代要求的。这是优势所在。新时代，党要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就必须要从思想上高度认识“一党执政”的优势性，不能陷入西方话语体系“自废武功”，要在调控体系构建和完善中体现党的“执政性”，把党的“执政性”贯彻到党和国家全面正确履行职责的各领域和各环节。

另一方面，坚定不移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动会带来上层建筑的变动。改革开放以来，在调控体系构建和完善上侧重于政府行政的改革，虽然在效率和职能方面为调控能量的积聚创造了条件，但是并没有达到所想达到的全部目标，主要原因是缺乏党的机构改革的协同，特别是一些领域党政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一些领域中央和地方机构职能上下一般粗，权责划分不尽合理，等等，导致调控能量的分散，缺乏体制性的驱动能量。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都是作为上层建筑存在的，需要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变化而不断改进和完善，要着眼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注重解决事关长远的体制机制问题，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升调控能量。

三、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优化执政资源的实现路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在正确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要任务。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最终将体现并落实在执政资源的优化和配置上。新时代，要更加自觉地优化配置执政资源，肩负起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使命担当，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一）在党的领导下优化执政资源

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注定要为国家的繁荣和幸福承担更多的责任，更主动地承担责任，必定要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9]（P221）在中国语境下，政府的背后是政党，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政治体系。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体系的推动作用是十分关键的，特别是在后发现代国家。这种推动作用的大小取决于资源的开发优化程度。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提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本质要求，反映在执政资源的开发优化上，一方面要利用党的全面领导所形成的对资源优化的“垄断”优势，集中起必要的资源，推动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和执政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优化执政资源要加强顶层设计，基于权力空间变化的考量，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持有限资源总量的统筹平衡，避免地区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各部门之间无序争夺资源，把握政治方向和资源效能，从中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增强调控的科学化、合理化、精细化。

（二）在人民立场中优化执政资源

尼克松曾说过：“领袖人物当然要突出地走在老百姓的前面。在国家该朝什么方向前进、怎样达到目的地等问题上，要比老百姓有更清楚的认识。但是，领袖必须带领老百姓前进。如果吹起冲锋号之后，回头一看，没人跟上来，那就没意思了。”[10]（P386）带领老百姓前进体现在中国，主要通过两种路径来实现，一方面要通过全心全意服务人民来动员和凝聚人民，另一方面是凝聚人民意志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所以，党对执政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是简单通过掌握执政权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民众力量和意志的凝聚来实现的，是确立在广泛的民众认同基础上的。这决定了执政资源的优化方式，不是类似于西方的程序化安排和对所属利益集团的服务，必须是以人民意志和人民立场为根本的政治体系的行动逻辑。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开发功能性资源，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特别是当前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二是必须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的政治本色和赤子初心。着力提升党组织和党员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着力党组织和党员在服务人民群众物质利益实现的同时，服务于人民群众实现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政治社会权利。

（三）在深化改革中优化执政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11]这种觉醒导致了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再调整，促进了资源的最优化组合，实现了快速发展，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奠定了坚持基础。40年来，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

一是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创造活力，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给人民群众提供敢想敢干的自由思考和创新空间，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二是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保证党和国家现代化永续发展的持久活力。三是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理顺职责关系，建立健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使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更有利于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更适应新时代事业发展对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要研究统筹使用各类资源的办法，探索跨地区、跨系统、跨层级动态调整的新路，在更大范围、以更多方式向基层和一线倾斜，向民生等重点领域倾斜，强化公益属性，推动破解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等方面难题，把公益服务资源更多投入到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上，使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效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2.3亿人，占总人口16.7%[EB/OL]。新华社，2017—8—3.

[4] 林尚立.领导与执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政治学分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1，（6）.

[5] 任艳妮，叶金福.民生视域下党的执政资源的巩固与重塑——基于党的群众路线的思考[J].甘肃社会科学，2014，（2）.

[6] 张垚.政治执政资源开发利用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7] 王沪宁.社会资源总量与社会调控：中国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4）.

[8]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

[9] 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10] [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11] 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N].人民日报，2012—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