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戴健

古人的课堂教学活动现身于通俗文学作品，且传播兴盛者，莫如《牡丹亭》第七回的《闺塾》与《红楼梦》第九回的《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两者一写女生一写男生，都刻画了青春的萌动与冲突的激烈，经典性不容置喙。与《起嫌疑顽童闹学堂》的研讨深入不同，《闺塾》的解读尚待推进。最为根本者，书斋里的这一课，是如何演变为杜丽娘走出寂寞深闺，步入灿烂春光，进入自由天地之前奏的，人物刻画精妙又在何处？目前学界所呈仍有未尽意处。《牡丹亭》历有“天籁”之许，如宁宗一先生曾评曰：“是通体回旋着青春、自由的天籁。”①而《闺塾》正是如此，无论是杜丽娘、春香等人物的性格，还是由《诗经·关雎》所指向的启蒙，同样都带有“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②的天籁色彩。而且，没有这一出对人之情感与精神自由抒发的肯定做铺垫，就不会有剧作“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至情思想礼赞的最终完满。

教材：诗章讲动情肠

《牡丹亭》中杜丽娘的青春觉醒，约略有两个源头：经典的启发（第七回《闺塾》）和自然的激发（第十回《惊梦》）。历来对“自然的激发”一点阐释得较为尽意，肯定也更充分，而在时间与因果两点的设置上，它其实都是居于第二的。位居第一者乃文学经典的启发作用，也就是《闺塾》的教学结果。丫鬟春香曾说：“为诗章，讲动情肠”③，“侥幸《毛诗》感动”（第58页），由此可知《诗经》在主人公性情启蒙中的首功地位非常明确。杜丽娘的父亲杜宝当初为女儿“延师”的目的是培养封建淑女，意在女儿出嫁后可以“父母光辉”、门楣得耀，故此选取《诗经》的原因也在于：“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第19页）但为何思想雅正的儒家经典，倒成了撩逗女儿情思的“罪魁祸首”？“期望”与“结果”之间为何如此的南辕北辙？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教材版本。《牡丹亭》传奇中，汤显祖不止一次地提醒读者与观众，杜丽娘小姐上课所用的《诗经》是“毛诗”：陈最良自称“我陈最良杜衙设帐，杜小姐家传《毛诗》”（第27页）；春香介绍小姐杜丽娘“只因老爷延师教授，读到《毛诗》第一章”（第43页）。事实上，《牡丹亭》托言于南宋，此时“诗经宋学”已经确立，最权威的著作非朱熹的《诗集传》莫属。但作家仍旧选用“诗经汉学”的集大成之作《毛诗》，原因在于《毛诗》是《诗经》伦理化最早、最集中的体现。以通行的《毛诗正义》所载为例，起首即借《关雎》来阐释风化意义：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④

以上即是汉儒在孔子观点之上发挥而成的“诗教”思想。这一文艺观的积极价值自不待说，但就单篇作品，如《关雎》而论，这样的意义附加实在太厚重，厚重得连作品的原貌都不可见了。为了将男子求偶的诗篇与所谓的“后妃之德”“先王之教”产生联系，不仅需要大量的因果论证来辗转勾连，而且牵强附会之生硬也难以遮掩。

这种强行将人之“情”转化为世之“理”的做法，恰恰是汤显祖极力反对的。如其《耳伯麻姑游诗序》：

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憺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其诗之传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曰传者，亦世所不许也。⑤

即提出了“神情合至”的诗歌理想，认为优秀之作是各种生命体验在诗人笔下的传神表达，这一理论的源头可溯至《庄子》的“天籁”诗学主张。在庄周看来，世界是“有情而无形”的，各种“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的外界刺激，以及“喜、怒、哀、乐、虑、叹、变”⑥的主观感受，才促成了人类“使其自己”，达之笔端、不加伪饰者即成真情篇章。如子桑穷窘之极时号呼的“父邪！母邪！

天乎！人乎”⑦，被庄子称为“诗”。

认定“诗”与“情”更直接相关，一方面与庄子诗学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晚明文化风气有关。如刘毓庆先生所言：“从本质上讲，《诗经》本是一部表现俗世情怀的诗集，其由经学到文学的转变，实际上是由‘崇高’向‘世俗’的回落。这一回落过程的演示，乃是在明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由高雅走向世俗的背景下进行的。”⑧也就是说，与汉儒“情”转“理”的做法相反，明代中后期的《诗经》诠释出现了由“雅”向“俗”、由“理”到“情”的认知转变，附会色彩渐渐被剥落。如与汤显祖同时代的沈守正，认为《关雎》是说“唯淑女为君子之嘉耦，是以未得不胜其忧，既得不胜其喜。所谓忧之喜之者，不必泥定文王，亦不必泥定宫人，只是爱之重之，而形容无已之词”⑨，即是对《毛诗》“后妃之德”说法的委婉反击。

作为明代“新人文思潮”的主将，汤显祖在《诗经》理解上亦是感风气之先，最巧妙的表现就是有意通过陈最良之口，还《关雎》以情诗的本来面目。用当世更人性化的解诗思想来戳破伦理附会的荒诞，从而让杜宝这种卫道者的愿望落空，还有比这更具有反讽效果的吗？汤显祖将《关雎》刻画成了杜丽娘的爱情启蒙，因为从《闺塾》上下文的语境来看，她的人性觉醒没有受到任何歪理邪说的蛊惑。只是读懂了雅正的儒家经典的真义，就触动情肠，叛逆礼教规范，这就证明，《诗经》本身即具有巨大的人性启迪价值。选择《关雎》来打响“以情反理”的第一枪，不得不说，《牡丹亭》挑衅礼教的姿态与手段，极其不凡。应该看到，用儒家经典来反对封建伦理是汤显祖的惯用手法，《闺塾》不是孤例。又如本剧《道觋》一出对石道姑身世的刻绘，也是以儒家认可的童蒙读物《千字文》为文字的遮掩，以此来“反对伦理思想的虚伪与毒害”[10]。

教师：教化与策反

陈最良成为杜府的西宾，实属偶然。以他自己在《腐叹》一出中的分析，既有“通关节”“撞太岁”等七大好处，南安的奔竞之徒早已削尖脑袋了，怎会轮到他？只因杜宝老爷中意老成之儒，这才有了他的机会。陈最良是腐儒吗？答案是否定的。他既知“太守西宾之七大妙”，又深晓教授工作之难：“他们都不知官衙可是好踏的；况且女学生一发难教，轻不得，重不得。倘然间体面有些不臻，啼不得，笑不得。”（第15页）怎会是不通世务之人？因此，成为西宾后，自然是以太守培养“淑女”的目标来履职：用《诗经》这样的儒家经典导之以正。如此谋划无可厚非，因为毕竟是封建时代父师们的见识。而汤显祖的不同在于，他不仅超越时代局限——批判对儒家伦理教化的无条件认同，而且更有人性关怀的温度——反对强行灌输。所以，《牡丹亭》中伦理教化非但无用，甚至走到了反面：《诗经》成为“情起”的根苗。

《闺塾》一出中仅仅展示了陈最良老师的《关雎》教学，起首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关键又在后两句。依照《毛诗》之说，应做下解：“窈窕，幽闲也；淑，善也，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11]但《牡丹亭》中却是：“好者好也，逑者求也”，“窈窕淑女，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第28页）通过对比即可发现，陈老师讲课时未按《毛诗》，将“逑”释为“求”，“君子”只做字面意思理解，却正好在无意中点明了《关雎》的情诗本质，成了他的策反之一。

在春香“为甚好好的求他”的追问下，陈老师才意识到未按圣训，因此用“多嘴”的斥责来赶紧截断。随后杜丽娘替师傅解围，将话题转至“《诗经》大意”，陈最良终于找到发挥余地，对《诗经》“有风有化，宜室宜家”的妇德价值做了最为雅正的诠释，并以“无邪”做结。但问题又来了，从上下文语境来看，此处的“无邪”，当然包括对“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的评述。称许这首“歌咏社会上层男女恋爱的诗”“统治阶级作为房中乐章”[12]的作品为“无邪”，这对青春敏感的杜丽娘而言，无疑是大大的鼓励。此处，陈老师无意间有了第二次策反。

这里的策反描述非常幽微，稍不留意即有可能被忽略。但汤显祖正是以此来刻写杜丽娘的敏感与聪慧。这份敏感，是年龄与认知双重作用的结果：“常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第48页）因此，熟知才子佳人故事的怀春少女，仅凭一句“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就能起逗人性，实为顺理成章、并不突兀之事。

综上可知，老实本分的陈最良本想谨遵雇主之托，用女德规范来教化太守之女，但因教学中受到严重干扰——春香丫鬟的插科打诨（将详于下文），以致解释《关雎》篇时，直陈情诗本意，且许为“无邪”，因此客观上起到了礼教策反的作用，直接引发了女学生人性的初步觉醒。这里的刻绘分寸非常关键。以陈最良之世故，不可能做丢饭碗的事，因此将他直接说成“是杜丽娘爱情的启蒙者”[13]，是忽视了人物的主观立场；同时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解《诗》”[14]，毕竟《闺塾》一出“课堂教学”的情节设置意涵丰富，具备独特价值，若非如此，杜丽娘只要自学《诗经》就可以了，何必延师？又何必非《关雎》篇不可？

学生：庄谐互动，天性各抒

《闺塾》中的春香形象，历来赞誉颇多，如权威教材的评价：“春香的形象，机智、勇敢，和杜丽娘相比，更富有反抗性。”[15]但从文本刻画来看，这一说法仍有“粗”与“偏”之失。因为它反映出研究者对作家在人际相处中价值立场和意义判断表达的体察，尚未能达到全面而理性的程度。

首先，春香是调皮捣乱、无心向学的问题学生。《闺塾》一开头就透露了春香的厌学情绪：“昔氏贤文，把人禁杀。恁时节则好教鹦哥唤茶。”（第28页）接着在老师责其上课迟到时，春香又反唇相讥：“知道了，今夜不睡，三更时分，请先生上书。”后陈最良正式讲解《关雎》时，春香一会儿让老师学鸠鸟叫声，一会儿将“河之洲”自作聪明地理解为“何知州”，插科打诨，恶搞解构，搞得老师晕头转向，应接不暇，终于一不小心说出了“窈窕淑女，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第28页）的关键之语。这虽是襄助“经典启发”的功劳一件，但小丫鬟上课之不安分亦是事实。当然，作者早为她的行为预设了理由。《延师》一出中老爷杜宝曾吩咐：“春香丫头，向陈师父叩头。著他伴读……有不臻的所在，打丫头……冠儿下，他做个女秘书。小梅香，要防护。”（第19页）足见上学这件事对春香是大大的不利：不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逼读书，而且还是小姐过错的承责者。如此背景下考察春香的各种捣乱行径，故意的成分应该更多。

其次，这一出中的春香还有言行失当、有恃无恐的一面，最典型的是春香出恭回来后的冲突。先是告诉小姐花园美景来打岔分心，被老师口头警告后毫不收敛，公然嘲笑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的苦学故事可笑不通，又以“一声声卖花，把读书声差”来引逗小姐，全然不把寒儒老师的管教放在眼里。等到陈最良真的举起荆条作势要打时，春香“抢荆条投地”，事态从言语顶撞升级为肢体冲突，让老师颜面扫地，尊严尽失。如果说以上言行仍可用“任性”来作释，尚不伤大雅的话，那么等到陈最良退场，用“村老牛、痴老狗”（第32页）这样的言语来辱骂老师，就不能一笑置之了。毕竟，师生关系是古人伦常中的重要一环，“尊师”是受业弟子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以剧作家自身为例，汤显祖在《奉祭酒戴愚斋先生》《奉罗近溪先生》《再奉张龙峰先生》等手札中，都表现出恭敬、念恩之态。因此，此处设计春香詈言辱师的行为，怎会是赞赏之笔？

《闺塾》中的春香，因为受到礼教束缚较少，所以在与陈最良的冲突中表现得任性奔放，殊少顾忌，自有人物塑造的逻辑，艺术形象之独特亦不待言。但从叙事伦理是“以对生命的热爱与人格的尊重为核心的人文关怀”[16]的角度而论，此处审美批判的意义必须挑明。以往对这一出的解读，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诗经》的教学意义——只看到父师以它为妇德教化的出发点，而没有意识到它在人性启蒙上的实际效果，因此，将春香所有挑战陈最良权威的行为都解读出“反封建”的意义，并赞赏到言过其实的程度，是并不恰当的。汤显祖在人物刻画时故意写出春香的粗鲁无礼、刁蛮胡缠，隐含对人物个性的部分否定，而且正是用春香的不完美来做陪衬，衬托杜丽娘形象的情理皆合、层次丰富。

杜丽娘反对父母“延师”的学习安排吗？剧作中没有具体描写，从其拜师时的顺从、上课时“缓步书堂下”的平静、迟到被训时的恪谨来看，她至少没有春香那样明显的厌恶。而论到《诗经》对其心性的启迪，则杜丽娘应该感激延师之举。明此一点再看《闺塾》中的形象刻画，则会有不同发现。

首先，杜丽娘是聪慧的学习者。如前文所析，陈最良老师对《关雎》情诗意义的揭示，是被丫鬟一路打岔下的无意流露，它却恰恰成了学生杜丽娘“获得”的重点，春香之转述可做印证：

只因老爷延师教授，读到《毛诗》第一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悄然废书而叹曰：“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第43页）

可见杜丽娘不仅看出了这首诗的重点，而且举一反三，联系到了自身，一点就透。春香另一句转述：“小姐说，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第43页）更说明，正是通过《诗经》的学习，她强烈地感受到了现实的压迫、人性的压抑，因此才有了不满与反叛。

其次，她是乖巧的好学生。《闺塾》中的杜丽娘不仅服从老师的管教，主动提问，认真完成所有学习任务，而且对老师谦逊有礼，甚至主动要给师母“绣对鞋儿上寿”，相比于丫鬟春香的顶撞与辱骂，简直不啻霄壤。只可惜陈老师不敢劳动知府小姐，以《孟子》篇中的“不知足而为履”相敷衍，婉拒了学生的美意。

再次，杜丽娘还是泼辣的女主子。这一出中的主仆关系，历来研究者多揭其美好，但事实并非全然如此。春香唐突师父，将陈最良手上的荆条抢夺下来扔在地上，杜丽娘及时出手声援老师，用【前腔】一支曲子的内容告诉春香当为与不当为。丫鬟顶嘴不服，杜丽娘就直接出手：“旦挦贴发介”（第31页），抓住春香的头发给以体罚，并以“敢也怕些些，夫人堂上那些家法”来警告，彻底制服了失控的小丫头，既挽回了老师的面子，同时也捍卫了父母的尊严。这一描写在营造喜剧效果的同时，不也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小姐与丫鬟之间尊卑等级的客观存在？这种主仆刻绘在《西厢记》中也能找到佐证。《闹简》一出中，莺莺小姐对红娘忽冷忽热，忽远忽近，需要红娘帮忙时一副模样：“好姐姐，你说与我听咱”[17]，温语相求；撇清自己时是另一副模样：“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18]，言辞恐吓，语言暴力。这与杜丽娘和春香的主仆关系，是何其相似。

最后，她是不动声色的造反者。与春香的明目张胆不同，杜丽娘对花园景致也很向往，但她是等到师父下课，退出书斋后方才打听具体细节，策略上要比丫鬟高明很多。将这份“不动声色”放置在杜丽娘的身上也是非常贴切的。它既符合杜丽娘大家闺秀、千金小姐的尊贵身份，同时也反映出她对师生之礼的恪守，毕竟保全老师的颜面，是更有教养的行为。因此，杜丽娘是艺术性与伦理意义双佳的人物形象。

综上，《闺塾》一出中情节与人物的安排都妙合无垠。没有春香在课堂上的活泼好动、穷究不舍，就不会有陈最良的手忙脚乱、口不择言，更不会有杜丽娘“人而不如鸟”的怨叹，以及在游园时少女情思的无限荡漾。春香与杜丽娘，一动一静，一明一暗，一谐一庄，一鲁一谨，作者在展现了少女自由天性不同特质的同时，又主次有别，相映成趣。而从不同教养与个性出发所描绘的礼教抗争，不仅表现出抗争的多样化，更汇聚成抗争的无法扼制，因此为“至情”思想的抒发奠定了更为牢固的叙事基础。故而，《闺塾》一出的经典性，科诨精妙、搬演热闹倒在其次，内蕴丰富、逻辑顺畅则是更为突出的方面。

①宁宗一：《重新接上传统的慧命》，《文史知识》2007年第11期，第12页。

②⑥⑦杨柳桥：《庄子译注·齐物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第16页，第115页。

③〔明〕汤显祖：《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本文所引《牡丹亭》原文均出自此版本，页码附于文中，不再另注。

④[1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62页，第568页。

⑤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0页。

⑧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0页。

⑨〔明〕沈守正：《诗经说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6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9页。

[10]戴健：《“荒唐言”背后的“真滋味”：〈牡丹亭·道觋〉解析》，《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47页。

[12]陈子展撰述：《诗三百解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13]姚昌炳：《论陈最良在〈牡丹亭〉中的结构功能》，《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7页。

[14]李春芳：《〈牡丹亭〉中陈最良用“诗”例解》，《名作欣赏》2011年第23期，第150页。

[15]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42页。

[16]徐岱：《审美正义论》，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

[17][18]〔元〕王实甫：《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