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畅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围绕“绘事后素”具体涵义的相关释读历代以来争议不断。汉代郑玄所作注解为最初之主流，至宋代朱熹提出意见相左于郑注之言，亦不乏拥护者，最终演变为“二家”并立之势。现代学者的观点多不出二家注解范围，如按郑注的钱穆[1](P59-60)，以及按朱注的杨伯峻[2](P34)、李泽厚[3](P84-86)等学者之观点。近年来也有一些相关研究论文陆续发表，总体来看多在郑、朱二家注解的基础上进行分别阐发，完全脱离郑、朱二注范围的观点较少。对“绘事后素”等语具体内涵的把握，需要对前人观点加以分析，如郑、朱二注观点即为本文重新审视的主要部分，也离不开对一些比较熟悉的史料进行重新考量，最终还必须回到孔子与子夏的对话本身去加以琢磨。

一

“绘事后素”出自《论语·八佾》中孔子与子夏的一段对话：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引自《诗经·卫风·硕人》，是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天生丽质的描述：“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关于“素以为绚兮”一句多认为是逸诗。此句是在“倩、盼”之美的铺垫下提出来的，也是子夏发问的中心，孔子答“绘事后素”一喻即主要在此语的基础上提出来。子夏闻孔子“绘事后素”之言能很快地“举一反三”，答曰“礼后乎”，得到了孔子的赞赏。

与“绘事后素”一语相似的记载可以在《周礼·考工记》(以下简称《考工记》)见到，其语云：“凡画缋之事后素功。”

《考工记》是后补入《周礼》的一部分，而《周礼》的成书年代本身便充满争议且分歧很大。因此，我们还不能确切知道《论语》与《考工记》在年代上孰先孰后，也便无法确定关于“绘事后素”的相似记载究竟谁典出自谁。目前一些观点对此不稍加分辨而提出一方典出自另一方的观点，应当注意是欠妥的。

还有一点我们有必要放在前面做一些讨论，即“绘事后素”的“绘事”与“凡画缋之事后素功”的“画缋之事”具体所指的问题。

“绘”，《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释为“会五采绣也。”[4](P434)段玉裁注曰：“古者二事(按：即绘、绣)不分，统谓之设色之工而已。古者缋训画，绘训绣。”[5](P649)《考工记》中谓：“五采备谓之绣”。依此理解，“绘事”之义便与“绣事”无二。《尚书正义·益稷》中载：“郑玄云：‘凡画者为绘，刺者为绣’。”[6](P170)若依此理解，“绘”“绣”终究为“二事”。“五彩备谓之绣”，“绣”的色彩是非常缤纷美丽的，恰与“倩盼”之美相得益彰。“画”当然也能会五采设色，但也许并不需要像“绣”一样“五采备”时才进行，与“绣”相比其在用色上更加灵活。如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缯画，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用毛笔、彩绘的缯帛画，缯画神像和四角草木皆只有四种颜色。[7]

“画”，《说文》中释：“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画之。凡画之属皆从画”。[8](P92)若依此解，“画”便可理解为用笔画出事物外形或人的外貌轮廓。“缋”，段玉裁注曰：“郑注曰，绘读曰缋。读曰犹读为，易其字也，以为训画之字当作缋也。绘训五采绣，故必易绘为缋，郑司农(按：即郑众)注周礼引论语缋事后素。”[9](P645)由段玉裁注可知“缋”与“画”才是指今天意义上的绘画，而“绘”与“绣”乃指用线刺绣。而“绘”与“缋”后来因读音相同容易混用，如郑众注周礼曾引“绘事后素”为“缋事后素”。

总体来看，《考工记》中的“画缋之事”，表面上“画缋”二字皆为今天所理解的绘画的意思，但实际上也包含五彩线绣以设色的意思。至于孔子所言“绘事后素”中的“绘事”的所指，按字面理解“绘”在当时是指以五彩线刺绣的设色之事，所以“绘事”指代以彩线刺绣以设色的可能性更大。不过参照“画缋之事”含义的表达，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其同时包含用笔描画设色的意思。

二

对“绘事后素”的释读影响较大者，首先见于《论语集解》中所引郑玄注。其注曰：“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10](P32)

又有郑玄注《考工记》“凡画缋之事后素功”，其注曰：“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也。”[11](P50)

“绘，画文也。”“文”，《说文》中释：“错画也。”[12](P297)段玉裁注曰：“错当作逪，逪画者?逪之画也。”[13](P425)按郑注所言，“绘”即是画出交错的纹样。在这里，郑玄遵循其“凡画者为绘”的理解，所言“绘画”即“画”之意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即绘画时首先将众彩画出，最后再用白色在众彩之间装饰勾勒，以此来完成彩色与白色相互交错的纹饰表现。“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成”，就也；“就”，高也。即好比美人虽然具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美貌条件，也必须通过“礼”来提高完善自己。

《论语集解》又引孔安国注曰：“孔子言‘绘事后素’，子夏闻而解，知以素喻礼，故曰‘礼后乎’。”[14](P32)孔安国注主要对孔子答“绘事后素”和子夏答“礼后乎”两句进行了阐发，谈到了“以素喻礼”。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孔注之言没有交代清楚“素”与“礼”是怎样对应起来的，其意比较模糊。[15]与之相比，郑注要清晰得多。郑玄在注中把“众色”与“素”的关系和美人倩盼之质与“礼”的关系相类比，通过对“素”在绘画中具有的“点睛”功能的叙述，清楚地把“礼”对于人的影响阐发出来。

朱熹对“绘事后素”的理解与郑玄不同，其观点见于《论语集注》。其注曰：

素，粉地，画之质也。绚，采色，画之饰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谓以素为饰，故问之。子曰：“绘事后素。”绘，胡对反。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杨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其质，礼不虚行”。此“绘事后素”之说也。[16](P65)

根据朱注的解释，其与郑注的分歧主要在于对“素”、“后”的定义不同，以及对于“礼后乎”的“礼”针对的介质不同及内涵的区别。朱注认为“素”为“画之质”，即绘画前必先“粉素”。这与郑玄注所认为的最后施于众色之间、作为一种颜色的“素”的认知有根本区别。

朱注认为“后素，后于素也”。此句是基于对“素”为“画之质”的观点基础上产生的，是对朱注“素地而加采色也”观点的再次阐发，“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一句是其详细说明。郑注认为“素”在“布众色”之后，如此“以成其文”。

郑注认为“礼”就好比促使绘画最终创作完成的“素”一样，是即使作为一个非常美丽的人最终也必须通过“礼”来提高和完善自己。朱注则根据“素”为“画之质”的观点，认为“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即“素”是“施五采”的基础，而“忠信”是“礼”的基础。朱注将“五采”与“素”和“礼”与“忠信”进行相应类比，即在强调“素”在绘画中的基础作用之后，来类比强调“忠信”作为人应具备的美好品质在“礼”的学习实践前的重要性。

在此，有必要对朱注所提“忠信”与“礼”的关系进行简单说明。据《礼记·檀弓》记载：“伯高之丧，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摄束帛乘马而将之。孔子曰：异哉，徒使我不诚于伯高。”[17](P234)对此，《礼记正义》中有郑玄之注曰：“礼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无礼，何传乎？”[18](P234)此时我们可以通过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的阐发来帮助理解郑注之意：

正义曰：忠信由心，礼在外貌。若内无忠信，礼何所施？故云“忠信而无礼”，谓无忠信也。既无忠信，礼何传乎？言不可传行也。冉有代孔子行吊，非孔子本意，是非孔子忠信，虚有吊礼。若孔子重遣人更吊，即弥为不可，故云空使我不得诚信行礼於伯高。[19](P234)

孔颖达所作“正义”对《礼记》的记载结合郑玄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忠信而无礼”，直译便是没有忠信便没有礼。因此，郑注言“礼所以副忠信”。“忠信”作为儒家所推崇的一种品质在儒家典籍有不少记载。《礼记·礼器》中云：“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20](P234)《论语·述而》中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以上材料可以说明，朱熹对“礼”后于“忠信”的阐发是基于儒家思想传统基础之上进行的。但这一阐发是否符合对“绘事后素”释读问题的正确理解，还需要结合朱注的其他观点进行综合判断。

三

接下来，我们围绕郑、朱二注自身的合理性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

先看郑注。概括来看，郑注是在针对“绘事后素”提出“素”在“绘”后的理解基础上，进而提出“以素喻礼”来作为对这段对话涵义的总结释读的。但我们没有见到郑注针对子夏的首次发问内容作出解释，而是被其带入到着重于对孔子所答“绘事后素”和子夏“礼后乎”一语的解释上，这便是问题所在。因为“绘事后素”是孔子对子夏发问后所作的比喻性的回答，跳过子夏的提问内容而直接对“绘事后素”一词本身作出释读显然是不合适的。

按郑注观点，孔子与子夏的对话内容便被解读为：子夏问道，美好的笑容美丽动人啊，美丽的眼睛黑白分明啊，擦上白色的粉会更漂亮啊，此话怎讲？孔子说，绘画先布众色最后饰以素色。子夏说，礼后(美人之倩盼美质)乎？孔子说，能够阐发我思想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

郑注言“素”在“众色”之后，犹如“礼”施于“倩盼美质”之后，在这里其把“素”与“礼”对应，所谓“以素喻礼”，“众色”便与庄姜之“倩盼美质”相对应。但我们需要先厘清的是，“绘事后素”是孔子对子夏第一次发问内容而作出的比喻，其应首先与子夏的发问相对应才能成立。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依郑注便形成了“绘事”与“倩盼美质”、“绘事后素”的“素”与“素以为绚”的“素”相对应的关系。按郑注之意，“绘事后素”是最终依靠“素”的施加“以成其文”，言外之意便是如果没有“素”便不成其文一样，或者说其文的表现效果如果没有“素”的施加会大打折扣；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已经是美人一种很灿烂动人的美丽，其本身就是一种“绚”，根本不需要靠擦点白色的粉来装饰来成就，这与郑注对在绘画中最后施加素色“以成其文”的类比是矛盾的。

郑注的核心是在将“绘事后素”解读为“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的认知基础上，进而提出“以素喻礼”来作为释读孔子与子夏对话根本内涵的。近年来一些观点从考古发现等方面举例对郑注观点进一步作注[21]，也有观点对其进行了质疑和反驳[22]。陈池瑜先生指出，先画彩色再加素粉的绘画方法属于画外之行，望文生义的一种误解。[23]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在古代绘画的创作过程中，是有一些作品掺以素色和其他色彩来装饰画面，但并不足以证明郑注“凡绘画”之言。画面呈现有白色也不见得都是最后才施加上去的，其程序步骤还有待商榷。总体而言，郑注“凡绘画先布众色”的观点颇有以偏概全之嫌。

再看朱注。朱注对“绘事后素”等语理解是“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在这里，朱注将“倩盼之美质”与“绘事后素”中的“素”，即其理解的绘画时所用的白色的底子相对应，同时把“素以为绚”理解为“加以华采之饰”，与意为在白色底子上施加彩色的“绘事”对应。于是，子夏与孔子的对话内容便解读为：子夏问道，美好的笑容美丽动人啊，美丽的眼睛黑白分明啊，加上华丽的色彩进行修饰啊，此话怎讲？孔子说，在白色的底子上饰以彩色。子夏说，礼后(忠信)乎？孔子说，能够阐发我思想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

朱注的问题在于，其言“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必以粉素为先”中使其成为支持郑注的观点对朱注提出质疑的方面之一，如有观点以考古发现和相关史料举例，表示有的绘画作品并不是在白色底子上创作的。这个“必”字实际上是朱注在“礼必以忠信为质”后过分强调导致绝对化的。朱注这一理解很难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解释来对己方的理解加以说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郑注在这一方面所面临的情形有些相似之处。

而即便认为“绘事以粉素为先”，“绘事后素”中的“素”，即绘画前的“粉素”，还是很难与“倩盼之美质”相对应类比。如前文围绕郑注观点所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原本就是形容美人其外表的灿烂美丽的，本身就是“绚”的。而朱注认为“素以为绚”就是“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就像在素地上展开“绘事”，如此便把“倩盼之美质”视为与“绘事”进行前白色的“粉素”相类比，显然这一对应关系是不恰当的。朱注对此的理解，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又与郑注认为饰以白粉便成为“绚”的观点殊途同归了。

前文对朱注所提“忠信”做出了概括说明，可知“忠信”在儒家思想中确有为“礼之本”的涵义。但“礼”后于“忠信”这一关系得提出，却无法与前面的内容相统一。朱注认为“礼”必以“忠信”为质，犹如“绘事”必以“粉素”为先，即“忠信”是“礼”的本，“粉素”是“绘事”的本，可是以此推及子夏关于“素以为绚”的发问，“倩盼之美”则成了必须先于华采之饰而存在的素地，“倩盼之美”成为华采之饰的本，即朱注所言“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这里有一点是无论如何讲不通的：人没有美丽的外表就不可以加以文饰？以此来看，朱注对于“礼”后于“忠信”的阐发还是与整体对话内容没有很好的契合。

笔者认为，郑、朱二注存在问题首先在于，没有对孔子所答“绘事后素”和子夏之问“素以为绚”在作出相应解释的时候做到逻辑上的合理对应，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对子夏所问作出合理的认识，而是仅专注于对“绘事后素”的阐发与其和“礼后乎”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做出的阐发自然无法对整段对话作出合理的释读。

四

对“绘事后素”的理解重点在于“后”与“素”的认知。“绘事后素”与“礼后乎” 中的“后”其用法应为一致，即同为“后于……”的意思，这一点本文与朱注同。而按郑注理解，“绘事后素”的“后”为“……之后”，但由于致力于“以素喻礼”的阐发，又将“礼后乎”的“后”理解为“后于……”的意思了。虽然二者皆属“后”的用法，但郑注在围绕对话本身“后”的用法的前后不一致还是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关于“素”的含义，在排除其作为郑注理解的“素”为白色颜料、朱注理解的“素”为绘画的白底子的含义，那么该如何合理的理解孔子所言“绘事后素”中“素”？

“素”的含义有多重理解：《释名》中云：“素，朴素也。已织则供用，不复加功饰也。”[24](P69)《礼记正义》中有郑玄注曰：“凡物无饰曰素。”[25](P313)《义府》中云：“素乃丝之未染者。他语借用素字，犹俗云本色、本分之谓……又素有白义，白者空有质而无色，故事之有其名而无其实与有其实而无其名者，皆曰素。”[26](P144)除上述引用之外，“素”又有别的含义，在此不多赘引。笔者认为，“绘事后素”中“素”应是作为一种绘画的基础而存在的，即“素”是一种以丝织就的绘画用材。

《墨子》中云：“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27](P124)《说文解字》序云：“著于竹帛谓之书”。《汉语大词典》《辞海》中释：竹帛，即竹简和白绢。

米芾《画史》中云：“古画至唐初皆生绢，至吴生、周昉、韩干，后来皆以热汤半熟入粉捶如银板，故作人物，精彩入笔。”[28](P28)依米芾所言，古代早期的绘画多在生绢上进行。有学者指出，目前现存包括覆棺帛画在内的所有帛画都为绢地，至迟在先秦两汉时期，绢已经作为比较固定的绘画材料了，现称之帛画应属绢画。[29]绢，《说文》中释：“缯如麦禾肙”。[30](P434)《说文解字注》曰：“禾肙者，麦茎也。缯色如麦茎青色也。”[31](P649)依此理解，生绢为麦茎青色的缯。同时也便有经专门加工处理使其成为白色质地的“白素”。《汉语大词典》中“白素”的含义一为白色，另一即为白色的生绢。

与绢关系密切的是帛。帛，《说文》中释：“缯也”；缯，“帛也”。[32](P255)绢是如麦禾肙的缯，由此可知绢与缯(帛)之间的关系。“素”在《说文解字》中释：“白致缯也”；致，“送诣也”。[33](P440；P173)《说文解字注》中曰：“素，缯之白而细者也”；“致，引申为召致之致，又为精致之致”。[34](P662；P232)可见，洁白细腻的缯(包括帛与绢)便是“素”。需要注意的是，缯本身并不都是“素”，只有洁白而细腻的缯才称作“素”，而且绢、帛在很多情况彼此不会分得很清。围绕“素”与绢帛，《中华大字典》《汉语大字典》中“素”的解释为“本色的生帛”，这一解释若理解为本色、原色之意可以，若认为生帛之本色皆为白色就不合适了；《中华字海》与《汉语大词典》中将“素”释为“白色的生绢”，这一解释是相对较为可取的。

绢帛质地的优劣对于绘画的效果影响很大，古代画家绘画前对所用材料的把握是很重视的。《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拓写》云：“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齐纨吴练，冰素雾绡，精润密致，机杼之妙也。”[35](P38)纨，细生绢；练，已练制的白色熟绢；冰素，精白的绢曰素，素白如冰，曰冰素；雾绡，生丝缯曰绡，其薄如雾，曰雾绡。[36](P38)《历代名画记》这一段是对质地优良的绢帛质地的描述，强调了制作出精白细腻、精润密致的绢帛是进行好的绘画创作的基础，即等同于“绘事后素”的“素”对于绘画的重要性。

此时，我们还可以联系《考工记》中“凡画缋之事后素功”一语来理解。笔者认为，这句话应理解为“画缋之事”在“素功”的基础上进行。“素功”的“素”可理解为已织成但未加以染色的生绢帛之属，而“素功”便是指在“画缋之事”前，对织好而未加处理的绢帛进行工艺加工处理，使其质地达到纯净细腻等效果。加工后其质地颜色可以是洁白精细的白色，也可以是其它单色质地。如同陈池瑜先生理解的“素”是单一，画工是在单色(即素色)之后调配各种色彩进行创作的观点。[37]古代作画用生绢，由于未加漂煮其本身并不平滑柔顺，于是在“画缋之事”前对所用绢帛进行一些处理以方便创作是非常必要的，这符合画家、工匠对材料质地的要求和创作时的工序问题。

对《考工记》“凡画缋之事后素功”中“素功”含义的理解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孔子所言“绘事后素”的“素”的含义。可以认为，“绘事后素”的“素”即某一单色的、质地光洁细腻地绢帛。孔子之喻比较简洁，其言之“素”乃进行书画创作前的必然工序，即对用来书写、作画的绢帛进行工艺加工，使之质地达到光洁细腻的效果。同时可以推断，书画创作前对绢帛等材料进行加工处理是一种程序上的共识，而经加工后细腻光洁的绢帛才为“素”，所以孔子言“绘事后素”，而不是说“绘事后绢”、“绘事后帛”、“绘事后缯”。

现在让我们回到对话本身进行讨论。

子夏先引《诗经》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句，描述了庄姜笑靥之姿的美好。此句在《诗经》中位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一句之后，是对庄姜天生丽质之美的身姿条件描述后，进而对庄姜动态的笑靥之美的描述。子夏后面提一句“素以为绚兮”，此句与庄姜笑靥之美的描述结合起来发问。笔者以为，“素以为绚兮”的大致含义可以解读为“素已经是一种绚啊”的意思，即在强调“基础的美”已经很美。照此来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自然不会是一种“基础的美”，相反，其正是一种在“基础的美”的基础上展现出的更加夺目的美。此处“基础的美”实际上乃“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前一句，即庄姜天生丽质的外貌。毫无疑问，庄姜的外貌已经是一种美了，可正是在拥有如此天生丽质外貌的基础上，庄姜的笑靥之姿才格外地美丽动人。《文心雕龙·情采》中云：“夫铅黛所以饰容，而倩盼生于淑姿”。[38](P346)此一言已蔽之。

实际上，子夏分别所引这两句话传达出的不对等关系也便显而易见：一句是对在“基础的美”上产生的更加绚丽的美的描述，一句是在强调“基础的美”已经是一种美了的概念。都是在谈美，但不属于同一层次，而二者存在一种递进关系。这两句话含义的不对等关系可能是促使子夏发问的缘起。子夏或许对这两句话表达的含义的理解有些模棱两可，因此问孔子“何谓也”，目的是想寻求一个例子来帮助说明和理解这种关系。孔子答“绘事后素”一喻无疑很契合地解答了子夏所问，其意可以理解为：绘事用的“素”已经是质地光洁细腻，非常漂亮了，如果再在上面添加彩色那么将会更加漂亮啊。在这里，“绘事后素”中的“素”代表的便是一种“基础的美”，而“绘事”则是代表着在“基础的美”的条件下表现出的更加绚丽的美。

接下来，子夏由“绘事后素”一喻得到启发，又问“礼后乎”，这便联系到“礼”的思想。孔子对子夏的悟性表示赞赏，言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起予者商也”，即孔子认为子夏恰到好处的阐发了自己的思想，在这里便是关于“礼”的内容。事实上，除了这段《论语·八佾》中记载的孔子对弟子子夏的赞赏，孔子还有一段与之相近的对弟子子贡的赞赏，见于《论语·学而》：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关于这段对话的理解我们没有必要完全展开。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这段孔子与子贡的对话也提到了“礼”，不同的是这句话出自孔子之口而非弟子子贡；其二，子贡引用了《诗经》内容来作为对老师回答的理解，此处孔子也高兴地认为子贡很好地阐发了自己的本意。

孔子与子夏、子贡的两段对话，首先都谈到了“礼”，此外两位弟子都引用了《诗经》内容，区别是一个作为问题发问，一个作为对老师回答的阐释，最终孔子都表达了相似的赞许，即认为子夏与子贡都对自己的思想和《诗经》内容的理解做到了很好的理解。但二人受到赞许的原因还是有些许区别的：子贡是通过孔子答以“礼”的内容联想到《诗经》的内容；子夏是由《诗经》内容发问，再对孔子所答“绘事后素”联想到孔子“礼”的思想。

可以初步确定的是，《诗经》内容与孔子“礼”的思想才是这两段老师与弟子间对话谈论的重点。而且有理由相信，这其中更加明显的，实际上是关于孔子“礼”的思想的阐发，其中涉及到的《诗经》内容则作为一种铺垫和注解表述出来。那么，子夏针对孔子“绘事后素”一喻言“礼后乎”的具体含义是什么？笔者以为，子夏正是由“绘事后素”一喻得到启发，适时地联想到了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

“克己复礼”一语出自《论语·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关于这段对话，朱熹有注曰：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归，犹与也。又言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人皆与其仁，极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预，又见其机之在我而无难也。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程子曰：“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39](P141)

“克己”就是战胜自己的私欲，即克除私心杂念；“复礼”就是对“礼”的学习实践。在通过内在克除内心私欲，实现内心平和的基础上，便能更加有益于对“礼”的学习实践，与此同时，“复礼”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克己”进行巩固，即“制之于外，以安其内”。而若能够做到“克己复礼”，也便达到了孔子认为的“仁”的标准。

子夏所言“礼后乎”与“克己复礼”是相契合的，即“(复)礼”后于“克己”。对此，稍加联系子夏的发问和孔子“绘事后素”一喻便不难理解。“克己”，实现内心的平和便是一种“基础的美”，就像庄姜美丽的外貌是她倩盼之姿的基础，就像“绘事”之前需要对绢帛加工使其达到光洁细腻的美好质地；“复礼”，在“克己”之后，便是“基础的美”上施加的绚彩，就像庄姜天生丽质外貌基础上绽放的笑容，就像在光洁细腻的绢帛上施加的彩色，于是倩盼之姿格外动人，于是“素”上开展的绘事色彩也更加艳丽，而在“克己”的基础上“复礼”也便达到了至高的“仁”的境界。

《论语·述而》：“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实际上指人本心之纯正，无任何私欲染之，即朱熹所言“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孔子推崇《诗经》，在于其“思无邪”。这实际与达到“仁”之境界所须具备的本心之纯正和无私欲染之的特质颇相契合。“克己复礼”便是孔子提倡的一种能够达到其所认为的“仁”之境界的准则，即通过自律的克除自身的私欲杂念并对“礼”进行学习实践，达到并能保持本心之纯正，也便是孔子言《诗经》之“思无邪”。

子夏答以“礼后乎”作为受“绘事后素”一喻启发后对孔子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很好地结合理解了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来做出相应的类比说明，并与《诗经》内容结合的恰到好处。因此，孔子不由得赞赏地说：“能够阐发我思想的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