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 冠 生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围城》对方鸿渐留学生活(除买文凭外)的叙述很简短(引文一)：

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1]11

对此，夏志清先生这样转述：“方鸿渐在欧洲闲混了几年，带着一份子虚乌有美国某大学的假文凭回到中国”[2]；杨义先生说：“他在伦敦、巴黎、柏林‘游学’四年，全无心得，受前清举人的父亲方遯翁和夭折的未婚妻的父亲即‘点金银行’周经理的催责，花钱买一张‘美国克莱登大学博士’的假文凭，也自慰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的行为”[3]；宋剑华先生则引述道：“方鸿渐本是个‘无用之人’，他并没有明确的出国目的，只是因为‘岳丈’大人为了装点家族脸面不得已而‘留洋’，故他‘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最好只好花30美元从爱尔兰骗子手里，买来一张‘克莱登’大学假博士文凭，进而满足了‘岳丈’大人渴望‘贤婿’跻身‘洋进士’之列的虚荣心理。”[4]

看来，上述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皆认同并接受了《围城》叙述的字面意思。但是，只要从整体上作认真而细致地阅读与思考，就会发现一时一地之字面理解的危险性。要读懂《围城》，必须学会“远距离参照”。本文先要回答到底该如何理解“随便听几门功课”“心得全无”以及“无用之人”等用语，对方鸿渐留学生活作一深入考察，借此一隅来认识方鸿渐的矛盾性以及《围城》的笔墨特色。

一

引文一除了“兴趣颇广”之外，其他字句看起来都对方鸿渐不利，难怪夏志清用“闲混”、杨义用“游学”来概括。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方鸿渐何以会过得如此“洒脱”或曰“不务正业”。按小说所述，出国留学对方鸿渐来说是天上掉大馅饼，全拜未婚妻之死所赐——因为未婚妻死了，丈人周经理才把办嫁妆的款子充作方鸿渐的留学费。换言之，方之留学，花的钱不是自己的，在外也无人管束，本人无拿学位装点门面之动机与压力(周经理有此意，但开始时不便明说，也没有说，只是到最后才委婉言及，令方鸿渐慌了神)。既无学术压力与镀金目的，难怪方鸿渐生活懒散，予人闲混之印象。

由此更容易对“随便听几门课”这句话作消极理解：(1)听的课太少，才“几门”；(2)“随便”意味着学习态度不认真、太任性，不专业、不系统。对这两点的反驳如下：(1)方鸿渐换过三个大学，每个大学听几门课，数量上合起来也算可观；(2)“随便”的真正意思其实是指方鸿渐的学习以兴趣为导向、凭兴趣来听课学习，与“术业有专攻”的治学思路正相反；(3)听课数量是一方面，听课质量又是一方面，“随便听几门功课”并非意味着听课的时候很随便，相反，有证据表明方鸿渐听课的时候很认真。但这个证据不在引文一及其附近，而是远在方鸿渐回国之后——这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远距离参照”。按照一般做法，叙述方鸿渐留学生活的时候，应该把他学习的状态描述一下或择取一二事记述之，《围城》对此偏节省文字，只用引文一的篇幅就过去了。但在其他遥远的场合，偶尔又会兴致勃勃、侃侃而谈，如果我们不能从中抽身而出并做远距离的相互参照，那么我们很可能不能正确理解《围城》的用语含义及笔墨特色。

这个证据是：回国之后，苏文纨曾把扇面上的题诗“难道我监禁你？”交给方鸿渐评价，方鸿渐说它是偷来的，因为他在欧洲文学史班上听先生讲过这首诗，苏文纨予以否认，方鸿渐说(引文二)：

“也许你上课的时候没留神，没有我那样有闻必录。这也不能怪你，你们上的是本系功课，不做笔记只表示你们学问好；先生讲的你们全知道了。我们是中国文学系来旁听的，要是课堂上不动笔呢，就给你们笑程度不好，听不懂，做不来笔记。”[1]88-9

这话说得很有水平，对苏文纨明褒实贬(不做笔记表示“全知道了”，既“全知道了”，这会忘了又怎么说？)，对自己明贬实褒。——当然，我们关心的是方鸿渐听课是做笔记的，他不是个耳食者。换言之，他感兴趣的课是认真上的；他随便听课，可听课不随便。——但，读者可能正被评诗的事“迷住”，谁还会联想起前面“随便听几门功课”的话？因此，《围城》虽然看上去很好笑，其实它的叙述面貌很能迷惑人，因为在此时此地的笑声中人们往往失去了远距离参照与沉思的机会与能力。

有人可能会对方鸿渐“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心怀不满，以为这也是他随意任性的一个表现。对此亦须仔细琢磨。的确，方鸿渐似无常性：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从社会学系转入哲学系，最终在中国文学系毕业，四年换了三个系；到了欧洲则“更进一步”，四年换了三个大学。但要考虑方鸿渐为什么要换专业换大学？这又需要“远距离参照”。引文二之后，有这样一段文字(引文三)：

在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1]89

我们理论上、声口上不接受各系各专业的价值等级排队(“都重要”)，但事实上存在各种有形无形的区分，引文三中学生们用感受与口碑建立了一个等级序列，我们发现方鸿渐三次换系是一个价值上升的过程，尽管不幸的是中国文学系未能跻身理科范畴。换言之，方鸿渐不是在事前不知情的情况下选一个专业然后终身从之(像今天的高考生一样)，而是边学边比较边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由此推测，他在国外换大学，也是为了更大化地拓展视野，选择更好的课程与更好的老师，而非钞敦煌卷子就钞敦煌卷子那样从一而终。——我们历来在留学事上看低方鸿渐，其实问题不在方鸿渐本人，而在我们的看法有问题。

本文的看法是我们不如把引文一视为对两类知识分子、对两种做学问的方式的描述。借用柏林的术语(但非在严格的原始意义上使用)，一类是刺猬型，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目标明确、用功专一，访《永乐大典》就访《永乐大典》；一类是狐狸型，像方鸿渐那样食性杂、涉猎广。后者看上去没有前者那种“头悬梁锥刺股”或“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苦学精神，但这不应该成为后者被看低嘲笑的一个无意识成见。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方鸿渐“随便”的态度不以得什么学位为功利目的，悠闲从容、无所用心，不正是一种难得的浸润涵泳的状态吗？在此，看一看《围城》作者钱钟书的留学经历是必要的：钱钟书亦曾在英法留学，仅得学士学位，“之所以没有继续读研究生，主要是当时为了得一个文学士学位，读得很辛苦，很不开心，为了这个学位，要读很多自己不感兴趣的书，浪费了时间”。[注]钱之俊：《钱钟书为何不读研究生》，载《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13日第7版。该文还提到了钱钟书的另一个观点：“真正有学问的人，有学术价值的书，都不是因为是博士才会出现，学位与真正的学术是两码事。”反观方鸿渐的“随便”状态，我们才明白钱钟书其实在他身上寄托了自己的读书理想与治学心路。

二

那么，“心得全无”又该如何理解呢？如果它的含意就是字面意思，那就意味着方鸿渐这四年留学生活未体验和领悟到任何东西。若果真如此，那些机智的俏皮话以及对围城的感悟又是怎么联翩而至的呢？——方鸿渐并不是个笨伯[注]在否定了歪诗“难道我监禁你？”之后，苏文纨就说：“我顶不爱听你那种刻薄话，世界上就只你方鸿渐一个人聪明！”虽然苏文纨说的是反话，但方鸿渐并不笨则是事实。。按小说所写——还须远距离参照与思考，只要方鸿渐读得有兴趣，他就有心得，不过这些心得往往难登大雅之堂、难被一般庸众所理解与接受罢了。

方鸿渐回到老家，父亲给他揽了个活，到本县省立中学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方鸿渐按父命从线装书里搜集演讲材料(引文四)：

一下午看得津津有味，识见大长，明白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中国人的心位置正中，西洋人的心位置偏左；西洋进口的鸦片有毒，非禁不可，中国地土性质和平，出产的鸦片，吸食也不会上瘾；梅毒即是天花，来自西洋等等。[1]40

读了一下午，就长了不少“识见”。当然，上述“识见”是古人保守、不明事理的偏见，不能算是“心得”。他的心得是在演讲时报告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1]42这个表述化腐朽为神奇，把古人无知的识见化为“深刻的偏见”，因为它关系着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西方文化里的好东西有几样在中国扎了根，并发扬光大？为什么我们拿来并长盛不衰、与世界接轨并保持同步的仅仅是鸦片与梅毒？这其实是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沉痛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读书心得使校长咳破了喉咙、处女的耳朵当众失贞。校长所希望的是“正经严肃的弘论”，没想到方鸿渐在鸦片与梅毒问题上旁征博引，而且能把它们有意义地组织在一起。更有意思的是，方鸿渐自己也知道这种心得演讲用不得，另“翻了三五本历史教科书，凑满一千多字的讲稿”[1]40。谁知演讲当天，阴差阳错地穿了三弟的衣服，讲稿不在身上，只得扯自己的心得，仿佛“不知道什么鬼”[注]“不知道什么鬼”首现于下述情景：方鸿渐在九龙被鲍小姐彻底抛弃，凭栏呆立，背后传来苏文纨的柔声细语，“鸿渐回身，看见苏小姐装扮得袅袅婷婷，不知道什么鬼指使自己说：‘要奉陪你，就怕没福气呀，没资格呀！’”这个鬼就是色鬼。不是说方鸿渐是个色鬼，而是说方鸿渐心里有个色鬼；这里碰到的是个捉弄他的促狭鬼。非要使他当众闹笑话不可！

所以，本文认为，要正确理解“心得全无”，可以参考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陶渊明读书不是没有自己的心得与理解，而是不像一般学者那样拘泥字意、固执僵化；同样，方鸿渐并非胸无点墨，也并非没有眼光与识见，读书并非没有心得体会，只是不能以体制化的学术论文出之——他本人也没有通过论文来表达的冲动与动力，故此不能正常获得学位、亦不屑得什么学位。

容易招致误解的另一个评语是“无用之人”。在引文一之前，小说写得清楚：方鸿渐“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1]10，难道学不了土木工程就无用吗？原来，方鸿渐老家的“年轻人进大学，以学土木工程为最多”，加之侨居都市的主要从事打铁、磨豆腐、抬轿子三种职业，小说挖苦道：“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量狭小，还加上泥土气，这算是他们的民风”[1]8。方鸿渐不学土木工程、不造房子，倒是摆脱了“泥土气”[注]另一个事例：方鸿渐归国回家，做媒的人不少，他母亲中意“许家的二女儿”，但方鸿渐“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待他讲演心得之后，做媒的都撤回去了，他母亲“非常懊丧，念念不忘许家二小姐，鸿渐倒若无其事”。他根本不把这种民风及其出产的女孩放在心上。。因此，说方鸿渐是个“无用之人”，仅就他未从俗学土木工程而言，不可把它单独拈出来，脱离其存在的语境，以为方鸿渐一无是处，借此加深他闲混四年、不学无术的错误印象。相反，这说明方鸿渐走的是自己的道路，不随波逐流。又忽然得到一笔外财留学，更使他尽性发展自己的真性情，不用矫揉造作，不必功利算计。

与苏文纨作一下比较更能说明问题。苏文纨“在里昂研究法国文学，做了一篇《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的论文，新授博士”，[1]14从结果来看显然比方鸿渐强得多。尽管曹元朗说苏文纨是“为了得学位写那本书，其实她并不瞧得起那些人的诗”，[1]86我们对此不能完全确信，但就苏文纨自己的得意之作“难道我监禁你？”来看，作为一个文学博士，最基本的审美品味与鉴赏能力几乎丧失殆尽了。对此，唯有方鸿渐不客气地断其为“歪诗”。

三

按一般做法，方鸿渐四年生活如何得过，应该作重点描述，然而《围城》仅用一两句话表过；怎么买假文凭，一两句话表过即可，《围城》却叙述得十分详细曲折。要读懂《围城》，就得注意这种叙述上的特色：一般以为重要的事情，它一笔带过，偏向相对而言的小事上多嘴多舌。小说中有一个段落涉及到了这种矛盾性。那时，方鸿渐对苏文纨说“买假文凭是自己的滑稽玩世”，苏文纨就说(引文五)：

“……那位周先生总算是你的尊长，待你也够好，他有权利在报上登那段新闻。反正谁会注意那段新闻，看到的人转背就忘了。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矛盾得太可笑了。”

方鸿渐诚心佩服苏小姐说话漂亮，回答道：“……你说我在小节上看不开，这话尤其深刻。世界上大事情像可以随便应付，偏是小事倒丝毫假藉不了。譬如贪官污吏，纳贿几千万，而决不肯偷人家的钱袋。我这幽默的态度，确不彻底。”[1]56-7

“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指的是方鸿渐买假文凭，是严重的造假行为，本人却并不在乎；“向小节上认真”指的是他见了周经理在报上登的新闻则“羞愤得脸红”。苏文纨的意思是：既然从一开始就假了，干脆一直假下去，就像真的一样(如韩学愈)。但方鸿渐说“大事情像可以随便应付，偏是小事倒丝毫假藉不了”，因为越是相对而言的小事越是切身切实、越是能表现出人的基本根性。

钱钟书自承《围城》是“写现代中国某一部份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方鸿渐没有完全超越而成为神，又没有完全堕落成为鬼，到底是人类之一，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一种最基本的“基本根性”，即矛盾性。《围城》关于“围城”的表述——无论是笼外的鸟想飞进来而笼内的鸟想飞出去，还是城外的人想冲进去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所表达的首先就是人的矛盾性。对此我还有机会在接下来的系列论文中谈到，这里且略过，只谈方鸿渐四年留学生活的结尾——买假文凭的小事，并顺便谈谈他如何用假文凭的余事。

方鸿渐本“准备回家老着脸说没得到学位”，偶然在柏林图书馆看到民国初年上海出的期刊上有“克莱登法商专门学校函授部”的广告，“心里一动”，去信相问，得到爱尔兰人的热情回应，“只要寄一万字论文一篇附缴美金五百元”，即寄哲学博士学位。方鸿渐见信纸上无学校名字，“信的内容分明更是骗局，搁下不理”。爱尔兰人说价钱可以商议。方鸿渐想：“自己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岂非也成了骗子？”可是，圣如孔子者亦曾装病哄人，自己不过是买张假文凭哄老父亲老丈人开心，又何乐不为？遂复信说：至多出一百，先寄三十，文凭到手，再寄余款；且有同学三十余人皆想买文凭。爱尔兰人上了当，方鸿渐希望他悔过自新，寄上十美元作改行的本钱。

小说写道：“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1]14，难道就是因为这一点，《围城》才对之进行详细叙述吗？非也，是因为这件小事就充分显示了方鸿渐的矛盾性：既痛骂学位无用，又对二十多年前的小广告动了心；明知道是个骗局，自己也参与做了回骗子，并且是一个不完全是骗子的骗子(毕竟还真地寄了钱过去)。

方鸿渐买假文凭的时候说过，“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上决不开这个学位”[1]13。确实，他给三闾大学的履历表上没写学位。后来高松年指出这点，他又羞愧难当，埋怨自己不能像韩学愈那样骗人“有勇气坚持到底”[1]240，被高松年欺负，把他从教授降为副教授。“自从唐小姐把买文凭的事向他质问以后，他不肯再想起自己跟爱尔兰人那一番交涉，他牢记着要忘掉这事”[1]239-240，听韩学愈称赞克莱登是“很认真严格”的好学校，又对韩的学籍发生了兴趣。方鸿渐的矛盾性就包含在“牢记着要忘掉这事”这句话中——这事到底是要(能)忘掉还是要(能)记住？或者牢记的同时忘掉，忘掉的同时牢记？

钱钟书常说自己是“一束矛盾”[注]见杨绛写的《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一文，收入小说《围城》，三联书店，2001年，第2页。，他也把方鸿渐塑造成了“一束矛盾”，一个难解难分的矛盾束。由此看来，方鸿渐不是钱钟书创造的一个靶子，任由读者来指摘他的弱点或缺陷，进行冷的嘲讽、热的批判。方鸿渐之“可笑”，并不是叫人居高临下或旁观者清地对他报以讥笑或嘲笑，而是人性通明、世事烛照之后的微微一笑，带着对众生(包括自己)的深刻理解和无限的悲悯与宽容。

至此，方鸿渐的留学生活图景可以建构起来：前三年半以兴趣为中心与导向，过得悠然自在，无所用心，甚是自得。最后半年则计较于买文凭之事。三年半的事情归于一两句话，半年的事情耗去三四页篇幅，这种严重的不对称叙述安排有深意存焉。方鸿渐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大学、课程、专业和学习方式，但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关系(比如未婚妻是父母做主定下的)，也就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处理人事关系——按照方鸿渐自己的意思，他根本不想弄什么学位文凭，但父亲提醒他留学的钱是周经理出的，得对周经理有个交代——所谓围城其实就是这些复杂而难缠的关系围起来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和钱钟书同时代的张爱玲主张“不澈底”，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澈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澈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5]人物的不彻底性在张爱玲那里体现为一种苍凉美学，方鸿渐的矛盾性表现的则是作者钱钟书的睿智通达。四十年代最优秀的两位小说家皆不约而同地提示或主张“不彻底”，这本身就可视为当时的一个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