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琦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南京，211215）

百余年来，我国各行各业为了顺应工业文明以及科技发展的需要，积极向西方学习，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音乐教育。但是，如果一味机械地学习下去，必然陷入某种难以逾越的困境。中国音乐美学思想认为，任何一种思考都是源于对现实的回应，每一种现象都在背后折射出不同的原因，而要阐释意义，就需要强调理解，排除武断思维，不能隔断联系、环境及原本性。本文将通过对比中国的儒、道文化，对重“技术”轻“艺术”等部分现象，剖析道家所提出的“目的观”与现今音乐教育教学中重“目的”轻过程的联系。同时，笔者通过对东南亚三个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多所大学的音乐教育的考察学习，发现自己的某些见闻也对我们的音乐教育中一直强调的“文化自觉”有所启示。由此，笔者也将对艺术“标准化”忽视文化理解、忽视“生活世界”等现象进行剖析，由浅入深探索根源，并引发思考。

笔者在研究生入学的时候，曾跟随导师去南京先锋书店、春秋书店等地方采购了一系列有关哲学、人类学、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的书籍。笔者当时很不理解：为什么学音乐要看这些书？这些书与音乐教育专业有什么关系？后来随着深入学习才体会到，一种现象的背后往往联系得很“宽”，我们需要追溯起始的缘由，分析影响的因素，横纵两面都需要很多内容来阐释，不能割断联系去理解。后来去东南亚的高校学习访问，也从他们的音乐生活以及音乐教育上看到了其与文化的关联性，看到了音乐与哲学、人类学、社会历史文化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用“他者的眼光”去理解音乐教育，也就更深刻地领悟了为何此前需要这么多学科的知识来支撑，当然，也就为后来提出本文的问题和寻找其缘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儒家、道家的音乐思想，都是影响中国音乐教育的因素。比如，道家哲学思想认为人是目的动物，那么“有价值”是符合我们的目的的，但是每件事物都可以两面看待，“有目的”本身可以使精力集中于某一方向，但同时也会使其狭窄化，导致其他的目的无法实现。换句话说，它既可以制造意义和价值，也是对意义和价值的遮蔽。正如社会若仅用学校成绩去衡量一个孩子，就只有简单的“好学生”或“差学生”之分。当然，道家的思想体系中也在发问，为何不能破除日常的惯性，把自己束缚在一个外在的事物中。至于儒家思想中的音乐教育，它可以“修身”，将外部规范转化为自己内在的要求，也可“治国”，即强调宏观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古代文人音乐、民间音乐中，也有很多没有任何束缚的自由活动，其注重的不只是音乐技巧，还有音乐的感觉。

2013年2月，笔者跟随访问团，赴马来西亚马拉科技大学音乐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音乐系、印尼巴厘艺术大学和日惹艺术大学音乐系学习。其间，笔者第一次看到与平时接触的不一样的音乐世界。比如，学生们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圈，通过一个主题，即兴参与互动，唱着相互配合的旋律，打着不同的拍子彼此呼应，气氛轻松活泼。这里的演出并不只是台上演奏、台下欣赏，它希望的是大家共同参与，并且每次演奏都带有很明显的即兴成分，甚至没有固定好的曲谱。笔者也曾上去模仿，曲子也不是很难，但还是自认没能很好地表达出这些感觉。

接触到当地“甘美兰音乐”的教学时，当地的教授直接说这音乐没有谱子，模仿即可，这也是笔者第一次体会“口传心授”的合作与即兴的过程，体会由当地的神灵信仰所催生的对乐器的尊敬和乐器学习活动的某种神圣性。这让笔者不仅深切领悟什么是“体验音乐、表达文化”，也更加理解信仰、地方文化、哲学、历史与音乐的紧密联系，同时开始逐渐适应并习惯音乐不只是“听觉”艺术，而是一种需要置于文化与教育之中的艺术分支，由此也逐渐开始学着将本国的传统音乐放在文化中去理解。

这里的音乐教学不禁让笔者想到我国现今的一个现象：学习乐器的孩子，尤其是学钢琴的孩子，数量是越来越多，但恐怕没有几个是真正因为喜欢才来的，也许多半家长也都不清楚为什么要让孩子来学。家长的初衷虽然好，但也离不开“目的”观。所以教学期间常常是老师、琴童、家长都很累。然而“考级风”还在劲吹，众人急切地期盼证书，技术化的倾向愈演愈烈，艺术恐怕早已被严重遮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不在少数，但是都在叹息难以改变，受西方19世纪或现代“工具理性”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诚然“美”的表现离不开技术，但技术喧宾夺主也不是“美”。

在此次交流中，笔者询问这些音乐学院的教师来源，发现一部分是学院的，一部分是海外的，还有一部分是民间专门从事这行的艺人。学生还表示，在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中，民间艺人“味道”最正。其间，笔者还旁听了新加坡一所小学的音乐课，该校的老师表示，新加坡是个多民族国家，所以她们教授的文化也是世界的文化，并且把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要告诉孩子们，华人就要学习汉语、华乐、相关的文化甚至习俗等。当时正值中国春节，所以课上主要围绕中国春节舞龙舞狮的习俗、如何舞动、舞动节奏如何及其主要乐器如何来讲授，还让每个孩子都用相关乐器去尝试演奏这个节奏。这一做法，值得多民族国家借鉴。虽然许多借鉴欧美体系的知名音乐教育家对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贡献颇深，西方音乐的课程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子，但所有事情都有两面性，如今的课程思维是否需要一些变化呢？“乐理”是否能解释清中国的民间音乐传统，“视唱练耳”是否能唱出中国、印度音乐中的“味”，“作品分析”是否又能分析出传统文化的神髓，都值得反思。另外，一些比赛让不同文化体系中的音乐在同一个舞台上一决高低，但是许多东方音乐的艺术境界都更加依赖具体的互动语境，所以说这样的比法或许本心不坏，但也未免粗疏。

若说东西方音乐的不同，中国音乐偏“结”，西方音乐偏“构”。这里的“结”指动态时间过程；相对于西方的“逻辑哲学”，东方文化是“心性哲学”。例如古琴文化虽也有一些琴谱，但更讲究“韵味”，多半为家族式传承、口传心授，较少依赖于谱面。中国的音乐是流动的，传统民间音乐也与生活息息相关，音乐不是单纯的“静态作品”，而是鲜活的、动态的，它不只是听觉艺术，更是一种文化。

2012年11月和2013年12月，笔者分别参加了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专家讲习班”和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中国音乐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听了很多同行的演讲，自己也在会议上发了言。随后，又在上海音乐学院、安徽师范大学、星海音乐学院等参与了一系列讲座。在这些点滴的交流过程中，笔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西方音乐教育在给我们益处的同时，也遮蔽了世界其他地方的音乐传承模式，遮蔽了“文化语境”，遮蔽了“理解”。笔者小时候看不懂的戏曲和一些其他的民间音乐活动，恰恰是该放回“语境”内再次“理解”的东西。在读过《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他者的眼光》、《发现东方》、《教育的目的》、《过程哲学》等书籍后，笔者越发觉得有必要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切实用好富有人文性的教学的方式与过程。

如今，世界各地的文化在不断汇聚和碰撞。在学习“他者”音乐的同时，也不能丢失自我，而且，只有在与“他者”的不断比较中，才能更好地认识自我。同时，不断学习和吸收中国历代的哲学、美学思想，也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教学设计与实施。现今，在艺术的技术化倾向相当明显的环境下，我们应该在总结出东西方音乐教育思维在根源上的不同之后，把原本经常被遮蔽的“文化语境”、艺术本身、“生活世界”等全都慢慢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