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怡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对鲍勃·迪伦的表彰是“在美国歌曲的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性表达”，“歌手”与“诗人”的错位使他的获奖颇受争议。那么，民谣是文学吗？在诗与谣的分离过程中，印刷媒体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将诗歌由“口传”转化为“书写”，阅读成为文学的特有方式，沉默和敬意、程式和高雅成为了文学的传统。新媒体时代下，超文本的出现是否会再次改变文学的呈现方式，进而改变文学的边界？或许，我们可以说，诗性语言在民谣中的运用，是新的时代需求下对“诗歌传统”的回归，也是超文本对于文学性的扩张。

一、诗与谣：权力和民间的远离，精神与肉体的背弃

原始仪式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高度程式化与充分狂欢化并存。通过特定程式，人才能表达对神灵和先祖的敬畏之心。而狂欢是娱神，进而与神灵、先祖同在、合一的必要途径，要与神灵和先祖相交通、相愉悦、相融洽，参与仪式者就要尽情发挥自己的生命潜能，即进入狂欢、迷醉的状态。表面上看，高度程式化压抑着狂欢，狂欢业企图冲破程式的束缚。“然而，原始仪式却将这相互对立悖反的两极统一在仪式整体之中。诗、谣与仪式的分离，以及诗同谣的分离，正是这种统一状态分崩离析的结果。”[1]

歌咏逐渐与仪式分离，流向民间的成为“谣”，根植于普通大众的生活，日益丧失其敬神祭祖的严肃性和固有的程式化，仪式的狂欢性得到强化；进入庙堂的成为“诗”，天然地继承了仪式歌咏的庄严形式，高度程式化的一面得到加强，文化创作受到严格的规范和限制，成为打上贵族烙印的“高雅”和“等级”的代名词。

“艺术家和作家的许多行为和表现……只有参照权力场才能得到解释，在权力场内部文学场(等等)自身占据了统治地位。”[2]文学创作受到文学场的影响，而文学场又受到权力场的制约。诗与谣从仪式中分离出来便处在不同的权力场，诗被置于统治者的羽翼之下，需要不断迎合统治者的意图粉饰太平。在中国历史中，诗被尊崇为“经”，发展至气势开宏的唐朝，诗依然以典雅为主，格律和选题依旧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市井生活少有入诗。至宋代，柳永词开拓了词的书写内容，以都市生活和凡人情爱入词，这个时候诗的创作便已经增添了“谣”的元素，对权力场有了一定的偏离，而更加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元代市民阶层壮大，元曲所受权力场的影响则进一步削弱，以民间语言入曲，帖和人情，涌现出一批反映市井生活、所谓“俗”的文学作品。譬如贯云石《红绣鞋》：

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听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早闰一更儿妨甚么！

这首具有浓厚民间风味的情词，不需要雕琢语词以显典雅，多用俚俗，却显得情感炽烈。一度为权力场粉饰太平的诗尚且开始走入民间，远离朝堂的民间歌谣，所受权力场的影响便更为间接，狂欢化使人的生命力和感兴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权力与民间分离的同时，精神与肉体也开始背弃。诗继承了仪式的程式化，与神灵和先祖相通的神圣感和高度严肃化，在诗的创作里则演变为形式上的写作规则和内容上的推敲高雅。而谣所继承的狂欢执着于肉体，强调肉体的切身感受，以及感官的直接冲击，更多地归属于感性生命。诗的理性和逻辑，让它更加远离民间，高居庙堂。

印刷媒体的出现，让书写与口头之间的差别被有意识地扩大，拉大了诗与谣之间的等第差距。书写让诗成为沉默型的阅读，而谣却是口头诉说。当诗成为封闭性的个人性的阅读，脱离了吟诵的现场感，这让身体感官被排斥于文学之外，同时也让文本只诉诸于知识者，炫耀于民众之上。

闻一多曾用“带着镣铐的舞蹈”来比喻诗，诗的创作注重规整的形式、词语的考究，文人的创造对于诗的形式和语言来说，是丰富和发展。但远离民间和肉体，诗便泯灭了生命本相，成为苍白的文字概念和价值符号。“与民间的远离，令诗和诗性语言失却最为丰富多彩的源泉，诗将自己拘囿于知识的狭小圈子内，成为一种文字的游戏和知识的操练。诗及其语言为获取诗意，不得不倚仗诗人绞尽脑汁的苦吟和辗转反侧的推敲。尽管在此途路上它也取得了自己的成功，乃至辉煌，开辟出一个个诗意境界，但其代价是对滋养它的母体的背弃，对大地的背弃。在诗的境界及其语言日益精致化、理念化的同时，它遗落了大地的宽厚、粗犷和民间的纯朴、率真。”[3]民谣歌手将诗歌演唱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肉体感官的回归，虽然失去了沉默的思考，却开始回归肉体，回归民间。并不是说民谣抛却了创作的艺术性，而是在这种艺术加工中注入原始的人类野性和最真实的心灵感悟，简单却有力地调动人的感官体验，直击人心。但怎样的民谣歌词才能称之为诗歌，怎样的民谣才能发挥书面文学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依然值得思考。

二、媒介与文学“边界”

自15世纪印刷技术问世以来，印刷媒介的迅猛发展冲击了传统的诗、乐、舞一体的艺术格局，文学成为一种主要供人们阅读而不是口耳相传的艺术形式。从“口头”向“书写”的转化，是生命的当下表现向理性反思的转向，也是媒介在“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印刷媒体开启了一个“阐释时代”，沉默型阅读将理智思考推向极致。或许可以说，现在所定义的“纯文学”也是印刷媒体所隐喻的文学边界。“沉默和敬意”是阅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阅读是文学的特有形式。也就是说，印刷媒体时代，能够被严肃阅读的才是其边界范围里的文学。

无疑，我们现在正处于电子媒介时代，网络等新媒体的高速发展让公共话语处在一个全民狂欢、人人发言的时代。“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4]文学边界问题并不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出现后才成为一个问题，只是这个话题的提出，让“边界”问题更加具体化，受到更多的关注。而文学“边界”之争中，如何定义“文学性”也离不开审美。当今“日常生活审美化”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发展，甚至影响着“文学”的定义。有人把这种泛化视为艺术的堕落，这毋宁在另一个角度承认了审美泛化的事实。

与此同时，“纯文学”也开始面临危机，它越来越远离群众，越来越精英化、小众化。印刷媒体实现了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化，让文学成为个体的沉默的阅读和思考，这样的文学呈现方式提高了阅读者的地位，同时也造成了文学接受方式的单薄与隔膜。那么超文本的出现，文字、图像、视频被置于同一个文本之内，实现文字与听觉、视觉的结合。而民谣歌手的演唱，不正是一个“超文本”的例子吗？诗性的歌词与民谣歌手的演唱相结合，“现场感”激发了个体感官的参与，人的身体成为沟通和了解的媒介。如果说印刷媒体让文学成为缄默的阅读，“具身感”被排除在文学之外。那么，超文本的出现，是否是对于传统诗乐舞合一的文学形式的回归呢，让孤独的文学阅读重新接纳鲜活肉体和个体感官的全面参与？

印刷媒体定义了“纯文学”的概念，当新的媒介隐喻即电子媒体出现时，我们是否应当将文学的边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定义，在杂语共生的转型期实现蜕变？“审美日常生活化”或许减少了“文学”的内涵，扩大了“文学”的外延，“文学”边界的扩张是以向一定的艺术堕落妥协为代价。民谣吸收了民间曲调简单朴实的自然风格，以通俗音乐的形式进入大众的视野。但民谣不需要迎合大众的审美而一昧采用“大白话”，民谣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歌词越来越“诗意化”，民谣的语言直白却别具深意，让精英文学走下神坛，直击人心。当迪伦高唱着《伊甸园之门》，为逝去的60年代气质注入血肉，唤起一代人的狂热岁月，我们还能说鲍勃·迪伦所唱的民谣只是迎合市场、取媚大众的产物吗？早在谢冕和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就收录了崔健的《一无所有》和《这儿的空间》两首歌词，语言的诗意不仅仅在于形式的精巧和辞藻的雕琢，也在于它在社会中所产生的效应，能否为时代发声。

市场经济和电子媒介的高速发展，冲击着印刷媒介时代所确立的“文学”定义，审美泛化和文学“边界”的被动扩张，引起了文学界对于文学前途的担忧。鲍勃·迪伦的获奖，在质疑者眼中也成为文学向大众低头的所谓的证据。无可非议，电子媒介的出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信息接收方式挑战了“阅读”的权威。但同时，也为文学提供了更多的发展途径。当叶芝的《当你老了》被民谣歌手所演唱，也让这首诗从知识分子的书架走进了大众的生活，这位英国诗人也以“词作家”的身份再次被大众所熟悉。

“任何这样一种信念，即以为文学研究就是研究一个稳定、明确的实体，一如昆虫学是研究各种昆虫，都可以作为妄想而加以抛弃。”[5]文学概念的内涵无法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物质条件，我们无法断言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边界”会如何发展，但如果株守印刷媒介时代的文学概念，文学便无法摆脱转型期所面临的困境。

三、“边界”之争的背后：本质主义与自律论文艺学

“由于导致文艺/审美活动困境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而不是艺术本身，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的、积极的联系。”[6]鲍勃·迪伦的困境，也是文艺学的困境，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封闭的自律论文艺学，无法解释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日新月异的复杂互动。

本质主义假定事物具有超越历史、永恒不变的绝对本质，否认文艺活动的特点与本质是因时、因地而变的，因此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无法解释已经存在或正在发生的文学变化。本质主义假定文学作品创作具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构思、写作、生产、阅读与文学批评都具有僵化不变的本质。当网络文学兴起后，本质主义便无法解释其构思、写作甚至批评几乎同时发生的文学形式。同样地，本质主义认为阅读是文学的固有方式，“沉默和敬意”是文学的绝对本质，便无法说明具有诗性特点的歌词是否是“诗”。当本质主义所假定的范畴不再适用于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其结果便是大量新兴的文学体裁无法进入现有的文学归类，而被排斥于文学的“边界”之外。

自律论文艺学在80年代清算了“文革”时期混乱的文学“边界”，给予文学以独立的地位。但在其后的发展中，自律论文艺学便局限于文学的文本研究，片面忽视文学与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脱离了所处的社会环境，自律论文艺学无法解释商品经济所催生的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也无法解释“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导致文艺学在研究对象上作茧自缚，拒绝研究也无法解释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比如广告、流行歌曲等，并把他们排挤出文学的“边界”以保证现有“边界”的完整。

反本质主义和反自律论文艺学的出现，“其目的则是要将历史语境意识与社会语境意识重新引入文艺理论和美学话语，以便加快文艺理论的知识更新速度，进而恢复其对于现实的阐释力”[7]。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话语正处在一个艰难的“转型”时期，新旧理论相互交缠、猛烈冲击，局限于“文学内部研究”的自律论文艺学已经无法解释日新月异的文学发展现状。文学应当积极建立与外界的互动关系，但同时又要避免“回到外部研究”，有效克服文艺的庸俗社会学倾向。

结语

在诗歌与民谣之间，是“诗人”与“歌手”身份的边界，是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是“纯文学”与美学泛化产物的边界，是原始狂欢回归与电子媒介隐喻的交界。在诗歌与民谣背后，隐藏的是文学“边界”之争，鲍勃·迪伦的争议，也是“边界”的争议。

有人问“中国人是否也在诗意栖居？”，也有人问“文学艺术是否已经成为一具热闹而浅薄的将死之躯？”中国的民谣逐渐陷入“性”的怪圈，正如小说中也存在满篇污秽之言的低俗之作，如何确定民谣的文学性，已不单单是民谣与诗歌的边界之争，也是文学创作的内部判定之争。我们无法确定文学的“边界”将如何扩张，但在文学与现状的拉锯中，它已无法再保持原样。内部研究与外部联系，绝本本质的坚守与阐释现实的渴求，都需要在“转型期”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参考文献：

[1][3]马大康.重返大地的努力——诗性语言研究[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2]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4][6]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浙江社会科学,2002,(4).

[5]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王德胜.在文学“边界”之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J].贵州社会科学, 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