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蘇鎮

西漢皇宫中有被稱作“宫”、“殿”、“省”的三個區域。“宫”指整個皇宫，“殿”指皇帝及其輔助官員的辦公區，“省”指皇帝的生活區。*參拙文《漢未央宫“殿中”考》，《文史》2016年第2輯，頁37—62。東漢皇宫也有類似的區域劃分，但與西漢不盡相同。東漢史籍常見“宫中”、“殿中”、“禁中”、“省中”等概念，所指顯然是皇宫中的不同區域。不同區域有不同的機構，人員進出也有不同權限。此事對研究東漢宫禁制度和宫廷政治有重要意義，但資料稀少，記載模糊，有關研究成果不多，也不够深入。筆者近年對西漢未央宫和東漢南、北宫的宫禁制度進行了研究，認識上有所推進。*參拙文《“公車司馬”考》，《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第4期，頁339—348；《秦漢殿式建築的佈局》，《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3期，頁57—66；《未央宫四殿考》，《歷史研究》2016年第5期，頁165—175；《東漢的南宫和北宫》，《文史》2018年第1輯；《東漢的“東宫”和“西宫”》，《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本文將以此爲基礎，再對南、北宫中“殿中”的範圍和主要機構以及“禁中”、“省中”概念試作考證，並就其對東漢政治的影響略作分析。

一 “殿中”的門

賈誼《新書·等齊篇》：“天子宫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宫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47。西漢的未央宫就是這樣，最外有宫牆，門稱“司馬門”，宫牆之内有殿牆，門稱“殿門”，宫城整體呈“回”字形。東漢的南、北宫與之類似，外有司馬門，内有殿門。《續漢書·百官志二》：“衛尉，卿一人。”本注曰：“掌宫門衛士，宫中徼循事。”“左右都候各一人。”本注曰：“主劍戟士，徼循宫。”“宫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本注曰：“凡居宫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宫名兩字爲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3579，3580。是“宫中”區域由衛尉負責，宫門司馬領衛士守宫門，左右都候領劍戟士在宫中徼循。同書又載：“光禄勳，卿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宫殿門户，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户。”“典謁署郎”一句恐有脱誤，“宫殿門户”也語義模糊。宫門守衛既由衛尉負責，光禄勳所掌“宫殿門户”應理解爲宫内殿中區域的門户。“五官中郎將”條説得較明白：“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後漢書》，頁3574，3575。是“殿門”由“郎官”負責守衛。此處“郎官”指三署郎，即五官、左、右中郎將統領的中郎、侍郎和郎中。但南北兩宫整體呈“囙”形，西側宫牆和殿牆是一道牆，故兩宫西側無“司馬門”，直接由“殿門”出入。*參拙文《東漢的南宫和北宫》。

北宫最顯赫的建築是明帝所建德陽殿，殿前有崇賢門。德陽殿西有崇德殿，可能是北宫原來的前殿，殿前有金商門。德陽殿和崇德殿東西並列。以德陽殿爲“前殿”的建築羣被稱爲“東宫”。與之對應，以崇德殿爲前殿的建築羣應是“西宫”。崇賢門和金商門外還有所謂“殿門”，見於記載的有端門、雲龍門和神虎門。張衡《東京賦》及薛綜注對此有清晰的描述。《賦》曰：“既新崇德，遂作德陽。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注曰：“端門，南方正門。……德陽殿東門稱雲龍門，德陽殿西門稱神虎門。”*《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頁57上。又，《後漢書》卷四○下《班彪傳附班固》注引戴延之《記》曰：“端門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後漢書》，頁1367。這意味着崇賢門在端門北偏東處。由此可知，端門正對金商門，而斜對崇賢門。南宫有雲臺殿，光武帝將其改建爲“南宫前殿”。雲臺殿西有嘉德殿，可能是南宫原來的前殿。嘉德殿前有九龍門，雲臺殿前應亦有一門，但未見記載。雲臺殿和嘉德殿東西並立，以之爲前殿的兩個建築羣也被稱作“東、西宫”。九龍門外也有“殿門”，見於記載的有端門、白虎門，還應有蒼或青龍門與白虎門相對，亦未見記載。《北堂書鈔》卷一○八引《東觀漢記》有“嘉德端門”之文，*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本，《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12册，頁500下。可能意味着南宫端門正對嘉德殿，而斜對雲臺殿。南北兩宫端門及神(白)虎、雲(蒼)龍等門内便是所謂“殿中”。*參拙文《東漢的“東宫”和“西宫”》。

“殿門”又稱“止車門”。《續漢書·禮儀志下》載“大喪”之禮有太尉奉謚一節： 柩車出宫前，“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太尉在柩車旁“讀謚策”。*《後漢書》，頁3145。從上下文看，主持此禮的太常和柩車都在“殿止車門”内，“太尉進，伏拜受詔”，應是進“殿止車門”向使者伏拜受詔，然後前往南郊參加大鴻臚主持的定謚禮，取得“謚策”後“還詣殿端門”，在太常主持下“讀謚策”。在這一過程中，“殿止車門”和“殿端門”應是一碼事。所謂“止車門”就是不得乘車進入的門。《後漢書》卷四一《宋均傳附宋意》：“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同上書，頁1414。此事表明，在一般情況下，“殿門”就是不得乘車進入的門。《三國志》卷四《魏書·三少帝紀》： 高貴鄉公“將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裴注引《魏氏春秋》作：“帝……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又引《漢晉春秋》曰：“帝遂帥僮僕數百，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伷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44，145。這三條史料説的是一件事，其中“東止車門”顯然就是“雲龍門”。曹魏此制當是承襲東漢而來。

除端門、神(白)虎、雲(蒼)龍等門外，“殿中”區域可能還有其他門。如《後漢書》卷六六《陳蕃傳》載： 宦官曹節等發動政變誅殺外戚竇武時，蕃“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王甫時出，與蕃相迕……遂令收蕃。”*《後漢書》，頁2170。《後漢紀》載此事作：“太傅陳蕃聞起兵，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到承明門，使者不内，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宫？’……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黄門王甫……使劍士收蕃。”*袁宏《後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444。靈帝當時居北宫。據《續漢書·百官志二》，北宫有四座宫門，公車司馬令掌南闕門，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後漢書》，頁3579，3580。案《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孫程傳》： 孫程發動政變擁立順帝時，閻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同上書，頁2515。此朔平門應即朔平司馬所主北宫北門。依此例，東明司馬所主北宫東門應稱東明門。總之，陳蕃所入承明門不是北宫宫門。綜合上引《陳蕃傳》和《後漢紀》的信息，陳蕃“突入承明門”後，在“尚書門”前被收，而尚書門在“殿中”(詳見下)。由此可知，承明門應是“殿門”。《孫程傳》又載： 衛尉閻景“遽從省中還外府，*袁宏《後漢紀》作“閻景歸衛府”(頁337)。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遂禽之。”*《後漢書》，頁2515。衛尉府在司馬門内。閻景從衛尉府“收兵”後“至盛德門”，應是打算返回“省中”，而尚書郭鎮率羽林出南止車門(即端門)後與閻景相遇，故盛德門應該也是“殿門”。

二 朝堂和尚書

漢人認爲“前殿”就是“路寢”。而儒家禮書説路寢是天子、諸侯“治事”之處，路寢前有“路門”，路門之外有“應門”，兩門之間爲“内朝”，是卿大夫們“治事”之處。《禮記·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鄭玄注：“此内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十三經注疏本(嘉慶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2009年，頁3193下。《周禮·天官·宫人》“掌王之六寢之脩”句賈公彦疏引《玉藻》之文並逐句釋曰：“羣臣昧爽至門外，辨色始入應門……(君)日出始出路門而視朝……路門外朝罷，乃退適路寢以聽政……朝罷，君退適路寢之時，大夫各鄉治事之處。君使人視大夫，大夫退還舍，君然後適小寢，釋去朝服。”*十三經注疏本(嘉慶本)，頁1454下。東漢南、北宫的“殿中”區域與此大致相同。德陽、崇德、雲臺、嘉德諸殿相當於“路寢”，崇賢、金商、九龍諸門相當於“路門”，端門則相當於“應門”。上引《東京賦》“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便將端門比作應門。《周禮·夏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鄭玄注：“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内朝之中，如今宫殿端門下矣。”同書《冬官·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玄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十三經注疏本(嘉慶本)，頁1839上，2007下。由鄭玄此言可知，東漢宫中的“朝堂諸曹治事處”在“路門之表”、“殿端門下”，也就是崇賢、金商、九龍等門之外，端門、神(白)虎、雲(蒼)龍等門之内。

朝堂是殿中議政的重要場所。東漢皇帝或臨朝稱制的太后遇重大疑難問題，常召公卿百官會議朝堂，爲其決策提供建議。如靈帝時，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邊章、韓遂，因兵力不足，“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以爲“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大將軍掾韓卓支持鄒靖，車騎將軍掾應劭駁之，雙方“相難反覆”。靈帝不知所從，“於是詔召百官大會朝堂”。結果，百官“皆從劭議”。*《後漢書》卷四八《應劭傳》，頁1609—1610。又如安帝時，敦煌太守“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鄧太后召熟悉西域事務的班勇“詣朝堂會議”；勇先“上議”，提出自己的主張；既而“尚書問勇曰……勇對曰……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勇對曰……太尉屬毛軫難曰……勇對曰……於是從勇議”。*《後漢書》卷四七《班勇傳》，頁1587—1589。經反覆辯難，最終達成一致。有時，大臣欲諫阻皇帝或太后的錯誤決策，也會集體至朝堂上書。《後漢書》卷四五《袁安傳》：“爲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太后不聽，“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後漢書》，頁1519。西漢也有公卿百官會議朝堂之制，故班固《西都賦》描述未央宫曰：“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頁27上。武帝以後則常命諸將軍、光禄勳、太僕及大夫、博士加給事中等“中朝臣”於朝堂議事。*參閲拙文《漢未央宫“殿中”考》。東漢無中朝臣制度，*《後漢書》卷六一《黄瓊傳》：“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頁2035)“中朝二千石以上”字面上可理解爲“中朝臣”，但這只是孤證。袁宏《後漢紀》載此事作“上欲封大將軍梁冀，使公卿會議其禮”(頁401)，實際參加此次會議的則有司空、特進、太常、司隸校尉、太中大夫等，而司空肯定不是“中朝臣”。而公卿百官至朝堂議事似更多見。這意味着殿中朝堂更加開放，宫外大臣有更多機會參與殿中決策。

鄭玄所謂“諸曹治事處”應指尚書臺等殿中機構。《續漢書·百官志三》：“尚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尚書六人，六百石。本注曰……凡六曹。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本注曰： 曹有三，主書。後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後漢書》，頁3596，3597。據此，東漢尚書臺有六十七名官員，令和僕射是正副長官，尚書、郎、令史則分曹治事。《後漢書》卷四一《鍾離意傳》：“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注引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綾被或錦被……伯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從入臺中。”*同上書，頁1411。止車門即殿門。此證尚書臺確在“殿中”。古人所謂“臺”指夯土築成的建築基礎。《釋名·釋宫室》：“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光緒二十二年本，1984年，頁279。東漢尚書既稱“臺”，應是高於地面的臺式建築，故《續漢書·百官志三》尚書條注引蔡質《漢儀》曰：“雞鳴，衛士踵丞、郎趨嚴上臺”；*《後漢書》，頁3598。《後漢書》卷二九《郅壽傳》載：“爲尚書僕射……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後漢書》，頁1033。尚書臺又自有院落，故有“尚書門”或“尚書闥”。如前引《後漢紀》靈帝建寜元年九月：“太傅陳蕃聞起兵，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到尚書門。”《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大將軍兵反，燒宫，攻尚書闥。”*同上書，頁2252。

和尚書有關的還有所謂“建禮門”。《初學記》卷一一“起草”條引應劭《漢官儀》曰：“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晝夜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69、270。《宋書》卷三九《百官志上》尚書條亦載東漢之制曰：“尚書寺居建禮門内。”*《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236。據此，尚書門似即建禮門。《太平御覽》卷一八三《居處部》引蔡質《漢官儀》曰：“宫北朱雀門至止車門，内崇賢門，内建禮門。”*《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頁889上。《玉海》卷一六九所引同。此文語氣不順，必有脱誤，但大意可解，即朱雀門内有止車門，止車門内有崇賢門，崇賢門内有建禮門。朱雀門是北宫南面的門，其内爲端門，即南止車門，端門内則有崇賢門。是上引蔡質之説大致不錯。但“内建禮門”一句顯然有誤。前引鄭玄説“諸曹治事處”在“路門之表”，而崇賢門相當於“路門”，則建禮門不應在崇賢門内。疑此句之“内”應作“外”，承上“内”字致訛。這條材料還提示我們，尚書臺在崇賢門附近，因而可能也在端門内東側。

三 符節臺和蘭臺

除朝堂、尚書臺外，殿中還有符節臺和蘭臺。《續漢書·五行志二》： 中平二年，“南宫雲臺災……延及白虎、威興門、尚書、符節、蘭臺。”*《後漢書》，頁3297。是符節臺和蘭臺也在尚書臺附近。同書《百官志三》：“符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 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屬官有尚符璽郎中和符節令史。*同上書，頁3599。《後漢書》卷三四《梁冀傳》載桓帝誅梁冀事曰：“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斂諸符節送省中。”*同上書，頁1186。桓帝時居北宫，*桓帝一生大部分時間居北宫，只有建和二年五月至和平元年三月的近兩年間居南宫，而誅梁冀在延熹二年八月。參拙文《東漢的南宫和北宫》。所御“前殿”應是德陽殿。“閣”應作“閤”，指德陽殿前之崇賢門。當時事發倉促，桓帝至前殿，立刻令尚書官員守省閤，符節臺將所有符節送省中。此事可證，符節臺確與尚書臺一樣也在殿中崇賢門外。

蘭臺是殿中藏書之處，由御史中丞掌管。《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内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725。據此，中丞似在蘭臺辦公，“掌圖籍秘書”則是其首要職責。《宋書》卷四○《百官志下》“御史中丞”條幾乎照抄《百官公卿表》，且曰“殿中蘭臺，秘書圖籍在焉，而中丞居之”，*《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250。進一步坐實了中丞居蘭臺之説。然而從史傳所載實例看，中丞的首要職責不是“掌圖籍秘書”，而是“外督部刺史，内領侍御史”。《初學記》卷一二《職官部》“蘭臺”條引《漢官儀》載西漢之制曰：“御史中丞……别在殿中，兼典蘭臺秘書，外督部刺史，内領侍御史，受公卿章奏，糾察百僚。”*《初學記》，頁291。《漢官儀》乃東漢應劭所作，東漢蔡質所作《漢官典職儀式選用》有時也簡稱《漢官儀》，兩書的史料價值都很高，而中丞“兼典蘭臺秘書”之説，也更符合史實。兩相比較，疑《百官公卿表》“在殿中”後脱“兼典”二字。若有此二字，相關内容可點作“一曰中丞，在殿中，兼典蘭臺，掌圖籍秘書”，語氣和文意都更加順暢。據筆者考證，西漢皇帝在未央宫中的日常辦公之處是承明殿，中丞及侍御史的辦公場所應在該殿外院之“廷中”，而蘭臺應是高於地面的臺式建築，面積也不會太小，可能不在“廷中”。*參拙文《漢未央宫“殿中”考》，頁50—57。這是西漢之制。東漢的情形有所不同。《續漢書·百官志三》：御史中丞條本注曰：“……舊别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因别留中，爲御史臺率。”*《後漢書》，頁3599。所謂“留中”指未隨御史大夫遷出未央宫，*東漢衛宏《漢舊儀》明言：“御史大夫寺在司馬門内。”見《初學記》卷一二《御史大夫》“署梓”條，頁289。仍留宫中。《晉書》卷二四《職官志》言之較詳：“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爲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爲御史臺主。歷漢東京至晉因其制，以中丞爲臺主。”*《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738。《宋書》卷四○《百官志下》載此事亦曰：“中丞出外爲御史臺主。”*《宋書》，頁1250。所謂“出外”指遷至殿外御史臺。*前人不知“殿中”區域的存在，故對中丞“留中”和“出外”存在各種誤解。參祝總斌《關於漢代御史中丞的“出外”、“留中”問題》，《材不材齋文集》下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頁172—176。

中丞屬官有侍御史十五人，職掌和西漢時大致相同。《續漢書·百官志三》侍御史條本注曰：“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羣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二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後漢書》，頁3599。《晉書》卷二四《職官志》：“侍御史，案二漢所掌凡有五曹： 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祠；四曰尉馬曹，掌廄馬；五曰乘曹，掌護駕。”*《晉書》，頁738。《宋書》卷四○《百官志下》所載與此同。東漢侍御史的設置和職掌既與西漢相同，應仍在“殿中”。《漢書·百官公卿表》説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領侍御史……舉劾按章”，《續漢書·百官志三》注引蔡質《漢儀》則曰“内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後漢書》，頁3600。《北堂書鈔》卷六二“御史中丞”條引《東觀記》亦曰“御史中丞……職典蘭臺，外營州牧，舉劾按章。”*《續修四庫全書》，1212册，頁296下。原文作：“馬嚴拜御史中丞，賜官幘衣服車馬，嚴爲司馬，職典蘭臺，外營州牧……”“嚴爲司馬”四字疑衍。兩相比較，“内領侍御史”變成了“内掌蘭臺”、“職典蘭臺”。這不僅表明東漢中丞雖“出外爲御史臺主”，仍兼典殿中蘭臺，也意味着侍御史已遷入蘭臺辦公。中丞屬下還有治書侍御史二人，“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續漢書·百官志三》御史中丞条，《後漢書》，頁3599。《後漢書》卷六○下《蔡邕傳下》：“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後漢書》，頁2005。《後漢紀》載此事作：“舉高第，補御史，又轉治書御史、尚書。三月之間，周歷三臺。”*袁宏《後漢紀》，頁518。《初學記》卷一一引謝承《後漢書》亦作“三月”。*《初學記》，頁264。三日之間遷轉三次，不大可能，當以“三月”爲是。此事證明，尚書、侍御史、治書侍御史各在一臺。已知尚書在尚書臺，侍御史在蘭臺，則治書侍御史當在御史臺。

御史中丞屬官還有蘭臺令史，也在蘭臺辦公。《續漢書·百官志三》：“蘭臺令史，六百石。本注曰： 掌奏及印工文書。”*《後漢書》，頁3600。東漢三公令史皆秩百石，尚書和符節令史二百石，蘭臺令史不可能爲六百石。《後漢書》卷四○上《班固傳》注引《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同上書，頁1334。《通典》卷三六《職官》“後漢官秩差次”條，將蘭臺令史列于“百石”。王永興先生校勘記曰：“《後漢書·百官志三》云：‘蘭臺令史六百石。’彼‘六’爲衍文，《通典》是。”*《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990，1001。今案《後漢書》卷四七《班超傳》注引《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後漢書》，頁1572。是《續漢志》此條本有“人秩”二字，今本脱，而“六”字非衍文。*《後漢書》卷五四《楊賜傳》載：“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送至舊塋。”(頁1785)“十”或爲“六”字之訛。至於蘭臺令史的職掌，綜合上述三種記載，應是“掌書劾奏及印工、文書”。“書劾奏”即書寫侍御史舉劾公卿奏事違失者的奏章，“印工”即刻印之事，“文書”則指蘭臺所掌圖籍秘書。

東漢初年，蘭臺令史有“典校秘書”之職。王充《論衡·别通》：“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典國道藏。”同書《對作》：“聖人作經，賢者傳記……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黄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603，605，1177，1178。又有以郎官校書於蘭臺者，稱校書郎。《後漢書》卷四八《楊終傳》：“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卷四○《班固傳》：“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典校秘書。”*《後漢書》，頁1597，1334。但章、和以後，蘭臺藏書似遷至南宫東觀。《後漢書》卷三五《曹褒傳》： 章帝章和元年，奉命“於南宫東觀盡心集作”，成《漢禮》百五十篇。卷四《和帝紀》： 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閲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卷八四《列女·班昭傳》：“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臧書閣踵而成之。”卷二三《竇章傳》： 安帝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李賢注曰：“言東觀經籍多也。”*《後漢書》，頁1203，188，2784，821—822。校書郎則稱“東觀郎”，在東觀校書。《後漢書》卷七九上《儒林·孔僖傳》： 章帝元和二年，“拜僖郎中……使校書東觀。”卷八○上《文苑·李尤傳》：“尤同郡李勝……爲東觀郎”。卷二三《竇章傳》：“章入東觀爲校書郎。”卷六○《馬融傳》：“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後漢書》，頁2562，2616，822，1954。

劉知幾《史通·外篇·史官建置》曰：“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爲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爲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浦起龍《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310。其意是説，東漢“著述之所”初在蘭臺，章、和以後轉入東觀。這一變化正是藏書遷移的結果。李尤《東觀賦》：“東觀之藝，孽孽洋洋，上承重閣，下屬周廊……前望雲臺，後匝德陽。”*《藝文類聚》卷六三《居處部三》，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135。由此可知，東觀位於南宫北部。而蘭臺在端門之内，應隨皇帝所居或在南宫或在北宫。*參拙文《東漢的南宫和北宫》。二者不在一處，但在功能和制度上又密切相關。*我曾推測“東觀就在蘭臺中”(見拙著《〈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590)。其説誤，應更正。東觀不見於《續漢書·百官志》，恐非獨立機構。《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吕强傳》： 桓帝時，宦者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後漢書》，頁2533。所謂“蘭臺漆書經”以理解爲蘭臺所藏漆書經爲順，但章、和以後儒家經傳章句也移入東觀了。《後漢書》卷六五《張奂傳》載，奂減《歐陽尚書》牟氏章句爲九萬言，“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同上書，頁2138。是其證。因此，“蘭臺漆書經”云云，可能意味着經書雖已遷至東觀，但仍歸蘭臺令史掌管。换言之，東觀可能從屬於蘭臺，是蘭臺的藏書之所。《初學記》卷一一《尚書令》引司馬彪《續漢書》曰： 西漢尚書“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各有曹任”。*《初學記》，頁259，260。此尚書“通掌”之“圖書秘記”應即御史中丞“兼典”之“圖籍秘書”。這是因爲尚書官員常需至蘭臺查閲資料。*參拙文《漢未央宫“殿中”考》，頁56。但東漢章、和以後，查閲“圖書秘記”便要前往東觀了。《後漢書》卷三三《鄭弘傳》： 章帝時，爲尚書令，“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宫，以爲故事。”*《後漢書》，頁1155。章帝居北宫。所謂“著之南宫”，當指收藏於南宫之東觀。同書卷五四《楊震傳附楊賜》： 爲司徒時，上書言張角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宫，閲録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同上書，頁1784。靈帝在南宫閲録故事之處應當也是東觀。《文選》李善注引謝承《後漢書》曰：“謝承父嬰爲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宫，秘於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頁372上，下。案《三國志》卷五○《吴書·妃嬪傳》： 謝承“父，漢尚書郎”。*《三國志》，頁1196。文中“南宫”之“省閣”當指東觀藏書閣。

四 殿中其他重要機構

南、北宫“殿中”的重要機構，可考者還有光禄勳及所領諸郎署、侍中寺和謁者臺。

西漢未央宫“殿門”之内還有金馬、長秋等門，將“殿中”分爲内外兩部分，其内是辦公區，其外可能是生活服務區。西漢光禄勳屬下有五官、左、右中郎將，秩比二千石，所領中郎秩比六百石；又有郎中車、户、騎三將，秩比千石，所領郎中秩比三百石。郎中的主要職責是守衛“殿門”、“出充車騎”及殿中生活服務區的宿衛，駐於殿門之内。中郎則負責“陛戟殿前”、“補過拾遺”及殿中辦公區的宿衛，駐於金馬、長秋等門内。*參拙文《漢未央宫“殿中”考》，頁41—51。東漢南北二宫的“殿中”區域比未央宫的小，似不分辦公區和生活服務區。因而東漢“省車、户、騎凡三將”，*《續漢書·百官志二》，《後漢書》，頁3578。中郎、郎中都由三中郎將統領，負責守衛“殿門”和宿衛“殿中”。

光禄勳屬下還有虎賁中郎將和羽林中郎將，皆秩比二千石，“掌宿衛侍從”。前者“主虎賁宿衛”，領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後者“主羽林郎”。虎賁中郎將下有“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左右僕射“主虎賁郎習射”，左右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同上書，頁3575，3576。《續漢書·禮儀志中》注引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賀……虎賁、羽林張弓挾矢，陛戟左右。”*《後漢書》，頁3131。是朝會時，虎賁、羽林皆在殿前陛戟，而所持兵器不同。司馬彪《續漢書》：“(朱)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後漢書》卷四三《朱穆傳》李賢注引，頁1463。《太平御覽》卷三四七引謝承《後漢書》亦載此事：“朱穆爲尚書，歲初百官朝賀，有虎賁當階置弓於地，謂羣僚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百僚皆避之。穆呵之曰：‘天子之弓，當戴之於首上，何敢置地，大不敬。’即收虎賁，付獄治罪。”(頁1598上)可見東漢虎賁皆挾弓矢，故有左右僕射主其“習射”。《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傳》： 尚書郭鎮“率直宿羽林”收閻景，“鎮引劍擊景墯車，左右以戟叉其匈，遂禽之”。*《後漢書》，頁2515。“左右”當指羽林。同書卷三三《虞延傳》： 光武帝至洛陽獄“親録囚徒”，洛陽令虞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外戚陰氏賓客馬成“欲趨東，延前執之……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同上書，頁1152—1153。此處“陛戟郎”應亦爲羽林郎。是羽林郎皆執戟。

《續漢書·百官志二》光禄勳條注引蔡質《漢儀》曰： 五官中郎將，“其府對太學”；左中郎將，“其府次五官府”；虎賁中郎將，“次右將府”；羽林中郎將，“府次虎賁府”。*同上書，頁3575，3576。文中顯然脱了右中郎將“府次左將府”一條。據此，諸郎署依次排列，都在“太學”對面。案《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 建武五年十月，“初起太學”。注引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宫八里。”*同上書，頁40。太學在洛陽城南郊，遠離皇宫，而光禄勳所領諸郎署不可能在皇宫之外。疑上引《漢儀》“太學”之文乃“太官”之誤。《後漢書》卷一六《鄧訓傳》：“顯宗即位初，以爲郎中。”注引《東觀記》曰：“太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也。”*《後漢書》，頁607，608。由前引鄭玄所言“朝堂諸曹治事處”在“路門之表”、“殿端門下”可知，“殿門下”即殿門内。故此“太官門”應在殿中，因而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中郎將府亦在殿中。鄧訓以郎中“直事”，即在殿中值宿。“同廬郎”云云，證明殿中有供郎官值宿的廬舍。前引尚書郭鎮“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一事，則表明羽林郎也在殿中值宿。光禄勳所領諸郎署既然都在殿中，光禄寺應當也在殿中。《宋書》卷三九《百官志上》追述東漢之制曰：“光禄勳居禁中如御史，有獄在殿門外，謂之光禄外部。”又曰：“魏、晉以來，光禄勳不復居禁中。”*《宋書》，頁1229。光禄勳不可能“居禁中”(説詳下)，文中“禁”當作“殿”。如前述，東漢侍御史在殿中蘭臺辦公。光禄勳既“如御史”，當然也應“居殿中”，惟光禄外部“在殿門外”。

《後漢書》卷八《靈帝紀》光和元年四月，“侍中寺雌雞化爲雄。”《續漢書·五行志一》載此事作：“南宫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後漢書》，頁341，3273。靈帝此時居北宫，*參拙文《東漢的南宫和北宫》。侍中寺官員當然也在北宫。南宫侍中寺可能處於閑置狀態，故有人在寺中養雞。侍中寺在宫中何處，不見明確記載。《續漢書·百官志三》侍中條本注曰：“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後漢書》，頁3593。這是本職。除此之外，侍中還有“省尚書事”之職。《後漢書》卷四三《朱穆傳》：“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後漢書》，頁1472。由於侍中須“省尚書事”，故常與尚書並提。如《後漢書》卷一○上《皇后紀上》： 鄧太后“寢病漸篤，乃乘輦於前殿，見侍中、尚書。”卷六三《李固傳》載固對策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同上書，頁429，2075—2076。李固所謂“中臣”顯然指侍中和尚書。據此推測，侍中寺當和尚書臺一樣，也在殿中。

《續漢書·百官志二》： 光禄勳屬官有謁者僕射一人，“爲謁者臺率”；常侍謁者五人，“主殿上時節威儀”；謁者三十人，“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同上書，頁3578。謁者的工作主要在“殿上”，謁者臺當在“殿中”。同書《禮儀志中》載冬至夏至禮曰：“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載大儺之儀曰：“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同上書，頁3126，3127。在皇帝親臨前殿的禮儀場合，謁者也要在殿前“陛衛”，表明他們與侍中、尚書、御史一樣，也是“殿中”近臣。《禮儀志中》又載“饗遣故衛士儀”曰：“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同書《百官志一》將軍條注引《梁冀别傳》曰：“元嘉二年，又加冀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若龍門，謁者將引。”*同上書，頁3130，3564。此時桓帝居北宫，“龍門”當指雲龍門。故衛士和大將軍由謁者引入殿門，也顯示謁者臺是殿中機構。

五 “禁中”和“省中”

南北宫的“殿中”是以德陽、崇德、雲臺、嘉德等殿爲中心形成的區域，“禁中”則是“殿中”深處禁衛等級更高的另一個區域。蔡邕《獨斷》：“禁中者，門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蔡邕《獨斷》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3上。解釋得不够清楚。從實際情形看，“禁中”的意義集中體現在侍中、中常侍、給事黄門侍郎和小黄門的職責分工中。《續漢書·百官志三》少府條載：

侍中……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

中常侍……掌侍左右，從入内宫，贊導内衆事，顧問應對。

給事黄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

小黄門……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内宫，關通中外。*《後漢書》，頁3593，3594。

稍加比較便可看出，侍中和中常侍的職掌基本相同，給事黄門侍郎和小黄門的職掌也基本相同，區别在於中常侍、小黄門可“從入内宫”。這意味着當“上在内宫”時，侍中、給事黄門侍郎便不能“侍左右”，只能由中常侍、小黄門負責“顧問應對”、“關通中外”。《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 秦二世“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李斯抱怨説：“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宫，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558。《續漢志》所謂“内宫”和李斯所言“深宫”同義，皆指“禁中”。

《續漢志》劉昭注引蔡質《漢儀》曰：“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莽何羅挾刃謀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宫通，拔佩刀驚上，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後漢書》，頁3593。案《後漢書》卷一○上《皇后紀上》載外戚郭氏事曰：“永元初，璜爲長樂少府，子舉爲侍中，兼射聲校尉。及大將軍竇憲被誅，舉以憲女婿謀逆，故父子俱下獄死。”*同上書，頁404。是郭舉任侍中及被誅在和帝永元年間，章帝元和中“拔佩刀驚上”的侍中或另有其人。劉昭注又引《獻帝起居注》曰：“舊侍中、黄門侍郎以在中宫者，不與近密交政。誅黄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闈，機事頗露。”*同上書，頁3594。案：“以在中宫”費解，“以”當爲“不”之訛。“中宫”與“内宫”同義，亦指“禁中”。“闈”，《説文》門部：“宫中之門也。”*《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3年，頁247下。“禁闈”也稱“禁門”。《後漢書》卷六九《竇武傳》： 曹節“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後漢書》，頁2243。“禁闈”或“禁門”就是出入禁中之門。《漢儀》所謂“止禁中”，意指在禁中值宿。《獻帝起居注》所謂“出入禁闈”，則指在禁中值宿者可隨時出入禁門。東漢初年，侍中“止禁中”，故得隨時出入禁門。章帝元和以後，侍中“出禁外”，便只能“有事乃入，畢即出”了。《漢儀》載此事，只及侍中，未及黄門侍郎，《獻帝起居注》則侍中、黄門侍郎並提。黄門侍郎的職掌是配合侍中的，章帝時當與侍中一樣也經歷了從“止禁中”到“出禁外”的變化。《續漢志》所載侍中、中常侍、給事黄門侍郎和小黄門的職掌，正是章帝以後的制度。*四庫全書本《東觀漢記》卷四《百官表》校語曰：“司馬彪之《志》本之胡廣所注王隆《漢官篇》，多順帝以後所更改。”文淵閣四庫全書本，370册，頁93上。

《後漢書》卷六《順帝紀》載中黄門孫程、王康、苗光等，殺中常侍江京、黄門令劉安、鈎盾令陳達，脅迫中常侍李閏擁立順帝之事：

十一月丁巳……是夜，中黄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

同書卷七八《宦者·孫程傳》載之較詳：

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執積爲省内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閏……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

李賢注引《東觀記》還描述了苗光參與此事的具體情節：

程賦棗脯，又分與光，曰：“以爲信，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爲尚席，直事通燈，解劍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詔書録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心不自安，詣黄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後漢書》，頁249，2515，2516—2517。

綜合三條記載可知，孫程等人於崇德殿集合，然後進入章臺門，至“省門下”，殺江京、劉安、陳達，脅迫李閏出宜秋門，至德陽殿，於西鍾下立順帝。劉安是黄門令，“主省中諸宦者”。*《續漢書·百官志三》黄門令条，《後漢書》，頁3594。而東漢黄門令所主之“省”，是皇帝生活起居和日常辦公之處，在北宫便是以章德殿爲主的一個建築羣。*參拙文《東漢的“東宫”和“西宫”》。因此，劉安等人被殺之處應是章德殿前外院門内。北宫有章臺殿，但孫程等所入“章臺門”顯然不是章臺殿之門，而是介於崇德、德陽二殿與章德殿之間的一道宫牆的門。孫程等由章臺門入，由宜秋門出，可見宜秋門是這道牆的另一座門。苗光知道事發當在“今暮”，但不知具體時間，也未在崇德殿與孫程等會合。漢代制度： 晝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文選》卷五六陸佐公《新漏刻銘》李善注引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晝”下脱“漏盡”二字。《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頁851上。即點燈。苗光於“漏盡”時入章臺門，正是履行“直事通燈”的職責入省點“燈”。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入門前“解劍置外”，見孫程等攜刃而來，纔返回取劍。這一細節表明，章臺、宜秋等門禁衛等級甚高，正常情況下連“給事禁中”的中黄門也不能帶劍進入。苗光“得劍，欲還入，門已閉”，只得到宜秋門外等候。章臺、宜秋等門被關閉，可能是孫程等人爲封鎖消息、控制局面而采取的措施。事後順帝論功行賞，入没入章臺門也是條件之一。可見這道門的重要性非同一般。由此推測，章臺、宜秋等門可能是“禁門”，其内便是“禁中”。南宫的情形無從考證，依情理推之，在雲臺、嘉德二殿和玉堂殿之間，應該也有一道“禁門”。

《太平御覽》卷二四一“虎賁中郎將”条引《東觀漢記》曰：“明德太后姊子夏壽等，私呼虎賁張鳴與敖戲爭闘。上特詔曰： 爾虎賁將軍，蒙國厚恩，位在中臣，宿衛禁門……今者反於殿中交通輕薄。虎賁，蘭内所使，至命欲相殺於殿下，不避門内……此皆生於不學之門所致也。”*《太平御覽》，頁1141下。虎賁將軍即虎賁中郎將。*《後漢書》卷四一《第五倫傳》載倫上疏曰：“虎賁中郎將竇賢，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頁1400)《後漢紀》卷一一《章帝紀上》載此疏作“虎賁將軍竇憲”(頁215)。“夏”疑應作“賈”。馬太后爲明帝貴人時，其“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後漢書》卷一○上《皇后紀上》，頁409。賈壽應是章帝生母賈氏的兄弟，以外戚任虎賁中郎將。章帝稱其“位在中臣，宿衛禁門”，又斥其欲使虎賁“相殺於殿下”。這透露出虎賁不僅在朝會時負責“殿中”陛衛，還要“宿衛禁門”。《後漢書》卷七《桓帝紀》： 延熹五年四月戊辰，“虎賁掖門火”。*《後漢書》，頁309。所謂“虎賁掖門”，應指由虎賁守衛的門，可能也是一座“禁門”。不過，虎賁守衛“禁門”應限於門外，門内的宿衛當由宦官負責。《續漢書·百官志三》少府條：“中黄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 宦者。主中黄門冗從，居則宿衛，直守門户。”*同上書，頁3594。中黄門冗從所“直守”的便是“禁中”門户，應包括“禁門”。

東漢史籍中還常見“省中”概念。綜合相關記載，“省”似指以“某某殿”爲中心構成的院落。此類院落通常有内外兩個庭院，外院大門多稱“省門”、“省户”，内院小門則稱“省閤”、“省闥”。*參拙文《秦漢殿式建築的佈局》，頁64—65。南北宫“禁中”區域内供皇帝、后妃、太后等居住的院落都稱“省”。前引《續漢志》所言黄門令“主省中諸宦者”，即指皇帝之“省”。《後漢書》卷三四《梁統傳附梁冀》： 桓帝謀誅冀，冀“乃使中黄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卷五五《清河王慶傳》： 和帝“特親愛慶”，帝居北宫章德殿，“慶得入省宿止”。*《後漢書》，頁1186，1800。張惲、劉慶入宿的都是皇帝之“省”。同書卷六九《何進傳》：“進入長樂白太后”，宦官疑其“欻入省，此意何爲”。卷七八《宦者·孫程傳》： 程等發動政變，擁立順帝，“閻顯時在禁中”，欲“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於是“誘詩入省”，閻景則“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同上書，頁2251，2515。何進、馮詩所入，閻景所出，都是太后之“省”。同書卷一○上《皇后紀上》： 鄧貴人有疾，和帝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鄧氏推辭曰：“宫禁至重”，不宜“使外舍久在内省”。*《後漢書》，頁419。貴人所居當然是后妃之“省”。

此外，南北兩宫的德陽、崇德、嘉德諸殿位於“禁外”，但也稱“省”。《何進傳》： 宦官“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闥……斬進於嘉德殿前。”《續漢書·五行志一》：“何進謀盡誅中官，中官覺，於省中殺進。”*同上書，頁2251，3260。張衡《東京賦》：“九龍之内，寔曰嘉德。”*《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頁57下。是嘉德殿所在院落爲“省”，殿前的九龍門稱“省闥”。*《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袁)述因燒南宫九龍門”(頁2252)。袁宏《後漢紀》載此事作“袁述燒南宫青瑣門”(頁496)。《三國志》卷六《袁紹傳》作“述將虎賁燒南宫嘉德殿青瑣門”(頁189)。據此，九龍門就是青瑣門。《漢書》卷九八《元后傳》：“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注引孟康曰：“以青畫户邊鏤中，天子制也。”又引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説是。青瑣者，刻爲連環文，而青塗之也。”(頁4026)既是天子門制，當不限於九龍門，大概天子殿前内院正門都是青瑣門。《續漢書·五行志五》劉昭注引干寶《搜神記》：“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雒陽市令淳于冀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誅也。’”*《後漢書》，頁3344。是德陽殿在“省中”。《後漢書》卷三六《張霸傳附張陵》：“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冀劍。”*同上書，頁1243。桓帝此時居北宫，歲首朝賀當在德陽前殿。是梁冀所入之“省”乃德陽前殿。《後漢書》卷六《順帝紀》： 順帝即位後，“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同上書，頁250。《後漢紀》載此事作：“使御史詣崇德殿，收顯等親族下獄誅。”*袁宏《後漢紀》，頁337。是崇德殿所在院落亦稱“省”。雲臺殿應當也在“省”中，惟未見其例。《續漢書·禮儀志中》載“大儺”逐疫之儀曰：“中黄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後漢書》，頁3127，3128。儀式所及區域包括“禁中”和“前殿”，則“前、後省”當分指禁外、禁中之“省”。

值得注意的是，“省”中事務皆由宦官負責。《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載何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同卷《竇武傳》載武曰：“故事，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典門户，主近署財物耳。”同書卷五四《楊震傳附楊秉》載秉奏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同上書，頁2249，2242，1774。故東漢人有時以“省内”指稱宦官。《何進傳》： 進謀誅宦官，其弟何苗勸阻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内以致貴富……宜深思之，且與省内和也。”卷七四上《袁紹傳》： 紹“愛士養名……内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内曰……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同上書，頁2250，2373。文中“省内”皆指宦官。

六 上述佈局對政治的影響

東漢的尚書臺，與西漢相比，人員更多，權力更大，已成爲皇帝與公卿百官及天下吏民之間的信息中樞。上傳皇帝的信息大多要通過尚書的審查、篩選和處理。皇帝的命令或意旨向下貫徹，照例也要通過尚書。對皇帝而言，尚書是他行使權力的工具；*參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頁96—99。而在臣民眼中，尚書是皇帝的“喉舌”，發出的都是“王命”。*《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傳》：“尚書亦爲陛下喉舌……出納王命，賦政四海。”頁2076。東漢的“殿中”，以尚書臺爲中心，加上朝堂、侍中寺、蘭臺、謁者臺等機構，使中央的權力進一步集中於皇帝手中。但皇帝生活起居和日常辦公都在“禁中”，與尚書臺等“殿中”機構相距較遠，中間還隔着一道“禁門”。這又爲皇帝同“殿中”官員及公卿大臣的溝通帶來不便，而爲宦官介入其間創造了條件。

東漢初年，皇帝身邊便常見宦官的身影，但光武、明帝勤於政事，其弊端尚未暴露出來。史載： 光武“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明帝亦“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頁85；卷二《明帝紀》，頁124；卷二六《牟融傳》，頁916。二帝對尚書的掌控也很嚴。光武甚至直接干預尚書臺内部的工作安排。如尚書郎馮勤“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又“使典諸侯封事……莫不厭服”，光武“益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録之”。*《後漢書》卷二六《馮勤傳》，頁909—910。明帝則常常親至尚書，甚至“夜入臺”。*《後漢書》卷四一《鍾離意傳》，頁1411。尚書令宋均“嘗删翦疑事”，明帝“以爲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後漢書》卷四一《宋均傳》，頁1413。皇帝每日“視朝”，經常“朝會”，與尚書等殿中官員和公卿大臣共同處理政務，宦官便無從插手。章帝以後，情況逐漸發生變化。不僅侍中、黄門侍郎“出禁外”，朝會也減少了。蔡邕曾問胡廣“羣臣朝見之儀”，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頻，故省，惟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省之。”*《續漢書·禮儀志中》劉昭注引蔡邕曰，《後漢書》，頁3131。蔡邕曾“師事太傅胡廣”，胡廣“爲太傅”則在靈帝初，*《後漢書》卷六○下《蔡邕傳》，頁1980；卷八《靈帝紀》，頁329。故胡廣説這番話的時間應在靈帝時。然胡廣於安帝時入仕，“歷事六帝”，*《後漢書》卷四四《胡廣傳》，頁1510。所稱“先帝”難以確定指誰。“少博學”的蔡邕向胡廣問及此事，説明上述變化發生較早，只有胡廣這樣的老人才知道。

事實上，自和帝以降，連續出現少帝即位、太后臨朝的局面。太后常與外戚在“禁中”制定決策。如和帝初，竇太后臨朝，竇憲“内干機密，出宣誥命”；和帝崩後，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常居禁中”；安帝崩後，閻太后臨朝，“與(閻)顯等定策禁中”，立少帝；桓帝崩，竇太后臨朝，“拜(竇)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後漢書》卷二三《竇融傳附竇憲》，頁813；卷一六《鄧禹傳附鄧騭》，頁612—613；卷一〇下《皇后紀下》，頁436；卷六九《竇武傳》，頁2241。同時，太后“以女主臨政”，不便與殿中官員和公卿大臣同堂議事，又“不得不委用刑人”。*《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傳序》，頁2509。於是，能在禁中“顧問應對”和“關通中外”的中常侍、小黄門便派上了用場。桓帝時，尚書朱穆説：“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宫。”*《後漢書》卷四三《朱暉傳附朱穆》，頁1472。久而久之，形成禁中決策機制。《後漢書》卷六《順帝紀》： 永建元年九月，“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同上書，頁253。卷三七《桓榮傳附桓焉》：“順帝即位，拜太傅……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帝從之。”*《後漢書》，頁1257。尚書本在殿中，“入奏事”或“入省事”當然是入“禁中”。順帝一朝無當權外戚，但禁中決策機制已成，故令三公、尚書入禁中參預決策。順帝崩後，外戚、宦官當政，此令肯定廢止了。故桓帝時，太尉陳蕃上疏曰：“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壹朝。”*《後漢書》卷六六《陳蕃傳》，頁2165。袁宏《後漢紀》載此事，亦有“引納尚書朝省之事”一句，*袁宏《後漢紀》，頁426。其意似指像順帝那樣引尚書入禁中處理政務。

少帝與宦官的關係更加緊密，所謂“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傳序》，頁2509。在和、順、桓諸帝從外戚手中奪回權力的政變中，宦官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這進一步增加了皇帝對宦官的依賴，使宦官在禁中決策中的發言權越來越大。和帝親政後，宦官鄭衆“常與議事”。史稱：“中官用權，自衆始焉。”順帝、桓帝時，曹騰“爲小黄門，遷中常侍”，“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其所進達，皆海内名人”。及單超等人助桓帝誅外戚梁氏後，宦官權勢更盛。史稱：“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傳》，頁2512，2519，2520。靈帝初年，宦官打敗了外戚竇氏。其后，宦官與外戚何氏角力時也占據上風。可見，宦官已成爲影響皇帝和禁中決策的主要勢力。其中“給事省闥”的中常侍、小黄門尤爲重要。《後漢書》卷二八下《馮衍傳附馮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黄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後漢書》，頁1004。《太平御覽》卷一八五引《漢官典職》曰：“省閣下大屏稱曰丹屏，尚書郎含雞舌香伏其下奏事。”*《太平御覽》，頁900下。“閣”應作“閤”。是尚書郎向皇帝奏事只能到“省閤”下。省閤之内，則由小黄門負責傳遞，中常侍協助處理。《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曰：“黄門、常侍權重日久……中官在省闥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内外。”*《後漢書》，頁2248—2249。中常侍、小黄門正是因爲“給事省闥”，介於尚書和皇帝之間，所以權重。

有鑑於此，何進、袁紹謀誅宦官時，打算“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頁2251。並令虎賁中郎將袁術“選温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黄門陛守門户”。*《三國志》卷六《袁紹傳》，頁189。其後，宦官被誅，獻帝即位，果然用郎官取代了宦官。《後漢書》卷九《獻帝紀》：“初令侍中、給事黄門侍郎員各六人。賜公卿以下至黄門侍郎家一人爲郎，以補宦官所領諸署。”《獻帝起居注》所載更詳：“諸奄人官，悉以議郎、郎中稱，秩如故。”又“置侍中、給事黄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侍中、給事黄門侍郎一度接替了原來中常侍、小黄門的職掌。不久，由於“侍中、侍郎出入禁闈，機事頗露”，司徒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後漢書》，頁367；《續漢書·百官志三》注引《獻帝起居注》，《後漢書》，頁3594。但這只是暫時的反復，不久便出現了士人出任的散騎之職。《三國志》卷二《文帝紀》： 延康元年，曹丕即魏王位後立刻下令：“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三國志》，頁58。此令專門針對宦官問題，且異常鄭重其事。《晉書》卷二四《職官志》：“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常侍……自魏至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黄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晉書》，頁733。《宋書》卷四○《百官志下》所載同。“置散騎合之於中常侍”一句，提供了重要信息，表明新設的散騎常侍、散騎侍郎，是用來取代中常侍、小黄門的。故任散騎者仍值宿禁中，職掌也仍與侍中、黄門侍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