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据《圣经·创世纪》记载：大洪水劫后，天上出现了第一道彩虹，上帝走过来说：“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大地立约的记号，我使云彩遮盖大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不再毁坏一切有血肉的活物了。”上帝以彩虹与人类定下约定，不再用大洪水毁灭大地。但后来人类质疑上帝的誓言，欲自建巴别塔通天，上帝知道后非常愤怒，他为惩戒人类，混淆其语言，使其无法沟通，人类遂失联流散，建塔计划亦失败。也由此开始，操不同语言的族裔和文化之间要想彼此了解和沟通，必须通过翻译。关于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礼记·王制》亦有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关于翻译的历史几乎与文字的记录同等悠久，而在东西方之间相互的沟通上，翻译更是发挥了其他形式的交流无法替代的作用。面对上帝的威力，人类建造巴别塔；而当承载着人类努力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的巴别塔倒塌时，人类并没有就此失去奋斗的精神，他们派出一批甘于将一生奉献于翻译、为之矢志不悔的人来装饰曾经在人类梦想中遗失的巴别塔，他们的名字叫翻译家。

我刊本期推出“他们装饰了巴别塔——翻译家的故事”专题，讲述翻译家的故事，他们一生都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而他们的故事同样值得讲述。

有些翻译家，本身就是诗人。比如生于1920年代的“九叶派”诗人袁可嘉，他由创作而翻译，进而从事文学理论研究，一生追求翻译的“艺术性”。有些翻译家将一生奏成了一曲命运交响，比如吴钧陶，他从小饱受病痛折磨，“病历多于学历”，却透过决不服输的精神与坚持不懈的努力，“扼住命运的咽喉”，实现了译作等身的“爱丽丝之父”的人生逆袭。有些翻译家被苦译折磨得身心交瘁，乃至送进医院急救，却依然笔耕不辍，乐此不疲，比如李文俊。

有三个翻译家，为了同一部《别林斯基选集》译作的完成，呕心沥血，前仆后继，甚至最终用生命做了接力，冯春即是其中一位。在有些翻译家的心里，翻译更担负着民族自振的重要责任，世界各民族的史诗级作品是否有完善的译本，乃关乎此一民族、此一国家在国际翻译格局中的地位，如王焕生，他终身在古希腊、古罗马文学阵地埋首耕耘。

有些翻译家则因翻译变成了“文学世界里的行者”，如余中先，他因翻译《潜》，而亲身潜入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水下；因翻译《植物园》，而将译本文字分割成一块块花园的造型；因翻译《缎子鞋》，养成了从世界各地收集工艺品鞋子的嗜好。

感谢蒋洪新、罗常军、韦泱、赵庆庆、李川、林琳、江红，为我们精彩讲述翻译家的故事，故事里的他们抗争着命运、追求着缪斯、承担着使命，仿佛“大洪水”后无私不倦的摆渡人，用智慧与汗水搭建沟通的彩虹，用坚强与毅力传递艺术的薪火。正因为有了他们艰苦卓绝地开道铺路，人们才可以在世界文学的花园里香径通幽、闲庭信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