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梓

堡堡相连

通渭是陇中的一个小县。

数年前，我去兰州读大学，大巴车会穿通渭小城而过，然后在县城的出口处小停一会。车一停下，就会有不少兜售茶叶蛋、麻花、矿泉水的农妇蜂拥而至，围住车窗和车门低声叫卖。我至今还清晰地记着她们的样子，头裹一方深色围巾，衣着破旧朴素，古铜色的脸上布满苍老皱纹，写满了生活的辛酸与艰苦。同样出身寒门的我，深知她们讨生活的不易，所以总会想起躬耕土塬的祖母、母亲。后来，经過通渭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也就渐渐地忘了这座苦甲天下的小县城，直到贾平凹的一篇《通渭人家》把这座虽然贫瘠却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书画艺术之乡”的小县城推向前台时，我才为之投去一抹欣赏的目光：他们在苦焦的生活里用干净的笔墨与颜色稀释着内心的悲欢，这是多么难得。时隔几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说在不足3000平方公里的通渭，有1500余座堡星星点点地遍布于沟峁山梁、村前屋后，而整个通渭县的行政村加起来不足四百，依此计算，一个村子平均竟有四座古堡！

我想，这绝非偶然，而是一种底蕴深厚气脉错纵的文化现象。

于是，也就有了通渭古堡的踏访之旅。

一

在我接近古堡之前，我先沿着通渭的战国秦长城跑了一大圈。因为我固执地认为，巍巍长城一定与堡寨有着神秘的联系。

早就知道，战国秦长城在甘肃有三处遗址，通渭就是其中之一。通渭段的战国秦长城修筑于战国秦昭襄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五年（公元年279年至前272年），以适应当时设置陇西郡以拒胡的军事需要。长城经毗邻的陇西县北由云田乡马儿坪进入榜罗镇四罗坪村后，出寺子乡张家湾村，越过大营梁进入静宁田堡乡芦家湾村，自西南入，由东北出，沿线依次经过了榜罗、第三铺、马营、北城、寺子等乡镇。然而，当我真正与这段长约百余里的长城默默对视时，出奇不意的是，它虽没有宁夏固原和内蒙古的秦长城遗址那么雄伟壮观，但不期而遇的残存墙体、大小不一的烽燧仍然能为我的心灵提供一份穿越时空的错落之感。尤其是榜罗镇玛龙岔村西北处的烽燧，远远望去，下部削山为台，上为夯筑圆台，暴露出的那种刺眼的红褐色，如同一轮大秦帝国的落日，有着历史的沧桑之感。而且，我在沿线一带听到了不少至今葆有长城遗风的地名，如长城湾、长城梁、城墙岭、墩墩梁，这些于历史的细微处秉承下来的名字，恰恰是长城在通渭烙下的深深印痕。

如果说长城是城的话，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如果说堡也属于城的话，那它极有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小的城。或者说，如果说长城是线型防御体系的话，那么，遍布通渭大地的无数堡寨就是一个强大的围城体系。通渭的古堡，既有秦汉之作，亦有明清以及民国之制，既有官筑城寨，亦有民筑的族堡家堡，既有规模宏大如十万平方米者，亦有区区不足百平方米者。就形制而言，虽以长方形、正方形居多，亦有圆形、椭圆形、半圆形、三角形、梯形、多边形及不规则形;其修筑多取高山悬崖边，亦常见于平川村落;其筑造之法多为夯筑，亦有随山之形削土挖掘而成。总之，无论是数量之多、种类之全，还是形状之繁以及筑造方式之多样，陇中通渭堪称一座资料齐全兼具标本意义的古堡博物馆。

二

鸡川寨，是我古堡之旅的第一站。

也许，因了这里毗邻我经常下乡的天水秦安，也因了这里是我的作家朋友丁念保的老家，一踏上鸡川镇的土地，就能感受到一份别样的亲近感。行程中我敬重的陪同者——同样生于鸡川镇、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博专业的刘小农——对这座老镇的讲述，让我不得不对它肃然起敬。他虽不善言辞，我还是从或断或续的介绍中知道，鸡川镇历史上名臣显宦奇多，因清廉而誉为“牛青天”的四川按察使牛树梅最为著名。这一定说明鸡川古镇是一座以教育为先、深深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中的礼仪之乡。事实上，这里的普通人家，居可陋不求华，食求饱不求精，衣求暖不求丽，但子女不可不学，学不可不精，家家户户，崇尚教育。经过鸡川中学时，刘小农指着整齐的校舍告诉我，从这所普通学校里走出来的博士有十几个，硕士生就更多了。难怪，在不少人家的大门上能看到“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对联。

然而，这里最早却是一个野鸡常常出没的地方。从它最初的名字——青鸡川——即可判断。大约到了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置鸡川寨，“属秦凤路秦州所辖”——这也是《宋史· 地理志》里的记载。远远望去，西靠高山、南依安逸河的鸡川寨，雄伟壮阔。顺一极窄极陡的小径至寨顶，才发现，其形制居然呈不规则的四边形，南、北皆辟门，北面瓮城略呈圆形，南、北墙各筑马面有三，西南制高点上有角楼，寨北有一座烽火台，三道狭长而深的壕沟顺山势而下。

通渭有名的许家堡，也在鸡川镇。

许家堡有旧堡、新堡之分。旧堡为清代筑建，新堡乃民国之制。新旧两堡，一河之隔，遥遥相对，如同一对患难不弃的兄弟。旧堡的传说太多，而且说法不一，不过，我从鸡川籍作家尔雅的《许家堡子》里倒是读到了一段迷离凄美的故事。但是，当我先后到达这两座土堡时，才发现已经在时代的变迁中沦为耕地。堡子里的庄稼因持续的干旱长势不好，洋芋苗都快枯萎而死了。我对新堡的堡门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堡门窄小，仅容一人通过，入堡门，有一通道，长约三四米，进去之后，就可登高望远了。

如果说这些古堡已经在岁月之河里只剩下一具了无生机的空壳的话，那么，平襄镇曹坡村的曹家堡子简直就是通渭版的“桃花源”。在鸡川镇通往县城的公路右侧，有一条沙石小路，通向名不见经传的曹家堡子。堡子不大，高高的围墙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如果稍稍粗心，就不会发现堡子里竟然有人家居住——后来我知道，堡子里共居住着七户人家。随便走进了一座小院，东南一角的小小花园里，红色的牡丹开得正艳。见有陌生人进来，女主人急急放下碗筷，要迎我们进屋。

不忍心打扰她太多，只是闲聊了几句，约略知道了这家人的生活。男人外出打工，女主人带着两个可爱的儿子，上学，料理家务，贫穷而又知足地在小小的古堡里生活着，日出出堡而做，日落入堡而归。这样的生活，没有一键通天下的互联网，没有花里胡哨的时装，更没有不着边际的痴心妄想，有的只是生活本身波澜不惊的美。

从鸡川镇到榜罗镇，从陇阳乡到陇川乡，从什川乡到平襄镇，我如同一个丢失了灵魂却又想找回家园的浪子，一座又一座地走进那些陌生、新鲜、有着瑰丽传奇故事的古堡，用心去感知它们的内心与体温，然而，古堡不言，如同陷入思考的哲人。

三

我在有着“千堡之乡”的通渭只行走了短短三天，时间的匆匆注定了我看到的只能是一鳞半爪，对古堡的认知也只能限于走馬观花，但我还是蠢蠢欲动地想去探究一番它的内在规律。

通渭的古堡，有村堡、族堡和家堡之分。就其规模而言，村堡较大，族堡次之，家堡最小;就其大致结构来看，皆由墙垣与环壕组成，每堡亦开设一门，多设于南墙或北墙，门洞狭窄，可能是为了突发情况下的堵塞之便;村堡多建于山区或依山而居的村庄，几乎凡有村庄处就有古堡。族堡和家堡为常住堡，族堡聚族而居，家堡似独家大院，它们的相似之处是除了高大的堡墙之外，堡内水窖园圃一应俱全，炊烟袅绕，鸡犬相闻，牛羊满圈，俨然一派田园风光。

如果用历史的线条来梳理通渭堡寨的话，古堡的建筑史可以上溯到秦汉时代——碧玉乡峡口不远处的汉城遗址，如同一册书籍的扉页，开启了通渭堡寨的漫漫史册。而大规模的建造，始于北宋。当时，通渭地处宋、金、西夏诸王朝的边境地界，战事频仍，堡寨之筑实乃自身防御的需求，而筑于北宋治平四年（1067）的鸡川寨、神宗熙宁元年（1068）的通渭寨、元祐八年（1093）的华川关，就是这一时期的典范之作——因了时间的关系，马营镇东湫池的华川关我没能去成，但听说那是一处三面绝壁、地势险要的关隘。

通渭寨，这座让今天的通渭县都沿用其名的古堡，是通渭古堡里一个无法绕过的关键词。一进入什川乡八里湾村的古城坪，就能看到依山而筑的通渭寨。此寨呈三角形，南临古城沟，墙外有马面角墩，东、西墙辟门，外筑圆形瓮城，西北筑有烽火台一座。据《宋史·地理志》载：“熙宁元年（1068）改擦珠堡为通渭堡”，“熙宁五年（1072），割秦州永宁、通渭等六寨隶军，崇年五年（1106），通渭县复为寨，未详何年以寨为县。” 这些都是它历史的侧影。其实，通渭的不少堡寨都具备查阅史志不乏其载，访诸乡野皆有言传的特质。

明朝初年，西北地区虽无边患战事，但地方匪患时有发生，因此，修寨筑堡是当地官吏保护辖区人民平安的政务之一。据明万历年《重修通渭县志·卷一》载：

墩堡恃险修筑，堡类城郭，墩类庄圃。堡以敛藏人畜，墩以传报烽火匪细故也……万历四十四年，知县刘世纶奉文申议，次第修复。拟五七里为一墩，十里为一铺，二十里为一堡。墩堡中为一台，上拟为楼屋，覆以天棚，以民兵分为二班，半于演武场操练，半于各墩堡同保甲乡民巡守，还操庶几，有备无患。

可见，这一时期的古堡修筑出现了一次小小的高潮。据史料载，当时的数量达到了49处，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通渭的古堡就有95处。这一现象也被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其地理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所论及，足见通渭的古堡规模在当时就已经闻名天下了。其实，这个记载与现存数量相去甚远，这可能与修志者的统计不全有关，亦有可能只是提供了当时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古堡数字。绵延两千多年、一直持续到1949年才真正停下来的筑堡历史，让通渭大地上至今以堡命名的村庄就有七十余个，如平襄镇的宋家堡、双堡，如陇川乡的官堡、新堡，再如马营镇的堡子湾、西堡，在这些名字的背后，必定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家族乃至一座座村庄悲欢交织喜怒参杂的血泪史。仅从它们虎踞龙盘、巍然山巅的气象，不难想像到无数先民抡锄握镐挥汗如雨的场景。是的，只有当骄阳晒黑晒透他们的脸庞，古堡才会拔地而起，他们在流下汗水的同时，这一座座古堡也是智慧与心血的凝结，更是一场爱情与梦想的继续。

当我与一座座古堡不期而遇时，我总会不断地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片土地拥有如此多的古堡呢？

其实，这是一个与历史、地理息息相关的话题。地处甘肃中部的通渭，东控陇东关中，西通省城及河西，属于要冲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通渭在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明清两代以及中华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烽火不断，在这生死攸关的情况下筑垒自保，于是出现了千堡林立的防御体系。最先出现的是村堡，一旦有警，便以村为阵，据堡自守，待解警之后又各自返村，生活如旧。久而久之，经济富裕的大户人家便筑堡自居，融防卫与日常生活于一体，于是，出现了族堡及家堡。

当然，筑堡自卫的方式也是有源渊的。

早在大秦帝国时代，通渭乃秦之边陲，为了防御西戎、匈奴等少数民族的侵扰，长城是最为有效的军事防御设施。就从这时开始，通渭在历史上就一直扮演着一个重在守边的角色。后来，宋、西夏、辽、金多国政权并峙，如同当年秦国修筑长城一样，北宋政府在通渭一带所采取的最重要的军事措施之一，就是大规模修筑寨堡。元明清以来，由于兵灾匪患的加剧，筑寨修堡已从用于边塞军事转变为地方官府保境安民的施政要务。所以，通渭大地的堡堡相连，弥散着一股不得已而为之的悲剧色彩，设若它是一部散落大地的历史卷册，那每一颗字都沾染着血腥的记忆，同时也暗含了中国古代筑城理论的点点滴滴。比如说，我所见到的每一座堡寨，无论大小，它深沟高垒的建筑格局一定是中国古城研究的范畴之一。我甚至在想，既然《水浒传》里我们读到的祝家庄、李家庄都已经具备了庄园结构及经济运行的初级形态，那么，通渭古堡的大量存在是否也能够验证它们同样初步具备了一种社会结构形态的文化意义呢？

也许，这只是我的一己之想，最终的结论还得留给知识渊博的史学家。不过，它们在漫长的时间之河里站得住脚是不争的事实。你看，时间将一代代风云人物化为泥土，而这些用一锹一掀的泥土构筑而成的古堡仍然用高高的围墙、完好如初的堡门，在渭水之畔的蓝天白云下诉说着历史，诉说着一段段隐匿了细节以及主人公的漫长时光。

高山上的帝国梦

一

从陇南西和县出城，顺龙昌公路南行，前往心仪已久的仇池山，有将近80里的路程。车窗外，连绵起伏的山岭下一座座安卧于小河边的村庄朴素而恬静。何坝镇过了，洛峪镇过了，大桥乡龙凤村到了，也就到了仇池山的脚下了。下车，举目一望，眼前的仇池山高可参云。本想徒步上山，体味一番传说中的险峻难攀，却因时间所限不得不放弃这样的浪漫念想，复又钻进那辆越野车。

通往仇池山的路，窄若羊肠小道，崎嶇难行。越野车从山底爬坡时，迂回曲折的山路像是悬在半空中，一侧是高山，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沟壑，山脚下的西汉水自西北南下，洛峪河从东南沿山麓西来，两水相汇，让仇池山形成了三面环水、一面衔山的天险胜地。山坡上，被当地人形象风趣得叫作“倒勾牛刺”的野花，开着艳艳的白色小花，仿佛在迎接着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这些年，已经很少登临如此高峻险远的大山了，而且要承受一番胆颤心惊的磨励，但一想到古书里对仇池山的生动记载，心底还是泛起了一股莫名的冲动。

在《水经注·漾水》里是这样记载的：

“汉水又东迳瞿堆西，又屈迳瞿堆南，绝壁峭峙，孤险云高，望之形若覆唾壶。高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开山图》谓之仇夷，所谓积石嵯峨，嵌岑隐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因以百顷为号。山上丰水泉，所谓清泉涌沸，润气上流者也。”

如果说这样的记载失之笼统简单的话，那么，南宋绍兴四年，曹居贤主持重修仇池氐王杨难庙时所立的《仇池碑记》，可谓一份详尽的风物清单：

仇池福地，本名围（维）山。《开山》为仇夷山。上有池，古号仇池。当战国时为白马氐所居，晋系胡羌，唐籍成州。逮我大宋隶以同谷。背蜀面秦，以其峭绝险固，襟武都、带西康，相结茅储粟，以为形势婢镇戍之地。现其上土下石，屹然特起，界于沧、洛二谷之间，有首有尾，其形如龟，丹岩四面，壁立万仞，天然楼橹，二十四隘路，若羊肠，三十六盘，周围九千十四步，高七里有奇。东西二门，泉九十九，地百顷。农夫野老，耕耘其间。云舒雾惨，常震山腰，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当其上，群谷环翠，流泉交灌，集而成池，广荫数亩，此世传仇池之盛。且神鱼闻于上古，麒麟瑞于近世，有长江穷谷以为襟带，有群峰翠麓以为黼藻。虽无琼台珠阁，流水桃花，其雄峻之壮，壮丽之观，即四明、天台、青城、崆峒亦未过此。

这些清丽隽秀的文字所提供的情景，虽遥如天涯，但其富庶繁华的情形却能产生神奇的力量，促使我有了不畏其险拜谒仇池的念想，也让我最终从繁琐的俗世里抽身而出，来到这座冠绝陇南山地的高山之巅。

到了山顶，才发现这片可用百顷之阔来形容的山巅，居然是一座与陇南大地上其它乡野并无二致的村庄，它的行政区划是西和县大桥乡仇池村。村子由上马、下马、庵房、河沟四个自然村组成，至今还生活着八百多人，层层梯田平展开阔，绿树掩映炊烟缭绕，因其险要的地理位置，以致于从它油菜花香弥散其间的空气里能嗅出一点桃花源般的宁静与隐逸。

二

但这座方圆二十余里的村庄，不同于陇南大地的任何一个村庄，或者说，没有一座村庄的历史要比它更为厚重久远，也没有一座村庄要比它更具有文化意义。因为这个名曰仇池村的小村庄，不仅仅是一座村庄，更是一个帝国的遗址，它所见证的是一个民族的的苍凉背影。

这还得从氐族说起。

氐族作为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其名称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见诸各类史籍。从现存的史料看，氐本为西北高原地区陇坻一带的一支游牧部落，因地称族，故曰氐——在秦汉以前的史书里多以羌氐并提。《诗经·商颂·玄鸟》里就有这样的句子：“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春秋末期，氐羌分化，自汉以降，氐羌正式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民族，其中羌人西迁至青海、甘南、川西一带，氐人则世居岐陇以南——以南接巴蜀、东邻汉中为中心，自立门户，独立发展。到了东汉末年，氐族中一个世居清水略阳的重要部落杨氏，因为时局有变，其部落大帅杨腾的儿子杨驹勇趁天下大乱之际，凭借他个人智勇双全的才华，率部南下，迁居仇池，割据一方，自号百顷氐王，拉开了氐族迁居仇池的历史大幕。大约到了杨腾的孙子杨千万时期，时值三国时期的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的战争如火如荼，杨千万审时度势，投奔当时镇守阳平关的马超。入蜀的杨千万经过十余年的经营，渐渐恢复了元气，直到其孙杨飞龙、也就是西晋初期，在朝廷的准许下迁回故地略阳。

然而，晋元康六年（296年），一场以关中氐帅齐万年为首的关陇起义，迫使杨飞龙的养子杨茂搜率部四千，重回仇池山以求自保，并自号为辅国将军右贤王。这也正是氐族杨氏政权的开始，当然，也是历史上后来称为前仇池国的开始。

杨茂搜虽为杨氏之养子，非正统血脉，但他是一位有着卓越才华的开国领袖。据《宋书·氐胡传》载，“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茂搜延纳抚接，欲去者，则卫护资遣之”。如此这般的深契民意，自然会让仇池一带的其它少数民族悉心臣服，仇池国的实力也就在短时间里得到了迅速壮大。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杨茂搜长子杨难敌继位时，仇池国的疆域范围已经从仇池山发展扩延到以西汉水为中心、西南至白龙江、东至嘉陵江上游纵横数百里的区域，而如此辽阔的地域已经约等于今天的整个陇南市了。

直到公元371年，前秦王苻坚趁仇池国发生内讧的糟糕形势力下，大兵压境，攻伐仇池。时为一国之主的杨篡被押至长安，至此，前仇池国的历史结束了，共传八主，计76年。后来，氐族杨氏随着时局的变化，先后又经历了四个政权，即后仇池国（385—442）、武都国（443—477）、武兴国（477—553）、阴平国（477—553）。其主要的活动地域在武都郡和阴平郡，辖今陇右的秦州西南部、陇南的大部分地区。

如果说前仇池国与后仇池国是直接以仇池山为中心的一段遥远历史，那么，后来的武都国、武兴国与阴平国，其帝国的势力虽扩延到更大的范围，但仇池山作为政治中心的不二地位始终没有动摇。不管如何，在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里，从杨腾于建安元年（196）迁居仇池自立部落大帅算起，至梁承圣二年（553）阴平国消亡，偏居西北一隅的杨氏政权，凭借一山之险，开创的仇池帝国在立国时间上比唐、宋、清还要漫长，统辖范围达到了陕甘川三省边境六郡十八县，在陇右经济发展、民族融合和文化变迁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堪称一个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伟大奇迹。

所以，有不少人都在探究着这个奇迹之所以诞生的秘密。

有人以为是地势险要物产丰富的缘故，有人以为是氐族杨氏部落当时的势力过于强大，也有人以为是历代之主的外交手段灵活多变，才于艰难多变的时局里求得一席生存之地。可以说，这些论断都是仇池国立国史的生存依据之一，但绝不可能就是全部，只能是一鳞半爪。因为，一个先后历经29主、立国史绵延358年的帝国，之所以能在民族争战残酷、时局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存活如此漫长的时间，更应该是天时、地利、人和的集体作为，三者之间，缺一不可。

三

就像一条河流在大地上的突然失踪一样，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有不少文明在前行的道路上突然消失了。这一奇特而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让那些内心里坚信外国的月亮更圆更亮、视全球化为己任的文化学者们总是把目光投到了亚特兰蒂斯、玛雅、特洛伊、庞贝等国外一些消逝了的古国，所以，他们就没有更多的精力与心思来关注在我们的国度和历史上也曾经有无数个小国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毫无疑问，仇池国，就是其中的一例。

尽管，我今天置身的这座山巅之上的小小村庄里，看不到一个帝国应该有的亭台楼阁，甚至连一段残墙、一片断瓦也没有留下，但它同样也见证了一个帝国的秘密，刻录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遥远历史，而且，还能从散乱于时光角落的典籍里获知它最初的模样。

只要有历史，就有凭吊与缅怀，这也是历史的法则之一。

公元759年，大诗人杜甫从秦州经陇南入蜀时，就吟诵过仇池山。他的《秦州杂诗》第十四章就是一首专咏仇池的诗，诗曰：“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今不见，福地语真传。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何当一茅屋，送老白云边。”在《秦州杂诗》的末章中他再次提到了仇池山：“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更有意思的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一生虽未到过仇池山，却以仇池山作为书名——那本常常与《东坡志林》相提并论的散文小品集《仇池笔记》，就取名于此。这是一个谜，让后来者费神良久。为何如此命名？“忽忆在颍州日，梦人请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觉而诵杜子美诗曰：‘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这是苏轼本人的解释。

其实，如今生活在仇池山上的普通子民，似乎并不在意这段煌煌历史，相反，他们似乎更得意于这里的美丽风景以及伏羲曾经诞生于此的传说。一位熟知村史的老人给我说，伏羲崖崖上建有三间伏羲大殿，庙下是一个大洞穴，洞里有一股大泉水，还塑有伏羲的儿童像，每年农历三月三，全村人就给伏羲过庙会——他言谈间流溢出来的自得，像是讲述自家的荣耀旧事。

仇池山有八景之说，它们分别是伏羲仙崖、金龙滚珠、八仙上寿、石勺奇潭、麻岩古洞、无根东水、洞涌神鱼、小有洞天。在热心村民的带领下，我穿过屋舍错落有致的下马村，来到一处陡崖跟前，抬头一望，即可看到青色崖面上刻有“西石勺”三字。其下，即是一股清澈如玉的泉水，顺着小石孔潺潺流出，正好落在一汪木勺大小的石潭中。千百年来，村民们都来此取水家用，据说，有“积年之疾，一饮皆愈”之功效。这就是仇池八景之一的“石勺奇潭”。除泉之外，洞景亦是仇池山的魅力所在，小有洞天就是最著名的一处。待寻至洞里，流水潺潺，泉水澄清，明似宝镜。

暮色垂临，我来不及一一寻访这些颇具神秘色彩的风景，但我在下山途中有幸听到了一位老人随口唱出的西和民谣，这是一种迥异于洮泯花儿的民间山歌，内容也是吟诵仇池八景的，其辞曰：

伏羲仙崖第一景

轩辕神修滚龙珠。

东水无根西石勺，

中洞潜藏小有天。

四大菩萨云霄殿，

八仙上寿吉祥山。

一上仇池百顷田，

麻岩古洞几千年。

只要我回想起那位乡民用吵哑歌喉唱起的民谣，我总能想起登临仇池山的最高峰、高达1793米的伏羲崖时的迷人情景：青峦叠翠，桑麻野翳，丰茂的田野间，一片片迟开的油菜花用点点金黄描摹着初夏时节的别样美丽。临崖远望，山脚下的西汉水与饮马河宛似两条碧绿的玉带，让人有身临桃花源的恍惚之感，也让人难免如此一想：如果有一天，看淡了功名利禄，渴求一份恬淡自然的生活时，就该结庐于此，做一介无名草民，日出而做，日落而栖。

这样的慨然一叹，是不是杜甫当年在《秦州杂诗》里“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的翻版呢？

“每当暮雨，宛然廉卷”

——祁山堡记

從天水沿徐礼公路南行，过天水镇三十余里，就是当年诸葛亮殚精竭虑数度北伐排兵布阵的指挥之所：祁山。一提到祁山，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诸葛亮“六出祁山”精忠报国的旧事。而实际上，祁山只是西汉水北侧东起卤城（今礼县盐官镇）、西至北岈（今平泉大堡子山）、绵延四十余里的山脉，没有想像中那么高峻难攀，亦无天下名阻的雄伟气象，倒是它的地理位置确有扼蜀控陇之咽喉之利。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三国演义》里对诸葛亮“六出祁山”出神入化绘声绘色的描写，也许它一定不会像今天如此负有盛名吧。

就在我与祁山擦肩而过条件反射般地沉湎于诸葛亮北伐的陈年旧事时，眼前宽阔的一马平川里突兀地出现了一座孤峰。远远看去，似一艘航行于茫茫大海的舰船，南北稍长，东西偏窄，高约十丈，周围如削，高峻奇拔，有易守难攻之气象。随着车子的不断驶近，它更像一只匍匐于西汉水畔汲水的巨龟，但稍稍抬头，就能看到峰顶掩映于浓阴中的城堡。

这就是闻名陇上的祁山堡。

缘何曰祁山堡，一定是堡因山名。这不禁让人想起《水经注》里的记载：“祁山在嶓冢山之西七十里许，山上有城，极为严固”，这里的“城”当是祁山堡吧。

城堡唯有西南面有门，可进入。

城门高大雄伟，一看便是新修——后来查了方志，知其也是依了旧貌的。沿着蜿蜒小径迂迴而上，可至堡内。小径两侧，松柏掩映，清风习习。至峰顶，平坦如坻，古木森森，朱甍画栋，幽静肃穆。据说，堡南有一暗道直通河边，战时是堡内到山下取水的唯一通道，而且，堡之四周有一条宽六尺、深丈余的壕沟，乃保护城堡的屏障，可惜早已填平，但祁山堡与《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直隶秦州志》等史书里的记载大体相同。

鼎鼎有名的武侯祠就在祁山堡内。

而现在保留下来的建筑，乃明清时期重建，为歇山式建筑格局，红墙素瓦，隐没于一片繁盛的树林之中。祠院三进，殿堂庭院，相映成辉，巍峨壮观，前殿有诸葛亮塑像，手执羽扇，峨冠鹤氅，端坐正视，仪态自若，似有所思，像是在谋划着一统中原的良策。祠堂左右有月牙门可入释迦牟尼佛殿和关羽殿。祠内还有新修的文武长廊，两排三国时期著名将领的塑像赫赫而立。院内碑石若林，凭吊的诗文凿刻得古趣盎然，字迹劲秀，从不同角度称颂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

我发现，武侯祠的奇特之处，就是除了供奉着诸葛亮之外，居然还有两殿供着弥勒佛和太上老君的塑像，而且，整个祠庙亦由一位道士主持。如果把诸葛亮归入儒教的话，那么，武侯祠简直就是一座典型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寺庙。不过，绕堡一周即会发现，这里还是以祭祀诸葛亮为主题，祠庙周围的圈马场、上马石、取水洞等景点，若众星拱月，暄染着诸葛亮精忠报国的人生主题。

作为三国古战场之一，在祁山一带，诸葛亮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位“仰观星光以识天象，俯察地理可知人世”的神。这一现象的出现，既与《三国演义》里“草船借箭”、“七擒孟获”、“空城计”等故事有关，亦与诸葛亮在唐代被昭宗封为武灵王、元代英宗封为威烈武显灵仁济王、宋朝封天枢上相诸葛亮真君的史实有关。因此，每逢七月二十三日——即诸葛亮诞生之日，祁山一带的民间会举行盛大庙会，杀猪宰羊，祭祀诸葛武侯。

这发自民间的力量与我所到达时空寂清冷的武侯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数年前，我去过成都的武侯祠，被那里游人如织的景象所震撼。而祁山堡里的武侯祠，谒者寥寥，我去的那天，除了同行的司机外，别无他人，只有一名管理人员在堡门东侧的一间办公室里闲坐着。如此巨大的反差也许和祁山堡武侯祠地处偏远的西北有关，但正是这能听见一根针掉下来的静寂，反让人清晰地听到了历史的心跳声。如果说成都武侯祠之所以享有盛名与它地处当年的蜀国都城息息相关，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的武侯祠有顾嘉蘅那副名联为其撑腰，那么，在这样一个被穷山秃岭包围着的偏远之乡，武侯祠自然“养在深闺人未识”。

我甚至在想，这是否与祁山堡武侯祠建筑年代的不详有关呢？

武侯祠到底建于哪个朝代，一说为南北朝，一说为宋代。应该说，建于南北朝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当时的祁山一带尚在胡人的掌控之下，不管从政治格局还是文化结构上似乎都不大可能去为诸葛亮歌功颂德，况且，公元759年杜甫从秦州经礼县入川，只留下了吟诵盐关的诗作而对武侯祠只字未提——两者既在同一道中，且相距不远，如果当时已有武侯祠的话，作为诗人的杜甫难道不去游览一番？不过，有据可查的是，最初的武侯祠建于祁山堡山脚，直到明代万历四十二年（1531），礼县知县李瑁将武侯祠与戏楼迁建于堡内，后来，也就是清道光十二年（1832），巡按陕西、甘肃监察御史何承都经过祁山时复又重修。

清代著名诗人宋琬在秦州任官时曾专程游历过祁山堡，并写有《祁山武侯祠》一诗：

丞相当年六出师，空山伏猎有遗祠。

三分帝业瞻鸟日，二表臣心跃马时。

风起还疑挥白羽，霞明犹时见朱旗。

一从卧龙今千载，魏阕吴宫几黍离。

如今的武侯祠，已经在时光的长河里渐渐淡去了曾经的苦寂与落寞。据说，每年的庙会香火鼎盛，以致后来演变成礼县一年一度的文化节。幸好我没有遇上如此热闹的景致，更幸运的是就在我绕堡闲逛之际，恰有一场淅沥春雨悄然而至，让我在空寂有加的祁山堡里体味到了它别样的阴柔之美。“祁山暮雨”是古代礼县的八景之一，意谓阴雨天的祁山若隐若现，十分壮观。光绪年间的《礼县志》里对此是这样记载的：每当暮雨，宛然廉卷。临堡远望，波光粼粼的西汉水从堡底缓缓流过，两岸山川的青青麦苗在一场浩荡春风里摇曳多姿，田畴整齐、桑麻翳野的一派景象让人很难相信这里曾经是一处旌旗蔽日、剑戈甲胄的古战场。

临风沐雨，伫立堡顶，正为自己偶遇这样的美景而暗自庆幸时，远处的一轮苍茫落日，用它浓重的绛红色又将我带到遥远而模糊的三国旧事里。

龟城小记

到达龟城，恰是薄暮时分。

落日像一位行色匆匆的旅人，急着要投宿的样子，将余晖里本来的暗淡光线全部收走了——异乡的黑夜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到了。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这座我慕名远道而来而且是第一次到达的陌生之城，居然有点点灯火亮着，并没有想像中古城的死寂之感。尽管纵横交错的街巷里我连一个行人都没碰到，但我相信，每一盏亮着的灯就是一个温暖的家，这一盏盏或明或暗的灯火，虽不如万家灯火般斑斓多彩，却能说明相守于斯的子民们深深地沉浸于这份古旧的恬淡宁静之中。

龟城其实就是一座古老的村子，这是它给我的最初印象。

匆匆拍了数十张龟城夜色的片子后，复又离开，投宿于略嫌嘈杂的景泰县城。第二天上午，当我驱车再次到达的时候，龟城作为一座村庄的印痕有增無减，那扛着农具不慌不忙地穿过高大城门的村民，驱赶着羊群前往放牧途中的沧桑老者，背着双肩书包有说有笑的学生，都让这座看起来颇具荒凉色调的龟城显现出无限的生机。漫无目的的游荡中，我才知道，这座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是隶属于景泰县寺滩乡永泰村的一个小小自然村。别有意味的是，这个小村不像别的村庄，没有大一统的姓氏，单户单姓者居多，而且，在经历了数百年来从未间断的迁徒之后，原本一千余人的村庄，如今已经不足五百人了。

虽如弹丸之地，但如果你把永泰村想当然地看作西北大地的一个小小村子，那就寡目相看了，因为在它村庄的平凡表象里有着惊天的历史秘密。

这还得从明万历二十六年的松山大战说起。

主峰在武威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的松山，是进入青藏高原的咽喉地带。一直以来，松山作为能够切断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上少数民族部族之间的联系呼应的天然屏障与军事要塞，它的得失直接关乎河西走廊乃至兰州的安全。明代时期，河套一带的蒙古部沿黄河南下，其中的阿兔赤部就占据了松山。他们劫夺商旅，残害百姓，甚至以一股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威胁着兰州黄河浮桥的安全。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兵部尚书田东、总兵达云、分守道张南等人率兵万人，发动松山之战并大获全胜，彻底扫清了蒙古残余势力。至此，松山的军事地位再次成为朝野上下的焦点。此次争议的结果是，速派官员四处踏勘地形，寻找彻底防范之良策，其中，巡抚顾其志于明万历三十三年上疏时切中要害地谈到，“兰州至红水五百里而遥，兰州官兵策应猝不能及”，为了缩短军事策应距离，应当于“老虎城建堡设将为宜，西南再筑两小堡，按传烽燧使首尾相应，角相成，边疆可恃以无恐。“这一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官方批准，并同意尽快修筑城池，这有《永泰城铭》的记载为证：“始于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丁未春三月，迄三十六年戊申夏六月落成。城凡三：大曰永泰、次镇虏、暨保定”。

就这样，一座为了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而修建的城堡横空出世，高耸于巍巍老虎山的北麓。可以说，为了驱逐松部阿赤兔等的松山大战，直接促成了永泰城的修建和永泰防卫御敌边戍的军事地位，而此后官至兵部尚书兼三边总督的李汶修筑新边墙、议设副总兵等一系列措施，则让永泰城的军事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后来，永泰的军事地位和边戍活动虽因时局的变化而有所减缓，但因了永泰村出现的一门三代名将——曾任兵部尚书的岳钟琪祖孙三代使永泰城的威名在西北一带声名远播。据史载，最具气象时的永泰城内，驻有士兵2000多人，马队500人，城墙上有炮台12座、城楼四座，城下有瓮城、护城河，且设有火药场、草料场、磨坊、马场等机构，而且，南北两侧有分别指向兰州和河套长城方向、绵延数十里的烽火台。如此完备的古城设计，堪称中国古代军事要塞教科书式的典范之作。

永泰古城之所以名曰龟城，是因为俯瞰而视，其形制太像一只乌龟的模样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龟因有天、地、人之象而享有崇高地位，加上龟之长寿、龟有坚甲、可免敌之侵害等诸多意味，中国古代的城池、村寨及其它建筑，多取龟为形体——永泰古城取龟之形，大抵就是此义。站在高高的城墙上，老城呈椭圆形，城门南开，外筑甬门，外门曰永宁门，内门曰永泰门，门稍偏西，形似龟头;四面筑有瓮城，形似龟爪，可惜的是瓮城上的建筑已不复存在; 城北的五座烽火台渐次远去，恰似龟尾。城南有太极圆池，曾建有李汶公馆，后改为龙王庙，那里也曾是当年威风赫赫的校场。又据史载，清代名将岳仲琪，“于雍正二年归里祀祖，见知此义曰：‘李公虽设龟形，未设脏腑，宜补之”。于是，他在永泰城内凿井五眼，为龟城之五脏，并在城北角设一“甘露池”，合诸井并各为二腑，以补龟城地脉，增添龟城之灵气，将城西南水磨沟泉水修暗渠引入城内五眼井中，供人畜饮用，并备战时之需。其中，民国时期地方官员李国华在《皋兰县红水分县采访事略》中对此有完备充分的记述。

400年后的今天，我只身一人在龟城穿行，心绪虽因古貌在时间长河里有所改变而颇不宁静，也为时下不少村民为了一己之需拆落部分城墙而略略遗憾，但还是能揣度出它当年的盛大气象来。有趣的是，在这气象之下裹藏着的那份朴素与安静令人迷醉，我甚至在想，它一定会让身后有着威猛之名的老虎山在内心深处漾起几许温柔。

城中偏北处的永泰小学，就有着别样的美丽与生机。

建于民国三年、有着中西式结合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永泰小学，布局有序，造型典雅，系红水知县田兆昆创办——红水是景泰的旧称。高大雄伟的校门，颇有古朴大方之韵，民族传统样式的小庑殿顶上的浮雕做工精美，藻井雕喷涌翻腾的海潮托起一轮红日，寓意教育之业如旭日东升，而悬椾下的“永泰小学”四字，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却写得遒劲有力，章法得体。校门左右两侧的青磚墙上，各设一巨形圆窗，似嵌于其中的两枚朗朗明月。进入校内，有前后两院，中由月亮门相通，取蟾宫折桂之意，东西有拔檐宿舍相望，且有“三阳开泰”等十余幅砖雕，亦能见到若干如“进步初阶”、“勤勉自修”、“努力”等镌文题词，让人有误入古老书院的恍惚之感。而奔跑嬉戏的小学生和他们的朗朗书声，会把你从美好的错觉中拉回来。

这些一脸稚气的孩子们都知道，他们是在一座于2006年被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城里念书。当然，在这个追星的年代里，他们同样也知道，《最后一个冬日》、《美丽的大脚》、《汗血宝马》、《老柿子树》等多部影视剧都在这里取景拍摄。在他们的成长经历里，都有过与明星合影留念的快乐与兴奋。

有一个孩子率真地对我说：“我太喜欢剧组来这里，热闹，有趣。”

是的，我没有理由非得让这些年幼单纯的孩子们知道，他们生活、学习的这座老城里，曾经是一片刀光剑影乱云飞渡的厮杀之地，甚至连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血泪交织的肃杀之气。

责任编辑 郭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