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利

在各个时期不同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中，《祝福》是必选的一篇，可見它在鲁迅小说中的地位。细读《祝福》，可以觉察到小说中始终有两种声音在交错撞击：一是在一片愚妄的欢呼中传达出来的传统文化的钝响，一是从一个悲惨弱者的呼号声中传达出的强烈生命倾诉。来自文化的声响沉闷而强大，带着坩制生命的强力；来自弱者的呼号微弱而悲凉，夹着生命被吞噬的恐惧、悲哀与无助。小说中始终投注着一道冷峻而困惑的目光，那是“我”的。作为小说叙述者与角色之一，“我”是这两种声音的体察者、倾听者。两种声响与一个倾听者构成了一条能通向小说文本内核的线索。

一、愚妄欢呼与文化的顿响

封建礼教主导下的鲁镇是一个自成系统的封闭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传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小说开头所描写的爆竹顿响颇有象征意味，这声响里蛰伏着形形色色的愚妄欢呼，也掩埋了许多悲惨弱者的无助呼号，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力量。文化制约着人的行为思想，人们的行为思想无不浸润着文化气息。在鲁镇，礼教文化的传响尽管异常的沉闷乏味，却依然牢牢控制着大部分人的心灵及其言行。这里的人们对礼教有着发自内心的虔诚，成了一种根固的文化性格，一种文化集体无意识。在新年祝福的气氛中，爆竹声夹着冷嘲、热骂、讽笑，各种声音汇聚成愚妄呼喊的海洋，藏匿着吃人的狂欢。在愚昧文化的钳制下，人被异化，仅仅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而存在，失去了个体生命意志，成了传统文化的传声筒。

小说中的鲁四老爷是一个不怎么开口，一开口便骂的人。先是对着“我”大骂康有为，表露的是对旧势力的盲目应从以及对新党失势的幸灾乐祸，而对于“我”这个话不投机的新派分子，鲁四老爷在痛骂中何尝没有含沙射影的陶醉感呢？他的痛骂是其内心欢呼的另类表达。鲁四老爷又骂祥林嫂：“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_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祥林嫂的死去当然是不足道的，若是因此破坏了新年的祥瑞，那便罪不可赦了。这位讲理学的老监生从不长篇大论，嘴里蹦出最多的几个字就是“可恶，然而……”，语词简短阴沉，透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无可辩驳的自负和深入骨髓的冷酷。

四叔的礼教意志在四婶那里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他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婶：“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这简短的告诫在四婶那里就变成了一连串慌忙的呼喝：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四婶又慌忙的说。

“你放着罢，祥林嫂，我来拿。”四婶慌忙大声说。

这呼喝寓示着四婶对礼教思想的深刻认同。祭祀是封建意味浓厚的人鬼集体狂欢，破坏了祖宗的胃口就是对这种集体狂欢仪式的亵渎与破坏。四婶就是这种人鬼意志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忠实信徒，她何曾对祥林嫂有真正的恶意呢？她又何曾料到自己的几声喝呼会将祥林嫂推上绝路呢？

文化杀人的可怕就在于连杀人者自己也毫无察觉，自然他们心里也不会有丝毫的愧疚与自责，甚至还会带着同情与怜悯。祥林嫂的同情者中，柳妈是值得一提的，许多分析者也把柳妈归入“无主名杀人团”的一员。首先是礼教思想杀死了柳妈一类女人的心，将她们的心奴化为对男性的绝对忠诚，然后她们又拿这一奴化过后的忠诚去审判世上所有违反了规则的同性，心怀同情并萌生挽救之意，挽救的结果却往往是加速了别人的灭亡。

文化的愚妄欢呼表现在庸众那里的，便是众^对弱者不幸和悲哀的咀嚼与戏谑。鲁镇的人们首先是认真品赏祥林嫂的不幸，认真到能挤出几滴眼泪的程度。咀嚼比自己不幸之人的痛苦，是为了获取内心的平衡，以示自己还没不幸到那种程度，于是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便成了他们快乐与自慰的凭借了。当人们将这种不幸咀嚼到无味时，厌倦与不耐烦也跟着来了，转而变成冷嘲，变成热讽。庸众身上表现出来的麻木与卑劣是文化愚妄狂欢的无意表露。

在《祝福》营造的世界里，文化编织为各种愚妄的欢呼，有身份地位的阔人，没钱没势的庸众，均在至偏至伪至陋的文化习惯牵引下发出各种怪异的隐含吃人冲动的声响——恶毒的、轻蔑的、冷漠的、嘲讽的……这些都是病态社会病态文化的表征。

鲁四老爷、四婶、柳妈、鲁镇的人们……这一群被礼教思想深刻异化了的人，他们以形式各样的声响有意或无意地传达着礼教文化的意志。这种种声音汇聚，便成了传统病态文化的一种有力传响，这声响弥漫于鲁镇的上空，飘散到鲁镇的每一个角落，尽管沉闷乏味，就像那送灶的爆竹，却对人们的心理有着无穷的震慑力量。

二、悲惨呼号与生命诉求

文化会影响人的性格，左右人的命运，而鲁镇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规限并决定了祥林嫂的命运格局。与其他鲁镇人一样，祥林嫂对鲁镇的文化习俗有着本能的认同，她不会也不可能对身处的文化进行审视，更不可能有意识地进行反抗。祥林嫂只是想和别人一样，安分于众人执信的文化体系范围内，过普通人能过的生活。但命运捉弄了祥林嫂，剥夺了她最低的生活祈求，无情地将她抛出伦理文化所能宽宥的范围，让她成了一个寡妇，一个丧夫失子的丧门星，一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不祥物。于是祥林嫂陷入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悲惨境地中。祥林嫂每每被抛到文化的局外，她就想着重新进入，却总是再次被无情地抛出，在挤进抛出中，祥林嫂成了一个典型的文化边缘人。

人徘徊在文化体制的边缘，更能将其真实的生命状态裸露，更能真切地感受生命深处的诉求。若是祥林嫂一辈子能安安稳稳地做一个文化的局内人，我们是连她的一点呻吟声都听不到的，更无从察觉她的生命意志。就是在那种挤进又被抛出的反复无常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这个底层妇女强烈的生命冲动。这种强烈的冲动体现在祥林嫂的逃离、反抗、诉说、询问等诸多细节中，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祥林嫂的生命挣扎过程清晰地勾勒出来。

祥林嫂人生中第一次出格的举动就是在她死了第一任丈夫之后的出逃，出逃的原因是不想被卖改嫁——死了丈夫重新嫁人就是回头人，回头人是比寡妇还受人贱视的身份。在心底里，祥林嫂极怕被孤立，极在乎周围人对她的文化认同，因此她后来被逼改嫁时是极力反抗的。祥林嫂不是现代女性，自然缺乏冲破文化偏见和陋习的智慧与勇气，她所能想到的被人尊重接纳的方式就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伦理道德规范，尽管这种道德规范是多么的病态，多么的有违人性。在某种隋况下，一种愚昧的文化信奉透露出来的何尝不是一种强韧的生命本能。祥林嫂太害怕被孤立了，初到鲁镇时，尽管她的寡妇身份让四叔皱了眉头，她还是极力通过自己过人的勤劳赢得了认可。这种认可对祥林嫂来说太重要了，使得她能成为鲁镇文化的局内人，从而冲淡了她作为寡妇的晦气，也有效地驱除了她内心的孤独感。

祥林嫂身上呈现出一种顽强的生存本能，她被卖到深山里后，尽管多了一個自己曾想极力摆脱的回头人的身份，但她还是认同现状，在大山里安扎下来了。大山远离市镇，较少受文化礼俗钳制，反而使祥林嫂的内心归于平静。然而命运对祥林嫂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它总是以一种极为粗暴的方式拽拉着这个女人的生命走向，使得她永远无法平静下来，她再次丧夫，继而失子。

二次丧夫已经是够不幸的了，上天却把祥林嫂唯一的儿子也夺走了，这是她仅存的精神支柱啊！此时的祥林嫂有一百个去死的理由，然而她的生命意志并没有因此被完全击垮，她再次来到鲁镇，寻求一席安身立命之地。人在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之后通常会把自己的内心完全封闭起来，自我封闭往往是心灵死亡的开始，然而祥林嫂依然渴求诉说，渴求得到别人的同情与接纳，她反复地诉说阿毛的故事。一个肯将自己的悲痛诉说的人，说明她对生活并没有完全绝望，祥林嫂太需要一种群体的温暖来驱赶内心的凄苦了。然而祥林嫂这份卑微的生命诉求被拒之门外，在冷漠与嘲讽面前，祥林嫂不得不将自己心灵的闸门紧紧关闭——反正已经照射不到阳光了，索性将那阵阵冷风也堵在门外。

临死之前，祥林嫂问了一个鲁镇的活人连想都不会想的问题：“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这个问题在迷信思想浓厚的鲁镇人那里还需要问吗？而被鲁镇文化彻底抛弃了的祥林嫂却在纠缠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魂灵的有或者没有，对祥林嫂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和严酷的折磨。一边她希望死后能和家人团圆，一边她又害怕死后被锯成两半。祥林嫂是多么渴望完整啊，一是自身的完整，一是家庭的完整，而这对现在的她来说已经是一种悖论了。就是在临死前，祥林嫂的生命之火何曾完全寂灭呢？在有虔诚宗教信奉的人那里，上天入地的欲求其实也是他们生命意志的另类诉说。

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一个弱者的悲惨呼号算得了什么呢？生命的呼唤在文化的吃人惯性前显得那样微不足道，整个社会处于昏睡状态，没人有心思去倾听来自底层的生命呼唤，更不用祈求有人去响应生命的这种卑微倾诉，于是，弱者的呼号就如屋外那雪花的飘落声，微响过后就消逝了。

三、感受与倾听：一个“中间人”的彷徨

在文化钝响与弱者呼号的交错中，“我”始终是一个感受与倾听的“中间人”。“我”是从传统文化中主动走出去追求新生的人，从一个全新的方位视角去体察鲁镇的文化格局以及这一格局下的一切人与事，所以对文化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有较深刻的体悟。鲁迅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后来有鲁迅研究专家将这个“中间物”的概念突出出来，以之作为解读鲁迅的一个关键词，本文“中间人”的说法也是由此而来的。“人”比“物”范围缩小了许多，或许更切鲁迅在新旧文化交替中的位置与身份。《祝福》中的“我”显然有作家本人的影子投射，并且“我”在鲁镇整个文化格局中的身份地位也是很吻合“中间人”这个称谓的。“中间人”其实也是文化的边缘者，不过是对文化的一种主动游离，而不是被遭抛弃，这种文化上的主动游离提供了相应的时空余裕让“我”去审视鲁镇文化，审视文化与生命的关系。

目睹弱者生命消亡的惨剧，鲁镇所有的人反应都很淡然，唯有“我”这个局外的回乡者觉得惴惴不安，下意识里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似乎和这一切有推不开的责任。对此，“我”的第一反应是逃离——“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去哪里呢？其实“我”是茫然的，偌大的鲁镇，竟找不到一个栖身之所，“我”有一种无所归依的异类感。

在鲁镇的短暂栖留，回味祥林嫂的悲苦一生成了“我”精神活动的主要内容，“我”带着复杂的情感体味了一个生命从肉体到精神的消亡史。

几千年来，对于底层人物，尤其是底层妇女的内心呼号，谁又真正用心倾听过呢？在被鲁镇所有的人抛弃了之后，在新年的一片嘈杂的祝福声中，祥林嫂却成了“我”关注的焦点。本来作为一个回乡省亲的知识分子，“我”应该和别人一样热情满怀地融入新年的氛围之中，而“我”恰恰跟这一切格格不入。新年没有带给“我”欢乐祥和的体验，而祥林嫂的突然死去却掀起了“我”内心的巨大波澜，这是一个生命意识觉醒的人面对生命被漠视被摧残被销毁而产生的强烈心灵震撼，这种情感体验流露出一种深刻的人性关怀，这在当时那个冷漠麻木的群体中确是不同凡响的。

对于生命个体的深度关注与珍视是生命就只觉醒的标志。当一个人，不管其智愚贫富，都能进^别人的关注视野中，那这样的人一定是摆脱了冷漠、麻木、自私与封闭，是一个将“人”字置于心中真正站立起来的人。鲁迅早年提出的“立人”思想不就包含着这种理想情怀吗？反映在《祝福》中的“我”身上，我们则感受到了这种理想情怀陂孤立被挤压被打击之后的茫然失措和无所凭依的彷徨。

“我”内心的矛盾纠结首先体现在与祥林嫂的对话上。

祥林嫂问的只是一个极简单的问题：有没有魂灵？“我”的回答其实也可以很简单：世上当然没有所谓的魂灵。如果“我”也算是个拥有立人情怀的人，就理应告诉别人存在的真相，然而“我”的回答却支支吾吾，模棱两可，这种答话的态度至少可以引发以下两种猜测：

其一，“我”正面临着信仰的危机，不知道自己先前所执守的那一套到底是对还是错。当一个问题触碰到这个信仰的关节点时，只好含糊回避了。

其二，“我”对自己的信念依然坚定不移，只是对这种信念能否实现已产生了深深的疑虑，是否依然义无反顾地执着也是个困惑。于是当一个问题触及自己的软肋时，便不愿坦然面对了。

这两种推测，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如果“我”有作家本人的影子在，那么鲁迅终其一生都未尝放弃“立人”思想，只是在不同境况下调整了靠近这个目标的步调。

一个将死的已无挽救可能的人，何必增加其末路的悲哀。面对祥林嫂的提问，“我”关注的焦点并非是魂灵的有无，而是想着怎样不去增加这个不幸者无谓的悲哀，“我”惶急是因为“我”不知道哪一种答案更能宽慰这个末路者的心。于是联想到鲁迅著名的“铁屋子”论：一个注定要毁灭的人，与其把他叫醒了在惶恐中走向死亡，还不如让他在昏睡中走向死灭。“我”是怕去触碰祥林嫂的灵魂的，这对一个毕生以唤醒别人的灵魂为己任的思想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悖论。“我”的身心经历着被分裂的煎熬，其实这种矛盾痛苦也纠缠了鲁迅整整一生。

“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堆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都还不错。”这段文字凝结着一个以“立人”为情怀的启蒙思想者怎样的无奈、悲凉与愤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