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松平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家对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普及适龄儿童入学工作抓得相当紧。这些工作大部分落在我们小学教师身上。

我们学校仅有五个教师，每个教师一星期负担20多节课，晚上还得负担两个教学点的扫盲夜校的教学工作。小学教学点还好，晚上大家聚拢来就可以上课。还有一个夜校点离学校有10里路，每星期老师轮流到那里上课，晚上要将近12点才能回学校休息，甚是辛苦。但再苦再累，我们也毫无怨言。因为当时扫盲教育被纳入了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全党上下干群都要响应和实施，谁也不敢违抗和怠慢。

当时还有一种特殊的教学方法———送教上门。我村有两个住在高山上的适龄儿童没有入学，入学率未达到百分之百。所以，我们采取了送教上门。

我和另外一个老师负担一个住在离学校12里路的老古寨高山上的曾姓儿童。由于深山密林，家长不放心他一人到学校。这样一拖，孩子8岁了，还在家放牛，跟家长下地劳动。针对这种情况，村里和学校决定每星期逢周二、周四由两位老师翻山越岭送教上门。

我们用硬纸片把生字写好，背面写词语，装在口袋里带去直接教他识字，让他反复诵读，熟记于心。下次来时，我们就教他写，此外再教5个生字。这样，他一星期也可以学10多个字。农闲时，我們到他家直接教他。遇上农忙时，他要放牛、割草，我们就跟在他后面，断断续续教他识字。有一次，正逢农忙时节，我们全神贯注地教他识字，忘记提醒他放牛了，结果牛吃了别人家的庄稼，他家长还责怪我们不该教他识字，认为牛糟蹋了庄稼是大事。我们受累又受屈，真是有口难言。每次教完课后，我们就急匆匆赶回学校草草扒几口饭，又得进教室上课。有一次，我身体不太舒服，下山时，头有点晕，脚下一滑，骨碌碌滚下山去，幸好没有大碍，只是擦破了点皮。

这样送教上门坚持了一个学期，那名曾姓学生也能认识将近200个字，可以写自己的名字和家用、农用物品名称。学期结束时，我们拿了学校一张一年级期末试卷给他考试，他考了60分（没有教拼音字母）。

在送试卷给那名学生做时，家长看到孩子在老师的辛勤教育下有了进步也感激不尽，留我们吃早饭，还送了一大包梨让我们带回去请老师们品尝。

我们那时送教上门走过的路程总共近500里。我认为这很值得。那一年我村的扫盲教育经上级考核还获得了奖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