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和杰

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与红军长征相映生辉的一曲壮丽凯歌。项英、陈毅等领导的赣粤边游击区，是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的所在地，也是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该游击区位于赣粤两省交界处，系赣州通往粤北重镇韶关的必经之地。国民党大肆叫嚣“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对游击区进行严密“清剿”。面对严峻形势，红军游击队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在衣、食、住、行、医等方面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

衣

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游击队员几乎没有换过新的服装。他们的衣服有时依靠打土豪和战场上缴获而来。他们身穿便衣，脚穿草鞋，头裹毛巾，置身于群众中，都分不清谁是游击队员，谁是老百姓。尽管缺衣少食，但是游击队员一贯严守革命纪律，有一次，交通员给南雄县游击队送来上百套单衣，说是委托大塘圩裁缝店胡老板做的。陈毅问给了钱没有，交通员说：“财主的钱，我们用了就算了。他一个资本家，也不缺这200块银圆。”陈毅听后严肃地说：“同志，这可不光是钱的问题，还关系党的工商业政策。我们是靠政策得人心的，在百姓中的信誉，就是我们的命根子！”他亲自派人把200块银圆装在毛竹里给胡老板送去。胡老板称赞说：“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讲信誉，确实信得过。”游击战争后期，项英、陈毅还派人到敌人统治的城市建立地下交通站，在赣州开设纽扣厂，在于都和大余县城分别开设裁缝铺和糖铺，在新城开设小百货店等。

肖望东爱憎分明，作风正派，刚正不阿，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肖望东就受到残酷迫害，并被“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头上长达七八年之久。肖望东被关押了多年，连他的妻子儿女都受到牵连。但他始终不屈不挠，与“四人帮”斗争到底。1975年，他的冤屈得以伸张，被任命为济南军区政治委员。1976年上半年，“四人帮”干将、时任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来到济南。山东省“革委会”设宴款待，打电话要肖望东作陪。肖望东明知于会泳是当时“红”得发紫的人，但他正气浩然，铁骨铮铮，就是不去赴宴。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如果于会泳提出到军区来看我，就说我不在家。”1975年，邓小平复出，并与叶剑英共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身为济南军区政委的肖望东喜中有忧。他认为“四人帮”一伙未除，邓、叶难有宁日。他还挥毫抄写毛泽东诗一首以表达复杂心境：“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

食

红军游击队主要采取向地主要钱要粮的办法来解决给养问题，少数情况下则通过捐助、欠借方式来解决。在游击队控制的地区，他们向地主派粮派款，发出通知书，规定期限交来，但适可而止；在游击队不能控制的地区，就把土豪抓来，然后双方各派代表商谈，确定交粮交款数量，待交清后则予以释放。游击队长年累月被困在深山密林里，断粮是常事，只好以野果、野菜、竹笋充饥。偶尔捉到小鱼、虾子、石鸡等，大家就高兴地打起“牙祭”来。但有时什么可吃的东西也找不着，他们只得啃树皮、吃草根，甚至去捣马蜂窝，掏马蜂的蛹吃。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这样描述：“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

面對国民党采取“移民并村”“封坑搜山”等毒辣手段，群众就把大米、干菜等埋在地底下，通知游击队如何去取。后来，群众想到游击队粮食要吃光了，非常着急，就和敌人闹着要进山打柴种地。敌人没法只好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开禁，用武装押着群众进山打柴种地。敌人对进山群众严加搜查，发现多带吃的东西就以“济匪”论处。群众想出新的办法，把挑柴的竹杠节节打通，里面装上米、盐和其他食物。青黄不接时，米没有了，老百姓就会把米馃煮软，放在篮子下面，再盖上些草，送给游击队员吃。

住

游击队刚到赣粤边界时，敌人尚未发动“清剿”，还可以找偏僻的房子住。当国民党开始“清剿”后，游击队就不得不到深山老林搭棚子住。大家挤在一个大通铺上，每人或两人一条毯子，或几个人合睡。逢敌人搜山时，棚子目标大，就不能住。敌人见棚子就烧，游击队只好改成每人发一把伞。下雨天，大树底下把伞一撑开，背靠背地坐着睡觉；天晴，就在坟墓旁的石板上睡觉，卧看星星月亮。赣粤边界春夏多雨，靠一把伞支撑不了多久，于是大家又想出新的办法：每人发一块布，有九尺长，四角绑在树上，上面加几张油纸，既便于搭又便于拆。

1935年年底，国民党采取移民并村、赶群众出山的“封坑”手段对赣粤边游击区实行更残酷的“清剿”。项英、陈毅在信丰县的潭墉坑召开特委、信康赣县委和南雄县委联席会议，决定有计划地分配党团员随出坑的群众到大村庄居住，按党团员分布的区域重新编支部或小组，继续领导群众斗争；利用群众出山后的各种困难，发动群众以“无房住、无柴烧”为理由开展“闹回坑”活动。

行

国民党实行分区管理，游击队也分区开展活动。敌人“剿”北山，游击队就跳到油山；敌人“剿”油山，游击队就跳到北山；几个地方同时“剿”没地方跳，游击队便退往边缘区、白区。为了便于开展群众工作，游击队提出干部群众化和职业化，要求干部、战士掌握一门手艺，以做手艺为名深入各地进行串联活动。秘密交通员赖文泰是铁匠出身，他常挑着担子走村串户，为群众补锅补盆。特委副书记杨尚奎常背着篾刀为群众编织竹制品。不会做手艺的就帮助群众插秧割禾。

游击队采取行动时，群众则先侦察敌情，后充当向导，到处都有群众同游击队约定的暗号。如发现敌人进山，即高喊“东边牛吃禾了”“西边猪吃菜了”等暗语，示意赶紧转移隐蔽。有一次，大余县池江彭坑周蓝嫂发现几十名国民党兵出现在自家门口，便急中生智地朝门前一头猪骂起来：“瘟猪子，还不快回去，士兵老爷来了，不走就会一枪打死你！”陈毅听后，赶紧从屋后上山钻进了树林里。

为了寻找游击队，敌人总结了3条经验：听响声、跟脚印、看炊烟。敌人装扮成打猎、烧炭、砍柴和挖竹笋、采香菇的群众到山里来打探：察看有没有脚印、有没有炊烟，窃听有没有说话声或咳嗽声，发现情况便立刻报告。游击队也摸索总结出一套对策：根据敌人发现蛛丝马迹就兴师动众的特点，故意制造假象。比如，走路倒穿鞋子留下“脚印”，让敌人跟“踪”寻找；到离驻地较远的山上点火，让敌人前去“围剿”。

游击队黑夜行军，遇见陡壁就抓住岩缝中的粗藤，有时还会踩在战友的肩膀上往上攀爬。下雨时，山路很滑，常摔跤，一不小心就滑到山下去了。由于常年待在深山密林里，生活枯燥，陈毅每到一处就给大家讲斗争形势和革命前途。他结合《三国演义》里的历史典故来讲，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若情况允许，游击队员还会哼起歌来，唱得最多的是《十二月革命歌》：“正月革命是新年，无产阶级笑连连。好比笼中画眉子，脱了牢笼出头天。”游击队有时还会遇上凶猛的野兽。有一次，赣粤边特委书记刘建华带领游击队的陈医生和通讯员从上乐出发去给区委书记李承丰治病。当他们走到茶园坳时，陈医生去小便。刘建华等了很久不见人来便返回去找，发现陈医生竟被老虎吃了。刘建华说：“陈医生之死，是游击战争中第一次发生这类令人十分痛心的事情。”

医

红军主力撤离后，总医院被撤销，成立中央军区卫生部，王立中任部长兼政委。留下来的伤员有6000多人，分布在中央苏区的于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红军医院里，这些医院大多设在山区的民房及祠堂里。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1月，国民党开始分区“进剿”，党组织决定把所有重伤病员都分散到老百姓家中休养、隐蔽，轻伤员则动员归队。那时，伤病员被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配有医护人员，同时发给每个伤病员3个月的钱、粮和一部分常用药品。

有一次，陈毅的伤口发炎肿得很厉害，他就把大腿绑在树上，叫人使劲挤出了很多血水，再扯些白布条抹上万金油，用竹签子一点一点地塞入伤口。1936年6月，陈毅腿部伤病复发，陈丕显把他安置在周蓝嫂家。那时进坑出坑都要接受盘查，很难到外面买药品。周蓝嫂把狗贴耳和从田埂上挖出的蚂蚁窝一起捣烂制成药饼，为陈毅治疗直至痊愈。药品有时就靠袭击敌人的军用汽车来补给。1935年9月7日，油山游击队大队长曾彪率领游击队在雄庾公路上截获了3辆国民党军用汽车，缴获了大量弹药和药品。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牵制了国民党大量的军事力量，有力掩护和策应了主力红军和中央领导机关的战略转移，同时保存了革命力量，巩固了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日后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