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明奇

提要： 如果説湯顯祖是明清兩代最能體現士人精神的戲劇作家，那麽，李漁無疑是最能彰顯商人心態的戲劇作家；他們的戲劇創作，最典型地揭櫫了中國古代戲劇創作兩種基本悖立的價值追求與創作境界，要而言之，即“謀道”與“謀生”。湯顯祖與李漁戲劇創作截然有異，歸因於他們思想境界、人格氣象、創作旨趣與審美選擇的諸多不同。李漁雖有更爲系統的戲劇創作理論與更爲豐富的劇場藝術實踐經驗，但其戲劇創作成就遠不能望湯顯祖之項背。

關鍵詞：士人精神 商人心態 人格氣象 創作旨趣

康熙年間，曾任國子監學正、兵部主事、户部郎中的清王朝官員劉中柱給《桃花扇》寫過一篇跋，云：“一部傳奇，描寫五十年前遺事，君臣將相，兒女友朋，無不人人活現，遂成天地間最有關係文章。往昔之湯臨川，近今之李笠翁，皆非敵手。”[注]吴穆《桃花扇傳奇後序詳注》，清嘉慶間刻本，卷首引。劉中柱寫這篇跋，旨在盛贊孔尚任所著《桃花扇》之非同凡響，但同時他將湯顯祖與李漁相提並論，作爲評價傑出戲劇作家的一種重要參照，意味深長。在孔尚任之前，劉中柱爲突顯孔尚任《桃花扇》創作的非凡貢獻，首先想到的是將之與湯顯祖、李漁的戲劇創作比較，這從一個甚爲重要的側面，揭示了當時一種頗有影響的社會文化心理——湯顯祖與李漁在彼時人心目中，乃是明清戲劇史上最具顯特標誌的傑出作家，或幾乎可以説，他們分别代表了洪昇、孔尚任之前明清戲劇史上的兩座高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