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 惬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20世纪初期，是中西文化交融、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著名豫剧作家樊粹庭学习和成长阶段正处在这个变动激荡的时代。传统文化的熏陶与西方文化的影响交互发生作用，造就了樊粹庭多元的文化积淀和先进的文艺理念，他融摄中西美学思想，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戏剧美学思想。综观樊粹庭的戏剧创作，其美学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对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兼收并蓄之美、形象与情节构思的镂冰雕琼之美和西方艺术理论应用所表现出的陌生新奇之美，而这些特点在他的代表作《女贞花》(又名《麻风女》)中的体现尤显得突出。

一、对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兼收并蓄之美

剧作《女贞花》大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粤西邱员外之女原本生得国色天香，却不幸染上当地常患的一种“疑难病症”——“麻风病”。当地庸医传说若诱得外乡男子成婚“冲喜”，将病“传”给男方，女子即可痊愈。于是，邱员外便暗合邱家邻人司空浑诱骗了河南落难书生陈绿琴，假意许他与邱家小姐成婚。没想到邱丽玉心地善良不忍染病给陈绿琴，新婚夜以诚相待，将事情原委和盘托出并为陈绿琴制造染病假象，助陈绿琴逃脱邱府。事后，得知真相的邱员外夫妇一怒之下将病重的邱丽玉逐出家门，送进了麻风院。淳朴厚道的陈绿琴回得家中拜见老父陈懋，遵从父命“垂帷苦读盼功名”，怎料得“时见丽玉在书中”。邱丽玉逃出麻风院，千里寻夫，沿途受尽苦楚。陈绿琴在科考中拔得头筹仍不忘丽玉的恩情，曲折之中有情人遂终成眷属。

“从历史发展来看，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总是通过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来进行，也就是要通过自身文化屏幕的过滤，很少会全盘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1]7樊粹庭先生在进行戏剧创作时，正是充分地建立在对传统豫剧的熟悉把握基础之上，批判地吸收和融合西方戏剧美学思想。这与他的个人成长经历和所经受过的戏剧教育有着深厚密切的关系。樊粹庭幼年即喜爱戏剧。14岁考入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即现在的河南大学)，他爱戏之心浓烈，常组织同学从事戏剧活动。毕业后曾担任河南省教育厅社会教育推广部主任，足迹遍及全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城镇和乡村，并深入各县的豫剧班社，结识了不少名扬一方的艺人。在欣赏和钦佩他们演唱才能的同时，也看到了他们凄惨的生活境遇和演出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至1934年，他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弃官从艺。组织陈素真、赵义庭、张子林等豫剧精英，在相国寺创建了“豫声剧院”。从剧场设施到剧团管理、文化教育、编剧导演等践行自己“破除陈规，改良豫剧”的初衷，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和创新。自从1935年3月他的处女作《凌云志》一炮打响之后，他接连又编导上演了《义烈风》《柳绿云》《三拂袖》《涤耻血》《女贞花》《霄壤恨》等。

樊粹庭的戏剧创作思想主要源于其对多元戏剧文化的熏染。首先是本土传统戏剧文化。樊粹庭在河南这片戏剧的沃土里浸润，河南的话语及其所构成的语境使得他的创作深深地打上了本土文化的印记。义烈的情怀、爱国的精神，乃至题材、故事情节上的承续，他所编创的剧作中有不少剧目是对中国戏剧优秀传统的延续。其次是对于西方美学思想的接受与认同。在“五四” 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他接受了来自西方平等、自由、民主等思想的影响，西方戏剧的美学观念也深深融入他的创作理念之中。他对传统豫剧创作在主题表达、情节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超越传统主题，手法也更加多样。

樊粹庭对东西方戏剧和传统、现代戏曲兼收并蓄的经历就是一部河南豫剧改良与发展的缩影和简史。多元文化的接受和教育，使他的眼界较以往的剧作者更加开阔，他在实践过程中接触到了更为丰富的戏剧艺术思想；得天独厚的艺术成长经历令他可以轻松自如地在传统戏剧文化规训中打开缺口，探索创新，从而使他的豫剧剧目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呈现出兼收并蓄之美，既有传统豫剧固有的本土本色之美，又兼具西方戏剧的异域风味。

二、形象与情节构思的镂冰雕琼之美

“由不同传播媒介构成的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就必然存在一种共同性或交融性。”[2]9《女贞花》取材于晚清小说家宣鼎写的短篇小说《麻风女邱丽玉》，1936年由樊粹庭改编成豫剧并成功上演。这绝不仅仅是一部剧作的成功，更是“五四”新文化思潮涌动之下人民的呼唤与剧作者选材构思的“相通共契”。着笔于那个时代最无话语权的两类人物形象，一是邱丽玉这一封建社会中的女性角色，纵是富贵员外家的千金小姐，面对“父母之命”的安排，也只得应承，但却在压迫下向往着自由、平等，主动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二是陈绿琴这样的落魄书生角色，遵从其父的规训读书谋取功名，在县考中夺了“案首”后，周、刘两家前来提媒，陈绿琴不忘恩情，守住了最后的道德底线和爱情追求，守护着邱丽玉。

剧作中打破以往简单的“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草草收尾的套路，着重刻画了邱丽玉和陈绿琴两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豫剧《女贞花》的上演，由樊粹庭先生运用戏曲综合性展现的方式去描摹、再现和再创造小说家宣鼎笔下的那个麻风女邱丽玉，所呈现的正是一场同故事原型跨艺术门类的对话。

田汉于1919年给郭沫若的信中曾明确提出“生活艺术化”：“我如是以为我们做艺术家的，一面应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来，排斥世间一切虚伪，立定人生的基本。一方面更当引人入于一种艺术的境界，使生活艺术化。即把人生美化，使人家忘现实生活的苦痛而入于一种陶醉发悦浑然一致之境，才算能尽其能事。”[3]这段信摘自宗白华先生的文集，尽管没有细致地展开论述，但其大致的精神旨趣都跨越时空地契合了樊粹庭对豫剧《女贞花》创作的理念。

《女贞花》将邱员外夫妇等主角和配角人物形象刻画得丰满、真实而意蕴生动。为人父母者，皆盼望女儿能够嫁得一“门当户对”的人家，尚无可厚非。邱员外夫妇二人为救女儿听从司空浑的言说诱骗外地青年“冲喜”“传病”，显尽了封建社会愚昧、迷信的可笑风气；得知女儿并没有痊愈，便将其逐出家门送进麻风院去，其狠心可见一斑，可叹、可笑、可气、可悲。邱丽玉来到陈家庄见得了公爹陈懋，老先生因陈绿琴投考未归而令家中保童送邱丽玉到女庵暂住。其后从陈懋言辞“真乃怪事”和保童“俺爷嫌她肮脏，把她送到尼姑庵里啦”等细节可推断出陈绿琴之父陈懋心情的复杂，究其症结莫不源自怜惜家中这棵独苗。邱丽玉既不似杜丽娘一般的刚烈不屈，又不像传统戏曲中常见的闺阁小姐枯守绣楼而不敢追求，既温婉、识大体，同时又有着向往自由、向往爱情的一些早期新文化思潮的萌芽于其中。

这些丰满而真实的人物形象必然得益于剧作者樊粹庭深厚的艺术积累，将生活艺术化，并将之再现于戏剧舞台之上。“有限、偶然的具体形象里灌注充满了那生活本质的无限、必然的内容。”[2]143艺术化的人物形象塑造，使之从千千万万人中脱胎而成；艺术化的故事情节设定，使之将千千万万的不幸归拢化合成了同感共鸣。“以艺术的理想境界为标准去把现实的人生美化。”[2]43这种艺术创作观念造就了樊粹庭戏剧的优美、丰富、有条理、有意义。

“巧借中国本土戏曲的美学样式去推演西方式社会革命精神，以便唤醒沉睡的中国普通民众，已然成为一种跨文化交融的艺术选择。”[2]19《女贞花》不同于以往豫剧的“才子佳人”戏，构思巧妙独特，情节裁云剪水。在樊粹庭创作的诸多剧作中，才子与佳人均经受了挫折，而不再是一方经受挫折，另一方痴情守候这样的故事架构。《女贞花》的创排虽未完全跳脱明清以来“才子佳人”戏的大框架和大团圆结局，但诚然是豫剧选题构思创作的一次大的进步。樊粹庭先生纵览漫长的戏剧发展历程中那些留存下来的“才子佳人”戏，又与自己对于戏剧美学观念交融、分析所作，无疑铸就了这部具有鲜明的“樊式”美学特色，不同寻常的“才子佳人”戏。

陈绿琴险些染病而幸得良缘，郎有情妾有意。陈绿琴遵从父命考取功名仍不忘邱丽玉恩情；邱丽玉染病在先，其后又经历了被父母逐出家门、他乡寻夫却遭尽世人冷眼。一反以往才子多磨难，而佳人空守候的剧情，将剧情矛盾与挫折更多地向女方倾斜，侧面也显露出“五四”以来女性“平等”观念的觉醒。尝试横跨以“五四”为时代界限的传统戏曲文化与西方戏曲文化这两种文化，探讨“新旧”文化接触、碰撞时豫剧创排的变异情况。显然，借陈绿琴、邱丽玉二人之口的大段唱词与念白表述了一个伫立在时代变革之际的戏剧人的质朴心愿，对美好情感的向往和追求，对封建社会的蔑视与批判。就此一点，樊粹庭对于戏剧的精妙构思和选题无疑是发时代之先声的。

世界上不存在“一种绝对属于本土的、未经任何‘污染’的话语”[1]56，樊粹庭戏剧将故事发展脉络梳理并经过精巧的构思，使情节更为曲折和动人，如同苏州园林一般，构思奇巧、曲径通幽。樊粹庭先生是以一种开明的心态和开放的思维进行戏剧创作，悦纳并尝试着融摄不同的价值观和新思想于自己的戏剧创作之中，通过交融或消解的方式让剧作故事发展脉络简洁明了、情节曲折动人。在这样的脉络树下延展开的脉络无疑是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

三、西方艺术理论应用所表现出的陌生新奇之美

樊粹庭在20世纪上半叶率先运用了陌生化理论来编创剧本、排演戏剧，令原本重复冗长的豫剧在承袭豫剧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更加积极地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这与由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布莱希特进一步发展的陌生化理论有着必然的联系。“Defamiliarization”(陌生化) 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这个理论强调的是在内容与形式上违反人们习见的常情、常理、常事，同时在艺术上超越常境。陌生化的基本构成原则是表面互不相关而内里存在联系的诸种因素的对立和冲突，正是这种对立和冲突造成了“陌生化”的表象，给人以感官的刺激或情感的震动。毫无疑问，樊粹庭在其豫剧创作实践中受到了这一理论的影响，在他的剧作中渗透着这样的理论思维，表现出由此而来的陌生新奇之美。

“心里印着美的意象，常受美的意象浸润，自然也可以少存些浊念。”[4]切合着朱光潜无功利审美“意象”论观点来看，更多的人喜欢以道德层面的评判标准来谈论文艺作品，强拉硬拽地想要把艺术作品的审美归置到现实世界里去。观剧者是将现实的道德规范化用到了戏剧观演的生态场域之中，而忽视或迷失了艺术与现实存在的“间离效果”。“艺术活动的本质在于使接受者在欣赏过程中获得新颖惊奇的审美感受，而不是让接受者获得一种审美认识。”[5]而审美体验的直接目的也绝不仅是令身处其中者受到教育或陶冶，但陶冶情操却是通过其过程中的戏剧教育性而得以体现。这一点，与同时期的戏剧家布莱希特所提出的“陌生化理论”要以“陌生化”技巧来释放人们被“囚禁”的理性，以此来实现戏剧艺术的认知与教育功能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观众在审美体验过程中，虽沉浸其中，却也经由剧作者的巧思安排而间离出化境，使观者既保持一种身临其境、身经其事的感官体验，同时也兼具一份理智的、认知性的、清醒的状态。正如首都师范大学黄应全对布莱希特陌生化效果的基本含义做出的表述：“……就是让观众保持超然而不是入迷的精神状态，使观众成为戏剧事件的旁观者而不是介入者。”[6]22观剧者既悲悯邱丽玉、陈绿琴二人的悲惨曲折遭遇，也为邱员外夫妇、陈父的可笑行径感到不耻，同时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和体悟整部剧作所蕴含的精神喻指。其中，邱员外夫妇与陈父的初衷与本质又有着些许微妙的区别，更有层次蕴含其中。“逐女”一场“邱丽玉在秀阁泪流满面”一出中，邱员外夫妇逐女儿出家门，其父唱道：

喝住丫头好大胆，

讲出此言真疯癫。

我今送你麻风院，

父女从此断了缘。[7]230

毅然决然地要将女儿逐出家门送去麻风院。而樊粹庭在《女贞花》“探病”一场则写下了其母催舟前去麻风院探望女儿的唱词：

叫家院你与我将舟催动，

背员外探女儿走上一程。

实可叹小女儿真太薄命，

身染了麻风病赶出门庭。[7]232

纵然是高门大户，父亲与母亲的对待与处理总还是有着层次的变化和差别，邱员外恼自己的女儿邱丽玉不懂得爹娘一份好心，为救她性命不惜重金诱骗陈绿琴进府。一怒之下将自己的女儿逐出家门，断绝关系，自然是发乎情理的。邱安人不好违逆邱员外的意思，顺从了他将女儿逐出家门的决定；而后背着邱员外唤家丁陪着去麻风院探望女儿，女儿的逃脱使得她“赶快回去派人寻找，回去我与这个老东西吵，与这老东西闹，家院回去！女儿啦！(哭)”[7]233。邱安人先是作为封建家庭的女性，所表现的顺从无可厚非，后在女儿逃走时那份母爱却着实是世间无二的。就此一出“一波三折”亦足以见得樊粹庭深刻的生活体悟和高超的艺术拿捏。樊粹庭“弄清每代对话者各自的发言背景、动机和意图”[2]133，深刻而细致地把握了每一组人物关系间的关联与矛盾，对话的背景、动机和意图，通过戏剧的形式作用于审美受众的理性感知力，唤起审美受众的思考，而不再是作用于审美受众的感性体验，这是极考验剧作者对生活人物细致观察和戏剧形象生动刻画的功力的。

“如果一种艺术要保持它的审美性质，它就必须永远活动在‘信以为真’与‘知其为假’二者之间，否则它就会超越艺术的界限，成为宗教或科学的附庸，而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艺术。”[6]22樊粹庭对于豫剧创作可以说是拿捏得当的。首先，樊粹庭的剧作在文字情感流露与演唱者情感表现上都可以说是充满着“真情实感”的，通过剧作者、导演和演唱者等的艺术加工创造，让观众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戏剧作为一门综合的艺术表演形式所具有的艺术渲染力。其次，樊粹庭所倡导的新式的剧演形式，导演、舞美、化装、乐队等各司其职，辅之以“新式”的剧场带来的现代性的观剧体验感都让审美受众在一进入剧场的那一刻起就保持了一种清醒的观剧认知状态。这种在“知其为假”与“信以为真”之间的拿捏，既是剧作者又是导演的樊粹庭可谓是拿捏得恰如其分。樊粹庭对豫剧创作的自出机杼是豫剧跨时代发展的先声，是对豫剧艺术热爱的初心。其创排的《女贞花》产生了一种综合性艺术审美新范式，营造了一个颇具时代性的审美“意境”。正如李泽厚在《“意境”杂谈》一文中所谈及的：“读一首诗，看一幅画，总之，欣赏艺术，常常是通过眼前的有限形象不自觉地捕捉和领会到某种更深远的东西，而获得美感享受。齐白石的画，在还不懂事的小孩眼中，不过是几只不像样的虫、虾……然而，也就在这虫、虾、音响之中，却似乎深藏着某种更多的东西，藏着某种超越这些外部形象本身固有意义的‘象外之旨’‘弦外之音’。”[8]

樊粹庭在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上是旗帜鲜明的，批判封建礼教、批判愚昧与迷信，这些均是“五四”以来新思想的萌芽。然而，樊粹庭先生对才子佳人的相恋又不同于旧时候戏曲创作的那样简单，让相恋的过程颇受阻挠，来自自身病痛的滞阻，来自父母家庭那种延续香火、门当户对思想的阻挠，这些都让最后邱丽玉和陈绿琴的爱情修成正果给观者以不同以往的观剧震撼感。这种情节的设计与主题的确立，正是“陌生化”理论所产生的新奇效果。“五四”以来，女性主体的突出使得樊粹庭在进行戏剧创作之时，无不透露出那种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对男女平等和对自由向往的精神主旨在其中。将精神主旨化作故事和情节，经由矛盾的产生、激化和化解，让精神主旨成为戏剧人物的意象指代，让观众在欣赏剧作的同时得到“五四”新文化思潮的熏陶和滋润，那就是民主与平等。

以传统豫剧创作为视角，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理论视域对樊粹庭编创的豫剧《女贞花》进行解读与阐释。但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从中西方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对其戏剧艺术美质的总结，就显得更为必要，这为当下戏剧如何传承与创新具有启发意义。“任何文化都可以超越自己，为其他文化提供新的思考和可能。”[1]33樊粹庭的豫剧艺术美学成就会对戏剧特别是当代豫剧的发展产生普适性的借鉴经验。我们探讨他的戏剧美学在异质文化环境中产生对话与交流，明确指证其剧作自身的美学旨趣和审美追求的当下价值，这对于进一步复兴繁荣中国戏剧，特别是豫剧艺术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路。

TranscendingNativeTraditionsinMeltingtheChineseandWesternAestheticThoughts——Aesthetic Achievements of Fan Cuiting’s Drama

CHU Qie

(School of Litera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China)

Abstract: Fan Cuiting is hailed as “the father of modern Henan opera”. Melting the aesthetic thoughts of China and the West, his play creation matured in the thought of “May Fourth” new cultural trend, gradually formed a unique thought of drama art and put it into his own creative practice. His Henan operaNvZhenHuai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art practice. The play adopts good points from others, with ingenious conception and profound significance, so it is a successful attempt to transcend the traditional Henan opera art. Its beauty of art mainly manifests in the eclectic beauty of the Western literary aesthetic thought, the exquisite beauty of the image and plot conception, and the strange and novel beauty by the application of western art theory. It provides a new aesthetic paradigm for contemporary drama creation. Fan Cuiting’s idea and practice of drama has opened up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modern Henan opera,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 artistic beauty of Henan opera and has strong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Fan Cuiting’s opera; chinese and western aesthetic thoughts;NvZhenHua; melting and transce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