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华灶 李 雪 朱乃硕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感染与分子免疫学实验室，上海 200438)

癌症免疫治疗是手术、化疗和放疗之外被公认为癌症治疗的一个支柱，肿瘤免疫治疗旨在靶向机体免疫系统，刺激宿主产生抗肿瘤反应。早期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靶向CTLA-4和PD-1)正从二线转变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黑色素瘤的一线治疗[1,2]。然而这些药物治疗导致其他免疫检查点上调来诱导抗药性，因此迫切需要新的抗肿瘤免疫激活剂[3]。新兴药物不仅通过阻断免疫抑制检查点，而且靶向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靶点介导的先天免疫过程，从而产生更强的抗肿瘤反应。本综述讨论的新兴免疫检查点根据其在研究阶段的综述或研究论文进行简要总结，并提出未来发展趋势的见解。

1 天然免疫

1.1巨噬细胞检查点

1.1.1CD40 成功的癌症免疫治疗依赖于固有和适应性免疫系统的合作。参与天然和适应性免疫链接的关键分子是CD40，由Björck等[4]在膀胱癌细胞中发现的一种Ⅱ型跨膜糖蛋白，是TNF受体超家族的成员，是一种与T细胞和B细胞功能相关的表面抗原。CD40由B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单核细胞和血小板以及一些非造血细胞类型如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表达，甚至有些肿瘤细胞也表达CD40[5]。与其三聚体配体CD40L(CD154)在活化T辅助细胞上的相互作用诱导适应性免疫(例如Th1细胞激活巨噬细胞)所需的APC活化，并导致促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增加。CD40信号的影响显然是多方面的，取决于表达CD40的细胞类型和提供CD40信号的微环境。CD40L是Ⅱ型跨膜蛋白，主要在活化的T细胞、NK细胞和B细胞以及粒细胞、巨噬细胞和血小板上表达，在炎症条件下也在其他细胞中表达。早期发现DC上的CD40与活化的CD4+T细胞上CD40配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被认为是促使DC有效递呈抗原和激活抗原特异性CD8+T细胞的关键步骤。具体而言，DC上CD40与CD40L结合增强共刺激(例如CD80和CD86)和MHC分子的表达，诱导免疫刺激性细胞因子的释放，激活抗原递呈机制。已显示依赖于NF-κB途径的活化后，CD40增强恶性细胞的增殖、侵袭能力和耐药性，例如CD40和CD40L的共表达增强了永生化人上皮细胞的体外增殖、运动和侵袭。CD40在肿瘤免疫中的重要性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其中在小鼠癌症模型中施用针对CD40的激动性抗体产生保护性T细胞免疫。已经研究了几种方法来激活人体中CD40途径：①重组人CD40配体；②CD40配体基因治疗；③CD40激动剂抗体。对于重组人CD40配体(rhCD40L)，在没有进行性疾病或器官毒性的情况下针对晚期实体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已到Ⅰ期临床研究中。对于使用表达CD40配体腺病毒载体的CD40配体基因疗法(AdCD40L)，一项研究报道了8例膀胱癌患者接受AdCD40L治疗后减少了恶性细胞的负荷[6]。总之，这些临床研究展示了使用基于CD40配体的策略来激活患者中的CD40用于癌症治疗的前景。迄今为止在体内激活CD40的最先进的临床方法涉及使用激动性CD40单克隆抗体。肿瘤中使用CD40激动剂的益处：①直接的抗肿瘤活性；②诱导T细胞免疫；③激活先天性免疫监视。在晚期实体恶性肿瘤患者中，首次报道了全人源和选择性激动性CD40抗体的CP-870893激动剂单克隆抗体(mAb)，设计出Fc受体结合活性最弱的IgG2同种型抗体。第二代CD40激动剂基于增加对FcγRIIB的Fc亲和力效力的CD40激动剂在鼠模型中显示交联活性，已经用IgG1Fc结构域工程化，以增强Fcγ受体(FcγR)的相互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开发了几种靶向CD40的临床级抗体。每一种都具有独特性质：①对CD40的结合亲和力；②同种型；③交联活性；④阻断CD40配体结合的能力。目前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在研抗体：CP-870893、APX005M、ADC-1013、Dacetuzu-mab、SEA-CD40、ChiLob 7/4、Lucatumumab[7-11]。

1.1.2CD47/SIRPα CD47称为整联相关蛋白(IAP)，是一种约50 kD高度糖基化的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广泛表达的膜蛋白，其N末端具有单个IgV样结构域，CD47的Ig结构域与几种蛋白[包括β3整合素蛋白，血小板反应蛋白(TSP)和信号调节蛋白α(SIRPα)]相互作用，以调节各种细胞功能，包括细胞迁移、轴突延伸、细胞因子产生和T细胞活化。与整联蛋白结合，CD47介导白细胞黏附和迁移。通过与血小板反应蛋白结合，CD47也参与血小板活化，并且发现其抑制血管细胞中的一氧化氮(NO)信号传导。CD47通过与SIRPα相互作用在稳态中起关键作用，诱导树突状细胞的成熟并负责细胞凋亡调控。CD47在各种类型的人类肿瘤中高度表达，包括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原发渗出性淋巴瘤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细胞、骨髓瘤细胞、膀胱肿瘤起始细胞、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干细胞、头颈部鳞状细胞癌、乳腺癌、肝细胞癌、胰腺导管腺癌、前列腺肿瘤细胞和结肠胶质母细胞瘤。CD47-/-敲除小鼠的发展促使对CD47的功能进行深入评估，从而证明其作为免疫调节分子的作用。Oldenborg等[12]发现将CD47-/-红细胞输入野生型小鼠后，缺乏CD47的红细胞迅速从血液循环中被清除。此外，当从CD47-/-来源的骨髓细胞移植到野生型小鼠中时未能成功，表明CD47在保护干细胞和祖细胞免于被巨噬细胞清除。临床调查表明，与CD47低表达的患者相比，CD47表达增加的患者总体生存率明显较差，通过吗啉阻断CTSS/PAR2信号抑制CD47表达后，抑制肝细胞癌的体内生长[13]。参与细胞运动、增殖和分化调控的细胞外基质糖蛋白家族的TSP-1蛋白最早被确定与CD47相互作用。然而，最近的研究集中在CD47/SIRPα上，因为它在吞噬作用中具有抑制作用。SIRPα又称为Src同源2结构域蛋白酪氨酸磷酸酶底物1/分化抗原簇家族成员A(SHPS-1/BIT/CD172a)，是免疫球蛋白超家族的另一种膜蛋白，特别在骨髓谱系造血细胞中表达丰富，如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14]。通过与CD47相互作用，激活SIRPα阻止吞噬突触处的肌球蛋白Ⅱ聚集并抑制呼吸爆发来抑制吞噬作用[15]，由于抗原呈递细胞摄取的肿瘤细胞减少，间接导致T细胞活化被抑制，此外，幼稚T细胞上CD47的激活促进Tregs的形成并抑制Th1效应细胞的形成。CD47/SIRP 是一种关键的分子互作系统，抑制巨噬细胞和其他骨髓细胞对肿瘤的激活，作为负调免疫检查点发送一个“不吃我”的信号，以确保健康的自体细胞不被不恰当地吞噬。在体外通过巨噬细胞CD47/SIRPα阻断来诱导癌细胞的吞噬作用。在使用NOD-scid-IL2Rnull(NSG)小鼠的各种异种移植瘤模型中，使用人CD47阻断性单克隆抗体已经证实对人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平滑肌肉瘤和实体瘤有巨大临床益处。靶向CD47/SIRPα的多种治疗剂处于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中，包括常规抗体，重组多肽和双特异性分子。来源于SIRP 的重组多肽也被开发为CD47阻断剂，通过与CD47结合并与免疫细胞上的内源性SIRP 竞争而作为诱饵受体。通过将野生型SIRP 融合至人Fc结构域来构建一种突变体，在体外，当巨噬细胞用IFN-γ和脂多糖预活化时，它能够刺激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细胞的吞噬作用，TTI-621正是基于此机制进入临床试验的第一批药物。为实现对肿瘤的更高特异性和避免对表达CD47的健康细胞的靶向毒性，已经开发了双特异性试剂。当与抗CD20抗体1E4-cIgGb组合时，能够根除小鼠淋巴瘤。基于靶向CD20和CD47的组合在临床前也成功消除B细胞恶性肿瘤，这些双特异性抗体包括NI-1701和NI-1801。迄今为止，抗CD47抗体是针对CD47/SIRP 的最佳表观疗法，包括Hu5F9-G4、CC-90002、IgG4亚类的人源化CD47抗体[16]。另有全人源CD47抗体SRF231，通过噬菌体展示手段产生的，目前正在评估白血病的临床前模型。还有高亲和力SIRP 突变体ALX148和SIRP 抗体Effi-DEM在临床前或一期临床作为单药或联合atezolizumab或trastuzumab治疗实体瘤和淋巴瘤。为了更好地治疗癌症，CD47检查点拮抗剂的靶向递送可以作为与其他靶点抗体协同作用的潜在助推剂，正如Ⅰ期临床试验用西妥昔单抗或利妥昔单抗联合治疗所反映的益处。

1.1.3IDO 吲哚胺2,3-双加氧酶(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IDO)是一种催化色氨酸沿犬尿氨酸路径氧化分解代谢的首个关键酶，IDO是一种含血红素的氧化还原酶，催化色氨酸分解的初始和限速步骤。吲哚胺2,3-双加氧酶1(IDO1)是最先发现的IDO亚型，新发现的其他两种亚型，分别为色氨酸2,3-双加氧酶(Tryptophan 2,3-dioxygnease，TDO)和吲哚胺 2,3-双加氧酶2(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IDO2)，都参与犬尿氨酸途径，但底物特异性和组织表达范围不同。一般情况下IDO即指IDO1，IDO1底物研究更多，最初是从兔肠中分离。在正常免疫系统的情况下，IDO在肺、肠、眼、附睾和胸腺的上皮组织以及许多免疫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小胶质细胞、多形核粒细胞)中广泛表达。IDO的免疫调节作用最初是在母胎界面通过胎盘表达促使母体T细胞对同种异体耐受过程中被发现。随后IDO被发现是各种生理和病理环境中免疫应答的中心调节者。IDO可降解人体内90%的色氨酸，在免疫系统中起抑制作用，因为抗原依赖性激活的T细胞需要色氨酸用于细胞增殖和存活。IDO-犬尿氨酸途径的主要调节功能是作为多层面的负反馈机制来限制Th1和Th2应答并控制Th1/Th2平衡。在恶性黑色素瘤中，IDO上调与Treg数量增加有关，涉及Treg分化和激活的几个阶段。有报道揭示IDO起到特异性和瞬时重塑NK细胞的能力，从而失去由NKp46和NKG2D受体识别靶标的杀伤能力，以及与树突状细胞相互作用被功能性地重定向。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IDO参与促进瘤内骨髓来源的抑制性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积聚和活性，也可以作为MDSCs自身潜在的免疫抑制分子。IDO的活性对局部组织微环境的色氨酸有分解耗竭及产生犬尿氨酸的双重作用，缺乏游离的色氨酸激活了细胞内源性的蛋白激酶-真核起始因子2α激酶(GCN2-eIF2α)应激信号通路，导致细胞周期停滞和无能诱导。IDO在大多数肿瘤浸润组织和肿瘤引流淋巴结中过表达，并且在帮助肿瘤逃避免疫系统攻击方面起重要作用，与预后不良相关。最近的证据表明IDO蛋白质水平在肿瘤内可持续的方式之一是由于自分泌信号传导环路，这种自分泌环路负责抑制T细胞增殖[17]。IDO表达受到抑癌基因Bin1的遗传控制，在免疫活性小鼠模型中，BIN1敲除诱导更高水平的IFN-γ，刺激IDO表达并导致肿瘤增长，使用Bin1敲除小鼠的初步研究揭示了Bin1丧失与年龄相关的肺癌和肝癌发病率增加之间的关系。接种IDO转染细胞系可抑制其在肿瘤抗原免疫小鼠中的排斥，已经在许多小鼠肿瘤模型中显示IDO的药理学抑制，以刺激强大的T细胞应答并抑制肿瘤进展。有研究表明过表达IDO的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可以通过有效调节免疫DC、T 细胞及炎性细胞因子，从多个免疫层面改善移植心脏存活[18]。IDO抑制剂阻断分解色氨酸的IDO酶，增强对肿瘤的免疫应答。目前正在进行多种IDO小分子抑制剂单药或联合疫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及细胞毒性化疗的临床试验。其中使用IDO抑制剂IMT(1-methyl tryptophan)证实了IDO的活性是促进小鼠肿瘤生长的条件。最近报道，IMT的右旋糖异构体(D-IMT)可作为新鉴定的IDO旁系同源物IDO2的选择性抑制剂。在临床研究中，大部分患者对IDO抑制剂epacadostat(INCB024360)和indoximod(NLG-8189)耐受良好，疾病稳定，然而单独治疗的IDO抑制剂根除肿瘤没有实现，但是在将IDO抑制剂与免疫检查点阻断相结合的研究中获得了更令人欣喜的结果。在黑素瘤中，indoximod与检查点抑制剂Yervoy(易普利姆玛；BMS)组合的Ⅰ/Ⅱ期研究预计很快将被报道(NCT02073123)。epacadostat联合抗PD-1药物pembrolizumab，在15/19晚期实体恶性肿瘤患者中观察到肿瘤负荷的降低，其中包括在黑素瘤患者中的2个完全反应。前期研究表明IDO在多种肿瘤组织中的高表达，改造了肿瘤微环境中浸润的免疫细胞类型及数量，在免疫逃逸中IDO占据重要作用，相信在未来，随着新抑制剂及其与IDO复合物结构信息的丰富，会有更多疗效更好的、靶向性高的、副作用小的IDO抑制剂进入到临床研究，并最终用于人类肿瘤疾病的治疗中。

1.1.4Siglecs 唾液酸结合性免疫球蛋白样凝集素(Siglecs)是通过对唾液酸黏附素(Siglec-1；CD169)和CD22(Siglec-2)的会聚研究发现的免疫调节受体家族，其功能受其共聚糖配体调节。目前发现15种人源和9种鼠源的Siglec分子，Siglec特异性表达于髓系细胞和免疫细胞表面。Siglec-1为识别唾液酸的巨噬细胞黏附受体，为免疫球蛋白超家族(IgSF)成员，Siglec-2被鉴定为IgSF的B细胞抑制性受体和识别唾液酸。Siglecs家族分为两类：哺乳动物中序列保守的一类，如sialoadhesin、CD22、MAG和Siglec-15，以及一组CD33相关的序列可变Siglecs。大多数Siglecs的胞质结构域具有基于免疫受体酪氨酸的抑制基序(ITIM)，并通过招募酪氨酸磷酸酶如SHP-1和SHP-2(酪氨酸蛋白磷酸酶非受体6和11型)发挥免疫抑制功能。由于Siglecs的细胞类型特异性表达模式，内吞性质，某些淋巴瘤/白血病的高表达和调节受体信号的能力，使其成为理想的治疗靶点，大部分Siglecs在与抗体[19]或聚糖配体[20]结合后迅速被特异性表达的细胞内吞。Siglecs参与机体抗肿瘤免疫调节，包括Siglec-1、Siglec-2、Siglec-3(CD33)、Siglec-7以及Siglec-10(Siglec-G)等，Siglecs缺失可导致白血病和淋巴瘤发生[21]。靶向Siglec的抗体可通过募集免疫系统的效应细胞，递送药物、释放毒素或直接诱导凋亡信号来杀伤表达Siglec的细胞，可以减少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和补体依赖性细胞毒性(CDC)。有报道发现表达Siglec-1的巨噬细胞数量越多，结肠癌患者的存活期越长；多变量分析证明Siglec-1可作为结肠癌患者预后和生存期的标志物；表达Siglec-1的巨噬细胞与局部肿瘤浸润CD8+T细胞的数量正相关，提示表达Siglec-1的巨噬细胞可以促进CD8+T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免疫。2000年，抗CD33抗体-烯二炔类高效抗肿瘤抗生素缀合物Mylotarg(gemtuzumab ozogamicin)被批准用于治疗AML。虽然抗CD22抗体治疗B细胞白血病/淋巴瘤还没有被批准上市，但有几种化合物处于Ⅱ期和Ⅲ期临床试验。研究最深入的是奥莫加霉素(inotuzumab)，已经开展针对复发或难治性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的Ⅲ期临床试验中。另外包括CMC544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进入临床Ⅱ/Ⅲ期，BL22治疗毛细胞白血病已进入临床Ⅱ期，Epratuzumab 治疗毛细胞白血病进入临床Ⅲ期。近来发现，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HDACi可以调节细胞表面Siglecs表达；HDAC抑制剂AR42抑制HB22.7(抗CD22单抗)介导的CD22内化，可降低CD22膜表达，从而增强HB22.7的疗效[22]。已经开发了识别B细胞上的CD22和CD19或CD22和CD20的双特异性抗体，并且与单独靶向任一受体的抗体相比，功效显著增强[23]。利用合成糖基化配体靶向Siglec成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方式。合成的配体与B细胞表面CD22结合，并呈现类似于顺式结合方式，阻断与外源配体的结合。最近还有研究发现，利用脂质体包裹CD22和CD33双配体，通过靶向表达CD22和CD33的外周血细胞，具有治疗髓系淋巴瘤和B细胞淋巴瘤的潜能[24]。Siglec分子参与了多种疾病的免疫调节和病理过程，可作为一种有效的临床免疫性疾病的治疗靶点。未来对该家族免疫功能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揭示Siglec家族在免疫调控中的作用机制，以及拓展其在免疫性疾病中的治疗潜能。

1.2自然杀伤细胞检查点

1.2.1CD160 CD160是由Bensussan实验室通过用人源NK细胞系白血病YT2C2免疫小鼠发现的NK细胞特异性受体，证实了其在人外周血(PB)NK细胞中的激活功能，并产生称为BY55的NK特异性IgM单克隆抗体(mAb)[25]。CD160 cDNA编码具有181个氨基酸的开放阅读框，具有单个IgV样结构域和GPI锚定的膜蛋白。CD160由循环毒性淋巴细胞表达，主要包括CD16+NK细胞亚群， T细胞，小部分表达颗粒酶B和穿孔素的CD8+/CD95+/CD28-T细胞亚群和大多数肠上皮内CD8+、CD4+T细胞以及活化的内皮细胞。CD160的共表达是NK细胞毒亚群的标记，高表达CD160的NK细胞比CD160表达下调的NK细胞毒性更强。CD160能广泛与经典和非经典的MHC 类分子结合，包括经典HLA-A2、HLA-B7、HLA-Cw3和非经典HLA-E、HLA-G。CD160与HLA-C结合后能诱导NK细胞或CD8+T细胞毒活性，并诱导一些细胞因子如TNF-α、IFN-γ、IL-6和IL-8等分泌。Bessusan等[26]通过共聚焦显微镜发现PI3K和CD160共定位于膜上，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加入PI3K阻断剂后，CD160活化的特定细胞分裂百分比下降，细胞因子的分泌随之减少。证实了PI3K在这一信号传导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在人PB-NK细胞中，CD160特异性参与募集PI3K并诱导Akt磷酸化和细胞外信号相关激酶下游信号传导，来自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表达CD160的B细胞使用类似的CD160介导的途径来增强其存活和细胞激活，导致IL-6产生[27]。在CD4+T细胞上表达的CD160与HVEM相互作用，抑制T细胞活化。当使用抗CD160单克隆抗体交联PB-NK上CD160受体时，CD160能够引起细胞杀伤活性和细胞因子分泌，因此CD160可以作为T细胞的免疫抑制检查点[28]。

1.2.2KIRs KIR是人NK细胞功能关键的激活和抑制性调节受体，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结构上以2或3个胞外结构域和可以转导活化或抑制信号的短(S)或长(L)胞质尾部为特征。KIR的主要配体是经典的HLAⅠ类分子，KIR阻止了NK细胞杀伤表达HLAⅠ类分子的正常细胞。KIR包含MHCⅠ结合分子的多样性，其负调节NK功能以保护细胞免受NK介导的细胞溶解，这种KIR/HLA强相互作用可以抑制NK激活信号。一些KIR家族成员(KIR2DL1-3、KIR3DL1)通过与MHC分子(HLA-C/HLA-B)结合发挥抑制功能[29]。NK细胞上的KIR表达是一种NK细胞避免自我识别的机制。由于它们高度多态性，各种KIR基因和配体的组合影响自身免疫和癌症等疾病风险[30]。激活KIR基因(KIR2DS2、KIR2DS3和KIR2DS4)与改善结直肠癌和成胶质细胞瘤患者的生存率相关[31]。在小鼠模型中，表达NK激活受体KIR2DS2的工程化嵌合抗原受体显示出比常规共刺激分子更高的功效[32]。靶向KIR的几种单克隆抗体正在临床前模型和临床试验中，并且已开发了非消耗性拮抗KIR2D抗体(lirilumab)。lirilumab可以阻断大约一半的表达KIR2D受体的NK细胞中KIR/HLA相互作用，在体内外增加活化的免疫效应细胞的数量。Ⅰ期临床正在研究lirilumab联合elotuzumab治疗多发性骨髓瘤患者，elotuzumab是一种针对信号转导淋巴细胞活化分子F7(SLAMF7)的免疫刺激性单克隆抗体(NCT02252263)，然而单药IPH2101(一种KIR2DL1、2和3的抗体抑制剂)的1/2期骨髓瘤试验显示没有疾病反应，仍然还有单克隆抗KIR3DL2抗体IPH4102正在1/2期血液恶性肿瘤(NCT02921685)进行试验。相信在未来结合KIR-HLA遗传学特征、NK细胞和肿瘤细胞HLA表型的组合，将预估从特定治疗中受益的癌症患者。

1.2.3HLA-G 人类白细胞抗原G(HLA-G)是一种具有良好的免疫调节活性的非典型HLAⅠ类分子，在1987年由Geraghty等[33]首次克隆成功，最初将HLA-G定义为胎儿逃避母体免疫应答的调节分子。HLA-G的免疫抑制功能可以被肿瘤利用，耐受性HLA-G分子通过与免疫抑制性受体直接互作，与T、B淋巴细胞和NK细胞等免疫细胞表面的抑制性受体免疫球蛋白样转录物2(Immunoglobulin-like transcript 2，ILT2/CD85j)、免疫球蛋白样转录物4(Immunoglobulin-like transcript 4，ILT4/CD85d)和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Killer cell immunoglo-bulin-likereceptor，KIR2DL4/CD158d)直接结合发挥生物学活性[34]，介导肿瘤的免疫逃逸过程。HLA-G通过诱导耐受性细胞的分化[包括TregHLA-G，CD4low和CD8low抑制性T细胞，Tr1细胞(CD4+CD25lowCD45RBlow)和DCIL-10]进行长期的免疫调节。在生理情况下，HLA-G主要表达在绒毛外滋养层细胞、成人胸腺髓质组织、角膜细胞、胰岛和上皮样祖细胞等细胞和组织；在病理情况下，HLA-G可以在肿瘤、器官移植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情况下产生。HLA-G的表达与恶性转化相关以及与组织学高分级和晚期临床分期相关，提出HLA-G作为预后标志，因为患者血浆和活检组织中HLA-G表达以及高水平可溶性HLA-G(sHLA-G)与不良预后显著相关。最近发现HLA-G+肿瘤细胞在体内诱导宿主产生抗肿瘤免疫反应耐受[35]，表达HLA-G的人或鼠肿瘤细胞可以生长在免疫活性宿主中，通过特异性抗体阻断HLA-G的功能，抑制了肿瘤的生长。HLA-G 在肿瘤中的免疫逃逸机制涉及肿瘤免疫编辑的3个步骤：消除、平衡和逃逸。在消除阶段，表达HLA-G的肿瘤细胞结合免疫细胞上ILT2和ILT4受体，抑制T和NK细胞的杀伤功能，使得肿瘤细胞逃避免疫细胞的识别和消除。此外HLA-G还可抑制细胞因子的分泌，诱导抗原呈递细胞等分泌HLA-G，进一步抑制免疫功能。在平衡阶段细胞吞噬机制发挥作用，此时HLA-G处于低水平表达，但仍能减弱免疫细胞的活性，促进调节细胞和免疫抑制因子如IL-10等生成。在逃逸阶段，各种因素促进HLA-G的表达，最大程度抑制免疫细胞的活性，使得肿瘤快速进展，造成局部微环境低氧，进一步促进IL-10等细胞因子的生成，再次上调HLA-G表达，在这种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肿瘤最终临床可见。临床上设计以HLA-G为靶位点的药物，通过阻断、干扰甚至下调 HLA-G来切断肿瘤的免疫逃逸途径，改变肿瘤生存的免疫环境，对HLA-G阳性的肿瘤细胞定向清除而减少肿瘤的复发，达到根治肿瘤的目的。另外HLA-G作为临床诊断上确定肿瘤的恶性程度和判断预后，揭示了更广阔的治疗前景[36]。

2 讨论

免疫治疗药物的开发和临床试验正在迅速发展，已成为国际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早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TLA-4和PD-1/PD-L1的成功导致癌症免疫治疗的关注度急剧上升。肿瘤免疫疗法的发展与突破和免疫学的基础研究进展紧密相关，免疫机制相关研究对于治疗靶点的发现以及治疗手段的提出至关重要。新发现的靶标和药物如何纳入临床实践之中是当前临床癌症研究的主要焦点。目前许多新兴的免疫抑制剂正在联合PD-1/PD-L1和CTLA-4抑制剂进行疗效评价，但是不同患者疗效和毒性仍有不确定性，还有给药方式、剂量和时序，以及预后和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的鉴定，并且检查点抑制剂免疫反应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较少被使用。由于免疫检查点药物的临床应用所存在的局限性，使得肿瘤免疫检查点治疗需要更加精确以及个体化。将来提升对肿瘤免疫应答调节、患者选择性以及生物靶标的理解，将有助于提高肿瘤患者的免疫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