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9月，298页)

范清桦

至迟从汉代开始，潮汕地区已经纳入中原王朝国家的统治架构之中。与其他省尾国角(潮州话)的沿海边区一样，本地区北枕群山、南濒大海，发展既深受中原王朝国家的影响，也离不开海洋世界的激荡。俗语“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恰好直观表达出这种区域历史文化的特质。如何从大陆中国和海洋世界多重叠合的视角重新认识“潮汕史”，把共时态的区域文化转变为历时性的过程，潮汕史名家黄挺先生新著《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以下简称《重洋》)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精要的论述。

黄挺先生先后供职于汕头大学和韩山师范学院两处潮学研究重镇，主编《潮学研究》辑刊，数十年耕耘潮汕区域历史文化，出版过多部有影响的通论和专题著作，《重洋》一书堪称总结之作。在本书中，作者突显了潮汕地区处在大陆与海洋两个空间结构之间的区域特质，一内一外，强调潮汕区域历史发展是内外不同文化“在这一区域相互交流、包容、对抗、融合”的结果。(第2页)引言之外，《重洋》全书共有五章，首章以“地理与历史”为题，通论区域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强调地理因素对地方文化塑造的关键作用，为下文搭建历史舞台。余四章为全书重点，分别描述潮汕地区从“蛮荒海畔”到“接触中国”“融入中国”，进而“跨出重洋”的过程，由内及外，揭示出区域文化传统发生关键转折的时间序列。

《重洋》的四章核心内容，分别题以“蛮荒海畔”(第二章)、“接触中国”(第三章)、“融入中国”(第四章)、“跨越重洋”(第五章)，表达的是理解区域社会的两条线索，一是本地区与大陆中原王朝的联系，二是潮汕人与广阔海外世界的联系。

在“蛮荒海畔”(第二章)中，作者着重利用考古发现描述早期潮汕土著文化的概貌，并力图通过横向比较探寻本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可以看到，此时期的潮汕文化土著色彩浓重，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少。但海上交通与贸易促进了区域性的文化交流，“本地的考古文化面貌，先是与东面闽台保持一致，后来，西面的南越文化入侵本地，改变了本地区文化的原本面貌”。(第30页)

第三章“接触中国”的叙述是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随着潮汕行政建置的出现、发展，潮汕地区开始接触“中国”，被纳入帝国的版图之中；二是以儒佛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潮汕地区的传播，两者交错进行。作者先以“古揭阳之谜”引入，讨论公元前200年潮汕行政建置的发端。尝试通过考古发现的汉代遗址来分析当时的潮汕社会图像。通过分析出土的墓葬及其相关器物，作者虽推测越、汉文化经历磨合，但考古发现的文物仍有非常典型的北方风格，显示中原移民和本地土著仍基本隔绝。随着中原移民的增多，地区开发加速，加上官府积极推动文教和佛教传播，终究开启了潮汕地区“儒佛交辉”的人文历程。

第四章“融入中国”聚焦于唐宋至明中期潮汕土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唐宋时期是本地区全面开发，“中国文化”开始成为主流的关键期。得益于仕潮官员对教育的重视，本地向学风气甚重，有“海滨邹鲁”之称。由于宋元政策的开放，海洋贸易与土著文化因素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明初国家政策收缩，重农抑商推行，本地的海洋传统一度处于短暂断绝状态。到了16世纪初，传统农业生产模式遭遇困难，白银与货币经济加强，在这一背景下，科举是摆脱困境的一条出路，而从事工商业，加强纳赋的能力则是另一条出路。16世纪后期，随着国家控制力量的加强，土著在重压之下反弹，山海寇乱接踵而来。动乱之际，乡村百姓们唯有建立大寨以自卫，直接促成了乡村的军事化。在经济社会激烈变动的历史转型期，潮汕文化的两个主要面相——宗族化和商业化开始显露出来。前者是通过儒家文化下渗和士大夫主导构建起来；后者则通过从事南海商贸活动的潮汕人所构建的商贸网络得以呈现。这一时期活跃的海上贸易活动，开启了潮汕人移民东南亚的先声。

第五章“跨越重洋”是作者花了最多精力和篇幅的部分，意在说明潮汕地区的发展与海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时间跨度从16世纪至20世纪。这部分内容也是目前地方文献资料发掘丰富、前辈时贤做出最多引人瞩目研究的。

作者指出，海上贸易对于潮汕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国家对待海上贸易的态度、政策，决定着潮汕地区经济的形态。明代海禁政策，使得潮汕地区经济发展偏重于农业，海上贸易长期受到打压，以一种“违法”叛逆的姿态发展。康熙年间开海贸易，这极大刺激了潮汕地区的商业发展，原来的中国、东南亚、日本三地的贸易网络再度活跃。樟林港的兴起，蔗糖的北运外销、粮食的进口、潮州府地位的上升，无不是潮汕地区商业发展的表现。盛世的第一个表现是人口的增长，农业商业化。人口问题既给潮汕地区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压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潮州移民大量外流东南亚。盛世的第二个表现体现在社会层面上则是学校大量建立和科举兴盛。作者统计清代潮州府进士人数，发现了颇值得玩味之处：即从宏观角度审视清代前四朝与后五朝潮州进士人数，差别巨大；若从微观角度，仅抽取乾隆一朝进士数量，会发现1757年是明显的分界点，显示科举受到商业发展的冲击走向衰落。作者还指出，这一时期宗族在乡村的普遍化，出现了“士族”与“豪强之族”两种划分。原来帝国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宗族，渐渐走向了对立面，成为官员施政的阻碍，整个乡村社会的均势被打破，社会秩序逐步滑向了失控的边缘。

作者强调汕头开埠对地区发展的重大意义。自1860年汕头开埠后，汕头逐渐成长为韩江流域的经济中心，现代的工业和交通通讯、新式学堂的出现、西医治疗的传入、卫生观念的建立，无不影响着本地区的社会面貌，促使潮汕社会向侨乡社会转变，“海洋”遂成为了潮汕人生活网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书对这一转变过程关注较多，尤其重视潮汕籍南洋华侨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书指出，由于晚清潮汕地区不少参与造反的会党成员远走南洋，因此在南洋依然保留着“反清复明”的旗帜。随着中国面临的危机不断加重，被接受为中国子民的南洋华侨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使得晚清的各种思想都在侨民中得到回响，起义与革命背后都有南洋华侨的身影。但作者也指出，动荡、革命、战争对于潮汕普通百姓来说，可能过于遥远，唯有生活才是他们的主旋律。在潮汕人的集体记忆中，1922年的“八二风灾”和1942年的大饥荒远比前者更为深刻。得益于汕头的开埠，大量的侨资输入，即使身处世界动荡飘摇之际，汕头的经济仍在发展，市场依旧繁荣，城市走向现代化，华侨商人在本地的话语权在不断扩大，这反映在了面临自然灾害时华侨商人发挥出的关键作用和能量。1945年以后世界格局发生巨变，民族独立的浪潮、冷战的阴影随之而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潮汕地区随后获得解放，潮汕侨乡的性质也随之质变。作者认为，构成侨乡转型的两大条件——航海、贸易传统和与潮汕原乡有着密切联系的海外移民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政治力量，撕扯着原有的以海洋为中心，血缘情感为寄托的地域网络，居住在不同地域的潮汕人留在其居住地继续发展，族群整体让位于国家认同且走向碎片化。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政策性因素，潮汕地区经济结构由商业贸易转向农业为主导。一直到1980年经济特区设立，全球化的加速，潮汕人才重拾原有的商贸传统与文化，将原乡与海外移民的社会生活相连，以环南中国海为中心的商贸网络再度活跃。所谓的“潮汕侨乡”，事实上就是潮汕人海内外活动的网络本身。

《重洋》全书言简意赅，线索分明，作者意在阐述不同来源的多种文化如何在潮汕这一舞台上竞相登台，在不断相互交流、包容、对抗与融合之中造就不断变迁的潮汕社会形态，形成别具一格的“潮汕文化”，从中不难看出“中国”与“重洋”、“宗族”与“商业”都是影响其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全书特意在每一部分的最后附录一份著作和论文目录，以便读者进一步学习和探索，无异于提供一份较为完整的入门索引。这大概是作者开篇所谓兼顾“通俗性”的写作追求。就“学术性”而言，通读全书，窃以为值得引申出来的启示有如下两点。

把文化作为过程来看待。一般的地方历史研究，往往易流于鸟瞰泛论，最常见的做法是归纳文化特点或特色，看似高度概括，实则选精集粹。本书从大陆和海洋内外空间格局和较长时段的时间线索来看待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形成过程，实际上表达了近二三十年来区域史研究的基本追求。

于细微处揭示历史文化特质。如前所述，作者对潮汕历史有过长达数十年精深研究，因而尤其能从零碎的地方文献中见人所未见。例如本书讨论明清时期宗族在潮汕乡村的发展与乡村社会风俗和观念的变迁，讨论潮汕侨乡生成中华侨的心态和活动，均为前人时贤较少关注的部分，恰恰又是塑造潮汕文化中“宗族”与“商业”两个传统不可回避的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单有文献梳理可能难以企及，也与作者多年来在本地开展广泛的田野调查，深刻理解乡村百姓日常生活和社会机制是分不开的。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作者追求“通俗性”和“学术性”的写作，本书从严格意义上说与时下通行的学术专著大不同。限于篇幅，本书对许多历史事件和现象的讨论往往浅尝即止，无法进行深入探讨。读者诸君不妨将之作为了解潮汕历史文化的钥匙，正如作者一再强调文化是动态过程一样，重要的问题不在于通过阅读此书获得某种铁证如山的谈资，而是由此反思区域历史文化的“结构”和“再结构”是如何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