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264页)

曾玲玲

唐元和十五年(820)，著名文学家、政治家韩愈应好友岭南节度使孔戣之邀，撰写《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碑文不仅记载孔戣治理岭南的经验，还记载唐代岭南祭海习俗，首次使用“海事”一词。[注]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埔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著：《南海神庙古遗址古码头》，广州：广州出版社2006年，第17-19页。此后逾千年，各类正史、诗词、笔记、碑刻均有涉及广州海事的内容，历代史家亦开展有关课题的研究。1991年2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在泉州为期5天的考察之旅，以及举行“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此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海上丝路”研究热，有关广州港历史的研究及相关遗址遗物的整理与展示也取得丰硕的成果。[注]有关广州港历史比较重要的展览和相关遗址遗物整理与研究的出版物可参见：1996年广州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与香港市政局联合举办“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展览并出版同名图录；2005-2006年广东省文化厅、广州市文化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联合主办“东西汇流——粤港澳文物大展”并出版同名图录，该图录汇聚了粤港澳三地文博机构所藏反映汉代至鸦片战争爆发前海上贸易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遗物；2005年，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局组织市属文博考古人员，整理与广州海上贸易相关的历代文献、地上史迹和地下考古出土文物，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全三卷)；2009年，广州博物馆联合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展览，展出城市考古出土的逾80件汉代至清代金银器、玻璃器、陶船模型、珠饰、陶象牙犀角、熏炉、胡人俑座灯等，2011年同名图录由岭南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收入《珍藏·广州博物馆精品系列之一》；2017年，由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和申报世界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主办“广州：扬帆通海两千年”展览，以时间为主线，以申报史迹点为纲，汇聚广州、江门等地考古出土或博物馆征集的200多件套海丝文物。

尽管近30年广州古代海事历史和海贸文物的整理、研究、展示和宣传工作成为热点，但迄今对于诸多史实，尤其中古时期贸易历史的具体细节和人物研究多为语焉不详；举办的大型展览虽然声势浩大、珍宝夺目，但多有见路不见人、见物不见人的缺憾，凸显文博界对海上丝路历史研究的不足。面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热潮，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数十年稳坐冷板凳，潜心钻研广州海事历史，2018年5月商务印书馆将其多年研究的力作《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正式出版。

全书分三部分，收录与广州古代海事直接相关的论文22篇，时间跨度从唐宋至明清，有个案研究也有群体考察；由点及面，揭示了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广州海事发展历史的诸多细节和规律。第一部分“序篇海事发凡”下有三文，第一篇《“舶”字述略》，解读古代文献中“舶”字的内涵与外延，以“舶”字扩词能力的增强，说明海事活动的日益频繁与制度化；第二篇《“鬼市”考辨》，剖析古代中西文献中的“鬼市”一词，追溯口岸贸易的史前状况，并明确“鬼市”贸易与口岸贸易的本质区别；第三篇《古代海舶的生活形态》一文分述舶人分工、海粮储备、淡水供应、疾病防治、祈禳礼仪、海难脱险六类关键要素，是古代不同海域、不同时期、不同贸易制度下海事活动之共性问题，均属史料记载较少、学界殆未论及的领域。

第二部分“上篇”收录9篇论文，均围绕“市舶时代”的海事，揭示该时代广府产生的新事物，分别详考波斯舶、昆仑奴、广舶海商、蕃坊人家、蕃长、市舶宴、舶牙等主题，涉及唐宋市舶重要的人、事、物，从多个侧面反映市舶时代主要制度与广府特色，阐发了中古时期中西贸易的规律与特性，发人深省。该部分各题，盖为前人忽略或囿于资料不易稽考的难题，原创性自不待言。

第三部分“下篇”聚焦“洋舶时代”，收入论文10篇，为读者揭示了明清时期中西贸易多元化、复杂化的历史，个中分别考述西方不同航海国家在华的商业机构、行商花园、与洋商活动关系密切的海幢寺、外销画、腹地商帮等；还有广州城内外与洋舶贸易密切相关的地点、历史绘画、人群；更剖析行商西洋观、风水观念等触及精神深层面的话题。早在20年前，蔡先生提点我们：“尤其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专限广州一口通商至咸丰六年(1856)‘亚罗’船事件，在这跨越18、19世纪的整整百年中，广州完成了从古代贸易港向近代通商口岸的转变，季节性的‘互市’被形形色色的‘夷务’所代替。洋行、教会、买办、西医院、新闻纸，等等，以双管齐下之势，使西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广州汇聚，并向内地扩散，成了中华大地得风气之先的‘南风窗’。”[注]蔡鸿生：《广州与海洋文明》之序，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下篇收录的各篇论文，就此论断具体阐发，从多个侧面揭示广州在18、19世纪全球化贸易背景下作为“南风窗”因中西文化碰撞、交融而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景观。

捧读蔡先生的新著，如他的其它论著一样，每篇论文短小精悍，都是厚积薄发之物；文笔则如行云流水，读起来畅快淋漓，又余味无穷。蔡先生撰文一直强调“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对于学界已有定论的中外贸易制度及历史脉络惜字如金，多着墨于空白领域或学界悬而未决或无人探讨的话题。这种研究态度在此书体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古代海舶生活形态、昆仑奴、波斯僧、市舶宴、“舶牙”源流、广州行商的西洋观、广州口岸与腹地商帮、海幢寺与清代“夷务”的关系等问题，此前鲜有学者研究。蔡先生勇于啃“硬骨头”，数十年来一直关注和思考，不断收集资料，钻研深思，最后凝练成一篇篇理据充实、立意高远的论文，解开了诸多历史谜团。通观全书，蔡鸿生先生继承了前辈学者传统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又开创了口岸史研究的新路径，非常值得后辈学习、借鉴，此处仅以笔者感悟最深的几点略作评述：

1、脱俗求真的治学态度。如前所述，有关广州古代海事和中西海路贸易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多为通史性、概述性的研究和论述，或对出土文物进行专题性研究，当中仍留存许多空白领域，尤其是涉及中古时期的人物群体研究。面对这种现状，蔡先生没有扎堆于热门话题，而是迎难而上，在对历史脉络、贸易制度、大事件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此前悬而未决或无人问津的问题，耐心细致地爬梳正史以外的其它史料，再将同类材料置于时代背景下集中分析，抽茧剥丝，透过现象看本质，最后得出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在此过程中，蔡先生特别注意将历史文献、考古出土遗物相结合，虽然他谦称自身缺乏考古和田野知识积累，只能对历史现场作模拟性的记述，而不是还原式的叙事[注]蔡鸿生：《古代海舶的生活形态》，收入《广州海事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1页。，但这种脱俗求真和严谨治学的精神，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倘若凡事不求甚解，个人的知识结构难免陷入“什么都懂，但却只知皮毛”。“脱俗”即是脱离一般性的认识，“求真”则是在繁复的表象中，求得最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个过程需要发挥严谨治学的态度，一个一个问题钻研下去。

2、训诂学的继承与发扬。在序篇《“舶”字述略》一文中，蔡先生遵“陈寅恪先生在《致沈兼士函》中倡导的学理——‘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就“舶”字进行训诂，辨析其语源，考察唐诗语境中的“舶”字，分析“舶”字在文献中构词能力的扩张，对“苍舶”一词进行辨误，释读诸多海舶构件的专门术语，多个方面追根溯源，梳理、分析唐宋诗词文集反映的海事现象，以小见大，揭示广州率先确立的唐宋海外贸易制度，显现海事活动引发的海洋文化、民俗文化，反映海洋意识的觉醒。蔡先生还在文末预瞻一个研究课题：宋元明清文献中的舶语系统化研究，提示通过解读具有行业性、地域性和历史性的专业词汇，可以窥见不同时期广州海事的制度特色、文化特征、人文风貌，是一个涉及贸易史、文化史、制度史、民俗学的有趣课题。

3、通识视野下的海事研究。蔡鸿生先生一直强调通识对史学研究者的重要性，“通识，实质上就是整体观，反映了事物的整体性，这也是事理与学理的共性。”[注]蔡鸿生：《专门史与通识》，载《学理与方法——蔡鸿生教授执教中山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7年，第3页。“只有将整体观与历史感统一，二者结合才可具通识。”[注]蔡鸿生：《专门史与通识》，载《学理与方法——蔡鸿生教授执教中山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纵观全书，处处呈现蔡先生广州海事研究之通识观，如：陆路与海路的关联与比较研究，东西方交通网络中的物种交流与人员来往，广州口岸与腹地商帮等；尤其是剖析广州风水观念“会城状如大舶”产生的根源，归结为海事活动的频繁、海洋意识的觉醒，以及海贸对城市格局发展的直接影响，等等。这些研究课题不仅拓展了此前鲜见涉猎的领域，也提示我们：在努力钻研具体课题的同时，要不断拓宽自身的知识面，不断增强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整体观和历史感，否则就可能陷于以偏概全、错误解读、贻笑大方的窘境。

4、海交史研究必须“见路见人”。蔡先生强调：“口岸史的研究，应当是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综合研究。既不能见物不见人，更不能见‘器'(物质文化)不见‘道’(精神文化)。”[注]《广州与海洋文明》之序，第3页。他还提醒中外交通史研究者要避免两个倾向：“第一，见路不见人；第二，见物不见人。贩卖的商品，出土的文物，研究其造型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研究其功能，只有注意到功能，才可通向人，通过物来认识人。”[注]蔡鸿生：《中外交通史上的胡商与蕃客》，载《学理与方法——蔡鸿生教授执教中山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8页。通观《广州海事录》全书22篇论文，尽显“以人为本”的历史研究导向：波斯舶、蕃坊、市舶宴、荷兰馆、颜氏磊园、海幢寺……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幅古代广州海事历史画卷；波斯僧、昆仑奴、蕃长、和香人、解犀人、译人、舶牙、贡使、洋商、行商、商帮等人群的形象逐渐清晰、鲜活起来。而在此之前，上述这些有关海外贸易、海上交通的一些专有名词只是概念化、符号化，在蔡先生这本书里，这些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的细节更加明朗了。

以《市舶时代广府的新事物》一文为例，聚焦唐宋时期广州因市舶贸易催生的新事物，涉及官、商、民，对城市结构和社会变迁产生深远影响，具体包括新官制、新族群、新社区、新舶货、新行业、新礼仪。蔡先生言：“透过纷扰的‘互市’现象，既见物又见人，从人出发向人回归，是研究市舶史者应有的学术自觉。”无论人口流动、物资流通还是风俗传播、文化交融，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因此脱离了对人的研究，就等于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又如《古代海舶的生活形态》一文，蔡先生开篇强调：“可以这样说，只有研究海舶的航行生活，才可避免见路不见人、见舶不见人、见货不见人的倾向，真正显示出海事史的人事本质。”该文引用中日两国唐宋笔记、典章制度、佛书典籍、探讨了古代海舶的舶人分工、海粮储备、淡水供应、海难救护、疾病防治、祈禳仪式、舶上通讯和娱乐消闲，这些物质和精神复合的人事和场景，为我们模拟古代船舶的生活形态提供了生动、形象的资料。尽管蔡先生自谦“仅仅画出一个粗略的轮廓，未尽其态，未详其情”，但已将学界对此课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如能把蔡先生的研究成果与民间航海习俗和南海沉船资料相结合，融会贯通、互补互证，对古代船舶生活形态作还原式叙事，当指日可待。

“市舶不能没有广舶”，论广舶就不能不涉及广舶海商。在《宋代的广舶海商及其伦理》一文，蔡先生不仅对广舶的形制和装载进行梳理，更征引宋代史料和清代以来日本、香港、广东等地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实地考察资料，详细论述宋代广州市舶司对广舶从发洋到放洋的全程监控管理，明确指出宋代文献记载的放洋之地溽洲在今台山县广海。而放洋之后，广舶海商在三佛齐属国蓝里(南巫里)“住冬”并处理海商事务。从现存文献和文物考究出来的刘富、邵保、陈德安等宋代广府海商及其事迹等内容，均是以往学术界忽略或鲜见讨论的问题。在文末，蔡先生从“广舶”对垂危病者的临终关怀，以及粤东旧俗广置养子代替亲子出海贩洋两个角度，探讨广舶海商伦理：死生大事，乃伦理之要项，海商是无从回避的。至此，历史学家跨越时空距离，带领读者走进了古人的内心世界。

以往研究多止于中西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的层面，下篇中的《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广州行商颜氏磊园的盛衰》《广州风水观念“会城状如大舶”剖析》三文，则以广州行商这一处于中西文化交会前沿阵地的群体为中心，阐发彼等对异质文化的感知以及西洋观，较之传统研究可谓新的飞跃。

5、旁征博引，钩沉探微；管中窥豹，由点及面。以《广府波斯舶旧闻释证》为例，该文广泛收集史籍、僧传、诗文、笔记、墓志中的有关广府波斯舶的材料，就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1)“波斯舶”即“西域贾舶”，可以包括“大食舶”，但不会与“婆罗门舶”(印度)和“昆仑舶”(马来)相混，其发舶港口初期是尸罗围(Siraf，977年地震被毁)，后为没巽(又译“勿巡”，即苏哈尔港的波斯语名Mezoen的对音)；(2)广府与波斯舶的因缘，唐代循海路赴印度求法的僧徒义净、金刚智、慧超、鉴真留下的有关波斯舶记载及墓志、《新唐书》的记载，来广州港的波斯舶众多；(3)波斯舶的船型及饲养信鸽、化滑之法和舶主藏宝的航海习俗；(4)波斯舶与“波斯僧”的关系，以笔记史料探讨经南海道而来的景教徒在广府的历史命运；(5)“死波斯”的遗产处置，纳入市舶事务要务之一，除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岭南节度使孔戣对旧制的修正处，唐文宗大和八年(834)以敕文形式正式立法，明确界定了财物继承的“至亲”范围；蔡先生还引述1988年在西安市西郊沣登路南口出土的银锭为证，个中有“死波斯伊娑郝银壹铤，伍拾两，官秤” 的铭文，将地下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互证；(6)唐代岭南文化的波斯印痕，例如波斯枣的移植与品尝、“飞奴”(信鸽)落户岭南、“波斯邸”的传奇化。全文从波斯舶切入，以中古时期来广州贸易的最重要海商群体，即波斯商人为对象，考察其航海工具、航海习俗，其贸易与宗教传播密不可分的关系，延伸到唐代涉外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岭南文化对波斯文化的吸收。

另以《唐宋佛书中的昆仑奴》为例。蔡先生在陈寅恪先生、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和法国汉学家费琅、清末文廷式等前贤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辑集唐宋佛书中有关昆仑奴的史料，其间包括慧琳《音义》的“昆仑”观、义净笔下的昆仑文明、《法苑珠林》的善水昆仑，通过对佛书记载材料的研究及与唐宋笔记的互证，厘清了昆仑奴的地域、族属、语言和技能；确认了驯兽昆仑入华后成为官奴，善水昆仑则成为私奴；辨清了昆仑舶建造时所使用的填料“葛览糖”即橄榄糖，而据刘恂《岭表录异》的记载，唐代岭南人已知运用此项技术；考证了昆仑国使用计时铜漏，生产丁香；揭示了“昆仑”为南海诸洲十余国的总名，甄别了作为客使的“昆仑客”和作为象奴的“昆仑奴”；就义净《求法传》提及“昆仑语”“昆仑音”，蔡先生引朱彧《萍洲可谈》所记昆仑国之三佛齐人操昆仑音诵经，汉人无法晓会的事例，证明其时广州城内中外语言的差异；就《法苑珠林》有关善水昆仑的记载，说明唐代僧俗两界均役使昆仑奴。文章更针对前贤只字未提的僧徒禅谈中的昆仑奴话题，进行批判性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认为个中所反映的是昆仑奴在唐宋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从禅谈遍及的汴州、潭州、汝州、舒州、襄州，可窥见在岭南之外，昆仑奴的足迹及影响力所至。因唐宋时期海事活动与僧徒西行求法、东往弘法密不可分，据唐宋佛书留下的许多海事文献，蔡鸿生先生提出新论：昆仑奴入华及其最初的社会角色与佛教早期海路东传密切相关，因而研究昆仑奴入华历史，不可忽视佛典记载，需继续深挖钻研。

《广州海事录》一书倾注了蔡鸿生先生数十年钻研广州海事历史和海洋文明的心血，成书的平淡过程和书中的闪光论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蔡先生以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和脱俗求真的治学精神，为我们树立了为人、治学的榜样。

“要以人为本，就不能只述人事而不察人心。”[注]蔡鸿生：《古代海舶的生活形态》，第35页。蔡先生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历史研究导向[注]蔡鸿生：《历史研究要以人为本》，载《读史求识录》，广州：广东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页。，按照他的思路，不掌握人的活动，广州海事录也就无从写起；不仅要详细考察各类人的活动，还要进一步分析人的心理活动及思想状态，例如海洋意识、海商伦理等话题。近日笔者有幸拜访蔡鸿生先生并聆听他讲述撰写《广州海事录》的思路和理念，他再次强调，“海事即人事，人事就要考察人心，这是以往学界较少关注和研究的，也是以人为本的研究理念。因此书中探讨了海洋意识的觉醒，真正觉醒是在唐代，而且与广州息息相关。”与此同时，蔡先生强调考察海事活动，既要立体观察又要动态观察，不是凝固不动的。如他早在2007年“1730-1830：广州与长崎比较研究，荷中日关系”国际研讨会提出“广州口岸与腹地商帮”的研究课题，10多年来一直在思考，海外贸易活动虽然发生在口岸，但与腹地商帮密不可分；近代从“一口”变成“五口”，商帮因而转移活动区域，口岸就随之衰落了，因此必须动态地考察口岸历史变迁。

掩卷遐思，如何讲好广州故事？不是标新立异，也不可闭门造车、妄下论断，更不是借助高科技手段吸引眼球，只有一条路径，就是开展扎实的历史研究，潜心研读史料，读懂文物背后的丰富历史信息，再用恰当的叙述方式和陈列语言展示和传播给观众。否则无论投入多少财力物力和人力精力办展，都将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不堪一击。愿更多的同行与同好从蔡先生书中得到启迪，投入古代广州海事历史的研究，以“发问”为起点，以“发覆”为目标，以“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态度，不断拉近今人与古人的时空和心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