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山月

万历九年（一五八一年）一位自称「大西洋人」的传教士泛海九万余里来到中国，向明神宗进献方物，这位不远万里而来的传教士就是利玛窦。自其之后，西方传教士们纷纷开始他们的中国之旅，至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陆续来华的传教士已近五百余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与高超的技艺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在中国取得了合法的身份供职于宫廷。这些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传教，虽然他们的宗教使命在种种限制之下完成得并不理想，但他们却将西方的科学知识、技艺与艺术传到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华文化千百年来积淀的「中国智慧」也令他们着迷，就这样，东西方文明在十七、十八世纪迎来了一次大范围的互动。

虽然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但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在整体上还是一个相对保守、封建的国家，统治者对于来华的传教士们还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一七二〇年康熙皇帝因「礼仪之争」颁布禁教令，宣布对基督教禁教，使得这些西洋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举步维艰。然而，帝王却依旧表现出对西方科学知识、艺术的浓厚兴趣，这也就成为了传教士们亲近帝王最为有效的手段。其中，清代的西画东渐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以西方的绘画理念与技巧来表达东方传统的艺术与美感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众多供职于宫廷的西洋画师最为直接地反映出清代帝王对于这种绘画新风的渴求。这些来自西洋的画师们不断尝试、寻找着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标准，使得清代宫廷绘画在中国艺术史上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绘画方式，显得独树一帜。然而，作为宫廷画师也许达到了亲近帝王的目的，但是繁重的宫廷绘画工作也占据了这些传教士们进行传教活动的时间，甚至于有些西洋画师始终难以适应唯皇命是从的绘画工作。西洋传教士们希望以绘画为手段来进行传教终究是不成功的。

康熙时期的中西礼仪之争实则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间的碰撞，这样的碰撞自天主教开始传入之时就开始了。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义》以孔孟之道，引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来阐明公教教义，将矛头直指佛教，徐光启将其传教手段概括为「驱佛补儒」。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狮子来说，中国人对于狮子的认知就在这个时期受到了来自西方知识的冲击。尽管西域地区的狮子很早就输入到中国，但直至清初，中国学界虽不乏各种赞颂狮子的诗赋，但一直没有讨论这一动物的专门文献。《狮子说》是传教士利类思撰写的第一本从动物学的角度讨论狮子的文献，而其中却大肆扬言不可能有狮子进贡中国之事，故意抹杀中国历史上的「贡狮」史料，以此告诉国人佛教史上所讲述的僧侣与狮子的故事都是杜撰的神话，以此来动摇佛教在中国的地位并借此传播狮子所附带的基督教文化意义。

客观上，以传教为目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成为了东西方交流的使者，带动了文明间的互动。他们之中不乏西方的博物学家，以他们广博的见闻来激发帝王的好奇心，引领了这个时期的「博物热」，我们至今还能够在清宫绘画中看到从西方引进宫廷的域外植物。在长期的栽培观赏中，这些植物与中国传统寓意结合，其形象被宫廷画师巧妙地用于表达中国式的美好寓意，与帝王所喜好的西洋园林风相互配合，展现西洋情趣的同时也装点了清帝国的繁荣盛世。在中西互动、交往的过程中，往来其间的传教士也在不断地向西方宣传着中国。在他们的眼中，这里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充满新奇的事物，一些传教士以文字记录和描绘图像的方式将中国更加形象而立体地介绍到西方。至十八世纪下半叶在欧洲各国都掀起了「中国风」，特别是在园林与建筑上的 「中国式风格」都深深地影响了欧洲，使得十八世纪的欧洲都以修建一个有品位的中国园林为风尚。不过也由于这种比较单一的学习途径给西方人提供了片面的想象和创作空间，导致他们在欧洲创造了一些明显具有中国味道但看着却感到奇怪的中国式风格，而这种经过西洋改造过的中国风格又通过对华贸易等途径成为了西方适应、亲和中国文化的有效方式。这不能不说是这个特殊的时代在不同文化交往上极有代表性的一点。

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融似乎是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这得益于如今世界各国文化、艺术、科学知识的广泛交流，使我们能够不断地发现新的材料，跳出前人的局限，以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去考察涉及众多领域的东西方交往问题。其实就本专题所涉及的领域还只是这个时代东西方互动中九牛之一毛、冰山之一角，虽不能遍及周全，但也足以呈现出这个时代的缩影，也希望可以带领您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知识与艺术交流上有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