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奇，王建国

(西安文理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安 710065)

西安，古称长安，位居中国八大古都之首，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都城。西安，不仅创造了璀璨闪耀、厚重深远的历史文明，而且留下了灿烂独特、远播世界的多彩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书写了壮美辉煌、光耀后世的篇章，留下了瑰丽无比、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所积淀的历史遗产的深厚性、所蕴藏的文化瑰宝的丰富性、所蕴涵的民族精神的博大性，在中国乃至世界城市之林中都是罕有其匹的”[1]。时至今日，关于西安及长安的历史和文化研究经久不衰，如火如荼。对于西安的研究，学术界现在正在形成“西安学”或“长安学”的显学。但是，“堪与悠久古都长安城历史比肩对映的学术著作还没有问世，这应该是学术界致力的一大目标”[2]。近年来，随着学术界专家学者们的不断探索，持续发力，关于西安历史的相关研究论著不断涌现。

2015年，由西北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黄留珠先生担任主编，历时六年多，最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安通史》(4卷本)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下编写的全新史书。《西安通史》全书4卷计7编正文，120余万字，图片500余幅。记述自原始社会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西安历史；所记地域范围，以今西安市行政管辖区域为准，个别特殊问题适当超出。《西安通史》的编写出版，对于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打造“‘一带一路’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提供了智力支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笔者通过认真阅读该书，深切感到编著者对通论性史学著作的全面把握、精当到位，结构分布合理，也被撰写者论述简繁有别、篇幅安排适中的写作构思所折服。总体来说，该书呈现出如下特点：

其一，《西安通史》是一部具有完整意义的区域通史，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关于西安历史的通论性研究与撰述，近现代以来代表性的著作有：马正林的《丰镐—长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版)，武伯纶的《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王崇人的《古都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刘庆柱的《长安春秋》(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张铭洽的《长安史话》(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还有崔林涛担任主编的大型丛书《古都西安》(西安出版社从2005年开始陆续出版)等。以上这些著作或丛书的出版，对于西安历史的整体研究与认识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著作或丛书存在篇幅短小，过于简要，论述有意犹未尽之感；专题性表现强，通史性不足；内容安排呈现顾此失彼、难以均衡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难以代表完整意义或者说完美意义的西安区域通史。《西安通史》的出版，填补了西安在大型通史著作领域的空白，它对深入研究西安的历史文化和推进西安国际大都市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它将进一步彰显西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增强西安人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自信。该书在初稿完成后，还特别聘请了北京、陕西两地的权威专家学者分卷予以审读，嗣经反复修改，方定稿付梓。这一做法，既体现了编著者认真细心、干事负责的态度，也确保了该书的编撰质量和学术水准。因此，可以说《西安通史》是具有完整意义上的第一部区域通史，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

其二，宏观把握，整体认识，全面到位。西安作为世界四大古都之一、中国八大古都之首，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在这里发生了众多彪炳千秋的王朝更替、历史事件、人物故事、变革更新等，可以撰写的内容十分丰富。西安又作为周秦汉隋唐的建国立都之地，历史上这些朝代又是我国文明发展兴盛时期，特别是隋唐时期，文明高度发达，声威远播海内外，是值得大写和特写的。如何在有限的历史分卷中对西安历史进行整体认识，充分把控，既让历史具有延续性、整体感，又体现不同发展阶段的简繁轻重的层次感，需要撰写者对西安历史熟稔于心，全面到位。《西安通史》的撰写，体现了作者团队的这一学术素养。《西安通史》将“隋唐五代时期的西安”作为单独的一卷，用了较大的篇幅和充分的笔墨进行了论述，充分体现了对西安历史的正确认识和整体把握。

其三，设计合理，分布均匀，安排精当。《西安通史》全书4卷计7编正文。第1卷共2编、14章、59节，包括第一编“原始社会至西周时期的西安”、第二编“秦国、秦朝时期的西安”。第2卷共2编、16章、68节，包括第三编“西汉时期的西安”、第四编“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安”。第3卷共1编、7章、29节，包括第五编“隋唐五代时期的西安”。第4卷共2编、17章、72节，包括第六编“宋元明清时期的西安”、第七编“民国时期的西安”。从以上分卷编排、章节分布上来看，该书对于西安历史的整体把握到位，内容设计合理，安排科学精当。以前一些有关西安通史类的著作存在或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的现象，在该书中避免了这一问题。因此，确保了该书结构的可行性，通读起来，一气呵成，比较顺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既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其四，内外结合，中青搭档，梯队科学。大型学术著述的完成，既需要学术专业能力强，经验丰富的老专家老教授主笔，也需要具有学术发展潜力，培养前途的学界新苗加入；既需要小区域内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大范围的学术名家参与。只有这样组成的学术团队，才具有学术力、凝聚力、战斗力，这样形成的学术研究成果既坚持学术初心，又与时俱进，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与可读性。四卷本《西安通史》的完成，正如黄留珠先生在序言中所说：“以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为主并联合西大校友组成的老、中、青三结合写作团队集体完成的”[3]，该学术编著团队“有很好的前期学术积累，并享有很高的学术信誉”。除此之外，该书是在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由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安市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组成编委会，学科专业有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文学等学科专家，因此确保了《西安通史》的学术质量。

当然，该书在具体研究内容和章节撰述上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是关于西安历史学术最前沿的论述还显得相对较少。学术研究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因此，科学合理地把握本学科的学术前沿，对于推动自身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学术研究尤其是城市史研究，是目前学界的一大热点。对于西安来说，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外研究新作层出不穷。近年来，日本学界关于西安的相关研究，出版了多部有影响的论著且涌现出了多位有建树的专家、学者[4]。因此，西安研究，不能囿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国内外视角。

二是对于西安最新的考古资料的引用相对较少。从20世纪初的“古史辨运动”，学者们认为“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5]270，到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5]265，傅斯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直到近年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无不是借助考古学的基础，进行学术研究。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担当着“重建史前史”和“证经补史”的重任，因此，历史研究不能忽视考古学新材料新发现的引证。近年来，在西安地区发现的杨官寨遗址、秦咸阳北宫乐府遗址等，在考古界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但在本次编写的过程中没有写入，实为缺憾。

总之，瑕不掩瑜，《西安通史》是一套具有完整意义的区域性通论著作，内容安排合理，设计精妙，融专业与通俗于一体，是一本值得推荐和阅读的关于西安历史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