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建平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史家常称“文景之治”，文景并称，但景帝的历史地位相比文帝要低很多。文帝在有汉一代有崇高的地位，其去世后被群臣尊谥为“文帝”，在宗庙祭祀中被列为“太宗”，就是汉人对其一生德行仁政的概括。

关于文帝形象评说和研究的著作颇多，司马迁和班固称其为仁德之主，汉人又多有关于文帝节俭、爱民的美誉。现代研究者对文帝及其统治下的汉朝则带有更强烈的反思色彩，陈苏镇认为，史家对文景之治颇多誉美之辞，文景时期的繁荣主要是刘邦以来，特别是惠帝、吕后时期与民休息的结果，文、景二帝对诸侯王权力的收夺，使东西方之间的冲突再次出现[1]。高敏、邵金凯、薛小林分别从文帝的政治改革[2]、黄老刑名之术[3]和与军功集团的政治斗争[4]等角度深化了我们对文帝的认识，但仍有诸多问题亟待理清，如文帝的形象是怎么形成的？与文帝有关的史料有什么特点？这些史料的政治文化背景是什么样的？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文帝这一经典皇帝形象的发展演变过程有重要意义。

一、《史记·孝文本纪》中的汉文帝形象与其他文献记载的差异

司马迁作《史记·孝文本纪》，文末载：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5]437-438

“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对纪传之主的评论，与纪传主体内容相比，带有更为直接、强烈的私人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