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晓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广州 510420)

研究本居宣长的“物哀”论是深入了解日本古典文学、探索日本人精神底蕴的一个独特的视角，也是中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节点。长久以来,中国学者对本居宣长“物哀”论的评价莫衷一是，也有一定的深度，但对“物哀”论的多维度研究以及深层肌理却付之阙如，这是研究日本文学与日本思想的一个盲点，也是学界近十年的一个热点。本文拟从本居宣长“物哀”论的成就、局限性及其启示三个角度解析其成败利钝。

一、“物哀”论的“成就”

本居宣长的“物哀”论之所以能够在日本文学和日本思想领域里熠熠生辉，必有其自身的所谓优点，但它牵扯到了中国文论的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核心论点。本居宣长的“物哀”论批判了中国文论的“克己复礼”观点，他认为：“中国文论注重现实批判性，主人公往往即使心有所怜、所苦，但为‘义’、为‘礼’也要表现得冠冕堂皇，这是缺乏对‘人性的真实描写’、‘实则装腔作势、色厉内茬’。”[1]94本居宣长的这个观点本身就是偏颇的看法，中国文论历来主张文学作品应注重情理和谐且以理节情，基本的文学思想可概括为“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的文学理念。毋庸讳言，中国的有些文学作品的确有克制、压抑,甚至是扭曲人性的表现。本居宣长在比较中日文论时，在批判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道德性偏重方面，抓住这一点，可谓找到了一个“排除汉意”的突破口，不得不说其剖析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