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峰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办公室，山西 太原 030006)

文化和历史离不开可堪作为其所属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也离不开由这些代表人物所创造的辉煌业绩与不朽精神。河东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继尧、舜、禹这样的伟大人物之后,还涌现出了很多历史文化名人,如在殷商时代产生了影响极大的傅说,被称为华夏第一圣人,比孔子还要早800多年。而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来看,文学作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与表现形式,在古代文明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样河东在隋唐时期涌现出来的文学名人也对后世产生了积极与深远的影响。

一、隋唐河东文学发展的概貌

要准确把握隋唐时期河东文学的发展状况,必须抓住两条线索。

一是隋唐河东文学发展的总体脉络与中国文学前期的总体发展脉络同步。从陶寺文明肇始,河东地区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优势,因为其本身不仅是中国文学内容的一部分,而且也反映出各个时期及不同发展阶段中国文学的共同特征,从而在发展的粗线条上与隋唐时期中国文学的主旋律呈现出一致化倾向。如在古体散文创作方面,柳宗元直承荀子的文风,不仅主题集中、论点鲜明、逻辑严谨、阐理精透，而且语言鲜活丰赡、形象生动,集诸子百家之大成。所以,柳宗元能成为隋唐时期河东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

在诗歌创作方面,总体来看,隋唐河东文学的创作也能够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基本与“诗言志”的风雅传统相一致,风格质朴劲健,感情真挚激越,同时,也能够充分地汲取前人在艺术上的创作成就,并加以创新,从而全面地、理性地保证了文学创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前期的繁荣做了充分的准备。如隋朝薛道衡的《人日思归》、唐代王绩的《野望》等诗内容质朴且声律严谨,此外,王勃之诗感情真挚而遣词缜密富丽,柳宗元则大量用格律诗的形式创作情真调苦的贬谪诗。与之相比,风骨与声律兼重的盛唐作品可以看作是对隋唐河东文坛这一方向的深化和升华。如盛唐在题材上沿着这一方向进一步扩展,无一事不可入诗,从国家命运、边塞征战、民生疾苦,到田园山水、音乐舞蹈等皆可入诗,在描写对象上士、农、工、商、兵、宫人等皆可讴歌,此外,在艺术技巧上也更具有创造力,在风格上更多地体现出盛世涵韵的雄浑、豪迈、奔放、刚健和明朗。由此可见,隋唐河东文学从根本上克服了隋唐早期文学不能直面广阔社会现实,生活内容空乏单调的通病,从而扭转了文学创作主体贵族化与风格单一化的倾向,推动了文学创作从作者、题材、风格等的泛化和下移,体现出高度自觉的创新意识,极大地丰富了隋唐时期中国文学的表现艺术。

二是隋唐河东文学的名人大都为所属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在隋唐河东文学史廊中,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学名人大都创造出当时文坛上的最高成就,如隋唐时期的“三王”等,都是当时文坛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特别是唐代河东文坛相对繁荣,仅在全唐诗中有记载的河东籍诗人就有王绩、薛收、朱仲晦、王勃、王勔(勃之兄)、薛元超(薛道衡之孙、薛收之子)、宗楚克、薛曜(薛元超之子)、薛稷(薛道衡曾孙、薛元超之侄)等数十位。河东作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在当时有着极高的文化地位，其中,蒲州(今永济市)在唐代被定为中都。从地理位置来看,河东是联系东、西二京(长安、洛阳)的必经之地,再加上隋唐之际民间私立教育的发展,如隋末大儒王通在晋南兴办私学,培养了大量的文化人才。这些都有利于频繁的文化交流,也直接推动了隋唐时期河东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隋唐河东文学的繁荣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来看一下薛道衡的《人日思归》,该诗内容清发,文字质朴,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另外,曾引起隋炀帝嫉妒的《昔昔盐》在艺术上也接近于唐代成熟的格律诗:

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

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

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

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

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

盘龙随镜隐,彩凤通帷低。

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

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

一去无消息,那能借马蹄?

此外,薛道衡还写了《出塞二首》《从驾幸晋阳》等诗歌。其《从驾幸晋阳》这样写道:

省方遵往册,游豫叶前经。
金吾朝戒道,校尉晚巡营。
重峦下飞骑,绝浦渡连旌。
涧水寒逾咽,松风远更清。
方观翠华反,簪笔上云亭。

薛道衡的诗歌比起魏晋、六朝的作品,不仅辞藻质朴、音韵铿锵,而且体制庄严恢宏、对仗精密,极大地提升了隋代格律诗的创作水平。

再来看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

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
忽逢门前客,道发故乡来。
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
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
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
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
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
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
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
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
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
行当驱下泽,去剪故园莱。

王绩的这首诗歌与署名为唐代朱仲晦的《答王无功问故园》遥相呼应,将日常生活细节化地呈现在后人面前。其诗曰:

我从铜州来,见子上京客。
问我故乡事,慰子羁旅色。
子问我所知,我对子应识。
朋游总强健,童稚各长成。
华宗盛文史,连墙富池亭。
独子园最古,旧林间新坰。
柳行随堤势,茅斋看地形。
竹从去年移,梅是今年荣。
渠水经夏响,石苔终岁青。
院果早晚熟,林花先后明。
语罢相叹息,浩然起深情。
归哉且五斗,饷子东皋耕。

此外,发生于河东的文学韵事如元稹的《莺莺传》,主要讲述的是贫寒书生张生对没落贵族女子崔莺莺始乱终弃的悲剧故事。《莺莺传》是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传奇名篇,其中,张生的原型就是元稹本人,亦相传为元稹假借张生的自传体小说。元稹写了这篇传奇,将故事讲给李绅听,李绅又写了《莺莺歌》。元代王实甫著名的《西厢记》就是根据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改编而来。

二、隋唐河东文学繁荣的社会成因

一是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与早期商业的兴盛为隋唐河东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隋唐时期,河东一带气候湿润,土壤潮湿,草原广阔,水草茂盛,适合于农业耕作与牲畜养殖,是开发农业、种植业与畜牧业的理想场所。毫无疑义,河东地区衣食无忧的物质基础成为催生文学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隋唐时期河东地区的早期商业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也为文化事业的兴盛与文学的繁荣注入了活力。在种植业、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河东盐池的盐业繁荣发展,成为中国隋唐时期重要的产盐地之一。当时的人们在贩卖牛羊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除了将河东盐池的盐贩至晋、豫、陕等附近地区,还将贩盐的领域拓展到了西域,商人在返程时又从西域带回来了玛瑙、珍珠玉器等西域奇珍。在商业获得成功之后,河东的先民们当之无愧地成为历史上最早的“晋商”。不言而喻,伴随着物流的发展,文化与文学的传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此相对宽裕的物质基础之上,最高统治者对文学的推崇也刺激了河东文学的兴盛，如唐太宗在登基前身边就聚集了大量的文学之士。《旧唐书·太宗本纪》载:“于时(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土。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1]这里的十八学士实质上就是宫廷文学创作群体。高宗、武后及中宗时期的宫廷仍以文馆为中心,集中了大量的文学才俊,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珠英学士集团”和“景龙学士集团”。这里的“珠英学士集团”和“景龙学士集团”其实质都是以宫廷文馆为活动场所的文学沙龙。《唐会要》卷三十六详细记载了包括李峤、张说、宋之问、富嘉谟、徐彦伯等二十六名珠英学士的姓名。《新唐书·李適传》也详细载述了景龙文馆学士集团的盛况:“中宗景龙二年,始于脩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于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李)適、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ㄨ、岑羲、刘子玄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又召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等满员。其后被选者不一。”[2]薛稷便是河东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由此可以反映出当时文学创作队伍的繁荣。文学之士云集宫廷的盛况正如后来杜甫在《赠蜀僧闾邱师兄》诗中描述的那样:“在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3]可想而知,这种文学换取功名的示范效应必然促进了区域化明显、地方性特征强的区域文学遍地开花的良性循环。

二是隋唐河东文学表现出题材内容的地域化特色与艺术表达上的时代化共性相统一。

隋唐时期河东文学的发展有其地域化特色,表现出题材和内容选择的地域化特征。许多诗文都是围绕河东一带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而展开文学的情感抒发,这一点与其他区域文学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内容分野。而就艺术表现来看,河东文学又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总体运行趋势同步,与隋唐时期文学整体发展水平密切关联，比如在唐代以前以散韵相间的杂言古体诗歌为主,唐代以来则以规矩严整的近体格律诗为主要表现形式。隋唐河东文学题材内容的地域化特色与艺术表达上时代化共性相统一的特征正是文学发展规律自身演进的必然结果。正如法国19世纪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的那样:“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总体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例如莎士比亚,初看来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奇迹,从别个星球上来的陨石,但在他周围,我们发现十来个优秀的剧作家……在画家方面,卢本斯好像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前无师承,后无来者,但只要到比利时去参观根特、布鲁塞尔、布鲁日各地的教堂,就发觉有整批的画家才华都和卢本斯相当。到了今日他们同时代的大宗师的荣名似乎都被他淹没了,但要了解那位大师,仍需要把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在他的周围,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艺术家庭里最显的一个代表。”隋唐河东文学也是这样,从薛道衡开始,一直到唐代的王绩、王勃、柳宗元等重要的河东文学名人,包括他们的文学创作也正是隋唐文学中最高的一根枝条,是中国文学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著的一个代表。

隋唐时期河东文学的地域化特色具体较多地表现和保存于带有地域特色的人文建筑与名胜古迹中,兹列举几例摹写河东地区风景名胜的诗歌。

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畅当的《登鹳雀楼》:

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
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耿湋的《登鹳雀楼》:

久客心常醉,高楼日渐低。
黄河经海内,华岳镇关西。
去远千帆小,来迟独鸟迷。
终年不得意,空觉负东溪。

不过,隋唐河东文学的繁荣也离不开其他区域文学的整体走强。正如朱光潜在《诗的普遍性与历史延续性》中说:“一个文化是一个有普遍性与连续性的完整的生命,惟其有普遍性,它是弥漫一时的风气,惟其有连续性,它是一脉相承的传统。诗也是如此。一个民族的诗,不能看成一片大洋中无数孤立底岛屿,应该看成一条源远流长底百川贯注底大河流,它有一个共同的一贯底生命。在横的方面,它有表现全民众与感动全民众的普遍性,在纵的方面,它有前有所承后有所继的历史连续性。”“每个诗人都不是漂流孤岛底鲁滨逊,他一方面是当时风气的反映者,一方面是历史传统的继承者，在风气与传统所划定的范围与指示的路径之中，他创造他的新风格。”这些话说明了一个道理:隋唐河东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离开隋唐时期中国文学整体的全面繁荣去孤立地谈河东文学的繁荣是没有意义的。

三是河东文学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文学。

在这一点上,河东文学与三晋文脉、华夏文明的主旋律是一致的。从尧、舜、禹奠定了儒学的大方向开始,三晋文脉的主旋律就是儒家文化。如尧派舜负责推行德教,舜便以“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美德来推己及人,影响社会，这应当是最早的德治天下了。孔子所说的“祖述尧舜”其实也就是以包括河东文学、河东文化在内的三晋文脉为文明之根的同义语。可见,历史上的河东文学确实曾经有过令后人骄傲的辉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如战国后期的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后世儒家文学思想的承传发扬至关重要；汉代的儒学,不仅“礼学”出自荀学,而且“诗经学”乃至于“春秋学”都与荀学有关；清儒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中指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足见荀子在儒家序列中的重要地位。从隋唐时期的文中子王通,再到明代理学家薛瑄,都是弘扬儒家文化的重量级推手。王通一生以“明王道”“学孔子”为己任,以为“有绍宣尼(即孔子)之公,吾不得让也”[4]，因其学以重新振兴孔子儒学为主,被时人称为“王孔子”,后世则有“河汾道统”之誉。王通以孔子自比,主张儒、佛、道“三教可一”的思想取向,其曰:“《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文中子·中说·周公》)。王通通过“通学”和“兼学”两种形式,培养出一大批能够处理好“化俗推移之理”的人才,为文学的繁荣注入了新鲜的理论滋养与人力保障。王通在《中说》里说:“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此而已矣。”他深入揭示了文学必须以儒学为中心、依据儒学发展而发展的学术地位，同时也注意到晋、宋、北魏、西魏、北周、隋六朝的文学作品已失去《诗经》的古朴醇美,沦为为文学而文学、形式技巧大于思想表达的“俗品”。因此,他改变了《诗经》风、雅、颂的结构排列方法,而细分为化、政、颂、叹等四大部分,借以体现美、勉、伤、恶、诫五种情感意识,突出强调了诗的政治倾向和说教特点。这一思想对后来宋代理学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与此相一致,河东文学的儒家品格在具体的诗文中常常表现为忧国忧民的儒家情怀。如聂夷中在《咏田家》中表现出的对劳动人民最基本的民生福祉的祈盼,有着明显的儒家式的人文关怀痕迹：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咏田家》将聂夷中忧国忧民的儒家情怀跃然纸上。此诗问世后,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传唱。《资治通鉴》中记载,宰相冯道向后唐皇帝李嗣源述说农民痛苦之时,就在朝堂上诵读了这首诗。除此之外,中晚唐为数众多的悯农诗中,短小精悍之作除了李绅的《悯农二首》外,还有聂夷中的《田家》:

父耕原上田,子锄山下荒。
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

吕温的《孟冬蒲津关河亭作》:

息驾非穷途,未济岂迷津?
独立大河上,北风来吹人。
雪霜自兹始,草木当更新。
严冬不肃杀,何以见阳春。

唐彦谦的《蒲津河亭》:

宿雨清秋霁景澄,广亭高树更晨兴。
烟横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
孤棹夷犹期独往,曲栏愁绝每长凭。
思乡怀古多伤别,况此哀吟意不胜。

四是隋唐河东耕读传家、诗书传世的崇文风尚影响着千余年来隋唐河东文学发展的社会风气。

隋唐时期河东一带出现了许多钟鸣鼎食的大家族。唐代元稹在《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通碑》中指出:“柳、薛、裴共称为河东三著姓。”顾炎武在《顾亭林诗义集》卷五《裴村记》中也说:“近古士族之盛,莫过于唐。而河中(今永济市)为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闻喜之裴……汾阴(今万荣县)之薛。”这些话充分证明了河东地区自古以来不乏世族大家。河东三大望族柳、裴、薛,以及外迁来的望族如太原王氏、清河崔氏等持续不断的荣耀,激励着无数后人为了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而孜孜以求,成为河东文学的不懈传承者。同时,最高统治者对文学的重视给当时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完善强烈地诱发了知识分子对文学的兴趣,激发了全社会对文学的尊重及爱好,为文人开展文学活动开辟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从客观上极大地刺激和造就了全社会以文学为业、为荣的风气。

此外,司空图的《退栖》也反映了河东地区诗文传家的社会风尚:

宦游萧索为无能,移住中条最上层。
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
燕昭不是空怜马,支遁何妨亦爱鹰?
自此致身绳检外,肯教世路日兢兢[5]。

字里行间将河东地区耕读传家、诗书传世的崇文风尚充分地体现出来,彰显了河东一带尊重诗礼传统的社会风气,表现了文学创作主体徜徉于诗书的恣情之中所秉持的清淡、恬静的心态,并以此作为困踬中高扬个性和自我超脱的方式。

三、隋唐时期河东文学的思想内容与题材类型

隋唐时期河东保存至今的历代文学创作大多是登临览胜之作。这就注定了其类型化的审美内容、表现题材及情感特征。这一点在唐人的作品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阎防的《与永乐诸公夜泛黄河》:

烟深载酒入,但觉暮川虚。
映水见山火,鸣榔闻夜渔。
爱兹山水趣,忽与人世疏。
无暇然官烛,中流有望舒。

卢纶的《栖岩寺隋文帝马脑盏歌》:

天宫宝器隋朝物,锁在金函比金骨。
开函捧之光乃发,阿修罗王掌中月。
五云如拳轻复浓,昔曾噀酒今藏龙。
规形环影相透彻,乱雪繁花千万重。
可怜贞质无今古,可叹隋陵一抔土。
宫中艳女满宫春,得亲此宝能几人。
一留寒殿殿将坏,唯有幽光通隙尘。
山中老僧眉似雪,忍死相传保扃鐍。

以上例诗的共同特征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情感经历的共同性自然决定了河东文学表现题材的类型化。正如宗白华在《艺术学》中指出:“艺术品之内容以人的生命的经历为出发点,艺术家用一种方式表现其经历,即艺术品的内容。”这些诗既是作者特殊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的写实,也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外化,更是作者精神世界的艺术再现。就像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说:“艺术创作就创作过程来讲就是化意为象的过程,即艺术家将自己头脑中的主观意志在客观物象中得以显现的过程。感性的事物只是为了适应艺术家精神的某种创作性想象的需要而被利用,因为在它们身上具体体现艺术家的艺术观念或艺术理想的内在东西,艺术的纯创造过程就是艺术家的精神呈现过程。”阿恩海姆的这种意象的外化过程即化意为象的理论类似于王国维“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的观点。总之,这些理论和河东文学的实践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艺术家创作出的显示他们自由精神的艺术作品,常在外在世界找到自己的着陆点,即在外在事物身上找到自己附着的替身。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空图的诗歌中有许多归隐诗。一般来说,文学史与作品中涉及的隐逸型创作者往往是既想追求富贵,又怕承担责任;或者是目标未遂却心有不甘,但又惧怕政治风险,当然也不乏无可奈何而被迫隐逸的苦命人。总体来看,隐逸者怀揣着复杂的心态而表现其留意佛禅、寄身山野的闲散自适的精神生活。在隐逸期间的诗歌创作中,主动采取远祸全身、避世隐遁的生活方式,远离社会生活，疏离官场,向佛禅和村居隐逸中寻求寄托,表现出一种闲散自适的生活态度。这一类型化的审美内容也为河东文学开辟了新的美学天地。兹列举司空图的几首诗：

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其一)

春来渐觉一川明,马上繁花作阵迎。
掉臂只将诗酒敌,不劳金鼓助横行。

山中

凡鸟爱喧人静处,闲云似妒月明时。
世间万事非吾事,只愧秋来未有诗。

王官(一)

风荷似醉和花舞,沙鸟无情伴客闲。
总是此中皆有恨,更堪微雨半遮山。
王官(二)
荷塘烟罩小斋虚,景物皆宜入画图。
尽日无人只高卧,一双白鸟隔纱厨。

雨中

维摩居士陶居士,尽说高情未足夸。
檐外莲峰阶下菊,碧莲黄菊是吾家。

一般而言,类型化的审美题材与思想内容很容易使创作走进死胡同,形成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文化附庸。所以,即便是诗人虽多,诗会再盛,诗的内容却多是寡淡无聊,感情贫乏,生活面狭窄,诗人们也就只有把精力用在辞藻、对偶、声律、典故等诗歌形式技巧的追求上,借以炫耀才华、留名青史。正如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指出的那样:“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不过,这些问题没有沾染到河东文学的胞体之上。因为,文人与河东既不存在以文献谄的功利目的,也不存在形式主义绮靡文风的浸淫,再加上荀子、郭璞、薛道衡、王绩、王勃等无数代人的正确倡导,隋唐时期的河东文学在健康的轨道上一步一步走向繁荣。

四、隋唐河东文学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隋唐河东文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特别是初唐时期的诗体建设。隋唐时期的薛道衡、王绩、王勃等人,对中国文学的诗歌体式的完善贯注其间。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系统地对诗歌理论进行了总结,从而使河东文学乃至中国文学进入了更加理性、自觉的发展阶段。

从王绩开始就有意识地开启了唐代诗体建设的先声。王绩的诗粗看不出雕琢,其实音律严明,特别是其田园诗的律诗化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文献通考·周氏涉笔》曰:“旧传四声，自齐、梁至沈、宋,始定为唐律。然沈、宋体制,时带徐(陵)、庾(信),未若王绩剪裁锻炼,曲尽清玄,真开迹唐诗也。”此后,王勃、宋之问都沿着这一方向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推动唐诗诗体建设走向完善。王勃创作了大量高水平的五言绝句、七言律诗,现存律、绝共计六十余首,而且大部分对仗整饬,音调谐和,基本上接近于成熟定型的律、绝形式,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除此之外,在河东文学中有影响的诗歌与诗人还有不少,兹列举,如卢纶的《和崔侍郎游万固寺》:

闻说中方高树林,曙华先照啭春禽。
风云才子冶游思,蒲柳老人惆怅心。
石路青苔花漫漫,雪檐垂溜玉森森。
贺君此去君方至,河水东流西日沉。

温庭筠的《河中陪帅游亭》:

倚栏愁立独徘徊,欲赋惭非宋玉才。
满座山光摇剑戟,绕城波色动楼台。
鸟飞天外斜阳尽,人过桥心倒影来。
添得五湖多少恨,柳花飘荡似寒梅。

在散文创作方面,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所以应该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文须有益于世,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实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这就要求创作主体秉承良好的道德修养,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及秦、两汉文章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不过,柳宗元在主张文以载道,反对以文害义的同时,却极具豪奢地写下了完全背离其文体观的《晋问》,可见,其对家乡的殷殷热忱。

《晋问》写于柳宗元贬居永州期间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是其作品中为数不多的散体大赋之一,也是寄托其政治理想的一篇佳作。《晋问》仿拟汉初辞赋家枚乘《七发》所作,通过“吴子”与“柳子”的对话,反映三晋大地的丰饶物产。其实,柳宗元故乡是河东,生长在长安,几乎没有在他的故乡生活过，也没有在山西做过官。但是,这并不影响柳宗元作为山西人的定论。因为在柳宗元的情感上、思想上、文学上打烙着明显的、强烈的、深厚的河东意识、观念和文化。后人把柳宗元这种强烈的故土意识、深厚的晋地文化观念称之为柳宗元的三晋情结。正如柳宗元在《柳河东集》卷三十二《送独孤申叔序》所言:“河东,故吾土也,家世迁徙,莫能就绪。”此外,他在《柳宗元集》中至少有40多处标榜自己是河东人。如《续荥泽尉崔君墓记》有：“又命河东柳某书缓故,且志终事之年月日”。《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有:“唐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东柳公于万年县之少陵原。公讳某，字某,邑居虞乡。”这是对先人的说法。柳宗元在纪念母亲的《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袝记》中云:“以宗元任御史、尚书郎,封太夫人河东县太君。”《亡姑渭南县尉陈君夫人权厝记》有:“前渭南县尉颖川陈君之夫人河东柳氏终于平康里。”这里的“河东柳氏”当指柳宗元的姑妈。“闻其间有大河、条山、气盖关左,文士往往仿佯临望,坐得胜概焉。吾固翘翘褰裳,奋怀旧都,日以滋甚。”这是对故乡的赞美和向往。另外,柳宗元与河东、三晋的乡党也往来频繁。在《柳宗元集》中有记载的河东、三晋人多达20多人,其中有《上裴晋公度献唐雅诗启》的裴度，《道州文宣王碑》记载的“儒师河东薛公伯高”,《唐故万年令裴府君墓碣》中有“公讳瑾,字封叔,河东闻喜人”，《吕侍御恭墓记》中的“吕氏世居河东”即吕恭，《祭吕衡州温文》中的“温,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东人”[6]。这些足以说明柳宗元与故乡人的交往亲近。可以说,柳宗元的文化之“根”、精神之“籍”、情感之“谱”始终牢牢地固定在“河东”这片热土。1981年胡耀邦同志来山西视察工作,也提到了柳宗元的《晋问》,足见柳宗元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河东文学表达的重要主题就是展示与河东人情风物息息相关的生活经历及心灵历程。类型化的题材与内容强化了其区域文学的主旋律,甚至可以说这一类型化的特征也促进了河东文学的整体繁荣。当然,这也不排斥极具个性化的表达,而且,正是得益于那些个性化作品才更加丰富了河东文学审美风格的多样性。所以,类型化与个性化二者既相互依存,又彼此促进，从而使河东文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总之,类型化的审美内容,同时不乏个性化的多元表现,共同丰富和充实了河东文学的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这也更符合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从而使河东文学无逊于唐代其他的区域文学而屹然别立一尊。

参考文献：

[1]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宋祁，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王通,郑春颖.文中子中说译注[M].蒋玉斌，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 王记亨.司空图集选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6] 尚永亮，洪迎华.柳宗元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