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弟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雍正〕苏州府志，清沈德潜、许治纂修，清抄本，苏州文管（存6卷，又一册不分卷）注：是书系据雍正四年江之炜、张若燨《苏州府志》本重修”。

来新夏先生在《论清代修志事业之成就》（《江苏地方志》1992年2期）一文中称“《苏州府志》有七修（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各一次）”。上述所谓的七修府志中，康熙志成于康熙二十三年，刊刻于康熙三十年；乾隆志始修于乾隆八年，刻于乾隆十三年，都不会产生误解。容易产生误解的是把始修于同治八年（1869），刊刻于光绪八年（1882）的既称“同治志”，亦称“光绪志”的同一种志书当成两种。来新夏先生所说的“嘉庆志”应该就是钱思元撰《吴门补乘》，该志主要是补乾隆志的，如果要重新整理出版，不妨将它与乾隆志合在一起。除此以外，估计来先生是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影响，把时间上介于康熙志和乾隆志两志之间雍正志统计在内了。那么，苏州到底是否编过雍正苏州府志呢？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苏州在雍正年间似乎修过两次府志：雍正四年江之炜、张若燨修过一次；之后，沈德潜、许治又根据雍正四年本子重修。江之炜、张若燨所修志稿不知是否存世，而沈德潜、许治纂修的本子，清抄本有残本藏“苏州文管”，即今苏州博物馆图书馆。

江之炜，号葵峰，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康熙丙子科举人，先任广东南海县，内升部曹，未任职，补选长洲县，江抚张具题改调元和，于雍正四年二月初六日到任。雍正十一年，由嘉定令升任太仓州知州。之炜莅任后以去恶为首务，如讼师、奸吏、打降三者，得其实，务严治之，曰：“锄稂莠正以培嘉禾也。”邑中绅士之植品而多闻者，悉心延访，曰：“教我未足，是吾师也。”学宫岁久渐就倾圮，率先劝导，捐资修复，告成之曰：释奠鼓征，远近观礼，称彬彬焉。后以诖误去任，民常思之。张若曦，安徽安庆府桐城县人，由例监于雍正十二年七月初八日任元和县知县。若曦莅官慈祥廉明，以实心为本，每决狱事，无巨细必反覆推勘，谓：堂下人畏威，倘有枉屈，后虽悔无及也。久之，人服其真诚，不敢有欺之者。而他邑疑狱，大吏多委决谳，悉昭平允焉。境内有版荒八十余顷，不能种植，民久赔累。若曦申文大吏，照恩诏裁减昆新两县浮粮之例，请题减额，民咸感戴。他如重赏获巨盗，分俸给贫生，锄奸通商旅，有古循吏风。宰邑七载，因劳致疾。乾隆五年春正月以病暂乞假，民攀辕不得，陈情督抚题达，愿病痊补官日，仍任元和，此民之公心也。三月十一日离任。观此两人生平，先后任元和知县。依常理言之，以知县之职，不当越级纂修府志，且亦确实未闻江之炜、张若燨二人曾有《苏州府志》纂修本，故疑苏州文管会所藏（今均在苏州博物馆图书馆）“据江之炜、张若燨《苏州府志》本重修”的“〔雍正〕苏州府志”乃是二人所纂修的《元和县志》抄本。江之炜于雍正四年三月任元和知县，五年设局编修《元和县志》，乾隆五年由继任张若燨增补付刻，从时间和纂修人两个方面来看，即使要依据江之炜、张若燨两人所修的志书，也只能是《元和县志》。至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的作者“沈德潜、许治”，许治是湖北德安府云梦县人，乾隆三年举人，次年进士，乾隆二十四年知元和县。沈德潜虽是苏州人，也是乾隆四年进士。雍正年间，凭这两位尚未中举之人，而且其中一位是外地人，编修一部36卷的《苏州府志》是无法想象的，除非借助已有的成果。符合既借助江之炜、张若燨所编志书，又是沈德潜、许治主修或参与编修的志书确有一部，那就是《〔乾隆〕元和县志》，而且卷数也是36卷。因此，《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是误将《〔乾隆〕元和县志》抄本当作《〔雍正〕苏州府志》，此书准确的著录是“许治修，沈德潜纂”。江之炜、张若燨两人所修的《元和县志》乃32卷本，雍正五年始修，乾隆五年付刻，正是36卷本所据以增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