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麟德

方志即详细记载一地的地理、沿革、风俗、教育、物产、人物、名胜、古迹以及诗文、著作等，备载古今各种事物的百科全书。如兴化为楚将昭阳采邑，旧隶海陵，至杨吴置县，乃迁、固之作及《国策》《五代史》所未载，而邑乘载之。倘无邑乘，后人焉知昭阳之食采，杨吴之置县！明代隆庆首辅李春芳，《明史》虽有传，然《辞源》《辞海》至今未列李春芳条目，故未能名满天下，耳熟能详。甚至连皇皇大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均将其误载为福建兴化，可见方志不可须臾或缺。

历朝历代无不以修史纂志为要务，前人的经验之谈是：“修史之难，无出于志。”（郑樵《通志·总序》）难就难在收集资料殊为不易，资料的丰富翔实决定了方志的学术性与可信程度，编纂者还必须系载笔高手。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云：“志之重要，在于资料。整理成书，可供参考。曰志曰史，名称不拘。利在厚生，即是珍宝。”厚生者即以民为本，使人民生活充裕。故博雅君子为官一方，必先入境问俗，查询志书佳恶，久废者则倡修之。兴化陈氏五进士之一的陈以恂，康熙时宰平遥，即主修《平遥邑志》。兴邑之令，若明之胡顺华、欧阳东凤，清之张可立、梁园棣皆视修志为远大要务，不遗余力，亲执其劳。编纂邑志，功莫大焉。可以“焜耀往古，昭示来兹”，“考古今之异同，鉴世道之升降”（李清《〔康熙〕兴化县志·序》）；可以“知古、知今、知利、知弊”（梁园棣《〔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叙》）；可以充分发挥“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

就兴化而言，宋、元方志皆不存，亦未见任何记载。明高榖《题兴化邑志初稿》，诗中提及兴化地理、物产、秩官、名宦、寺观、掌故、古迹云云，可知邑志初稿之大略。“纂修承国典，编辑会民风”，“方舆稽未尽，史笔载无穷，赖尔关西裔，重来究始终”。可见高文义公曾参与其事，隐逸王均实传中也提到《高文义公志稿》。应该说，高榖编纂之《兴化邑志初稿》为发轫之作。惜乎久佚，无从得见。

嘉靖三十八年（1559）知县胡顺华主修《县志》，后称《胡志》，为现存世最早之兴化《县志》。胡字宾甫，湖广武陵进士，居兴五年，深得民心，后升南京兵部主事。胡令敦请缙绅胡时可、诸生陆西星、赣州府致仕推官潘应诏等共襄此事，参与纂修。《胡志》仿《大明一统志》体式勉成四卷，设十六门。书中有关门目记述之后，往往附以奏疏等历史文献，以示足征。人物显微兼志，其有事迹昭著于时者，必表而出之；对未盖棺者，据事直书，不妄加品评，仅于科贡类中记其官爵，此为同时期志书中鲜有之举。全志记述虽不尽周详，但于明代中期之前兴化基本状况，保存了不少宝贵的历史资料，可以说粗具轮廓，然冗、缺、讹、失在所难免。盖因胡顺华守兴时，倭寇猖獗，疲于巡城、御贼、筑垣，仓促成书，约五万字，内容过简，以致“碌落错陈”（欧阳东凤《〔万历〕兴化县新志·序》），亟待修订。故三十年后，欧阳东凤编出《新志》，以示在《胡志》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耳。

兴化虽为蕞尔小邑，僻处淮海一隅，然人文不乏，文苑昌隆。有明一代，竟出三宰辅：历永、洪、宣、正、景“五朝元老”高穀，“状元宰相”、隆庆首辅李春芳，崇祯季年次辅吴甡。岂止宰辅显宦，文苑巨擘也应运而生。施耐庵、宗臣、陆西星、李清、李鱓、郑板桥、刘熙载等。联翩而至，璀璨夺目，熠熠生辉。至于贤令茂宰，造福水乡，自宋而迄明清，代不乏人。且不必说宋代先忧后乐的范文正公，也不必说元代继修捍海堰的詹士龙，单说明清两代的胡顺华、欧阳东凤、刘士璟、张可立、魏源、梁园棣就璨然可观矣。再加上邑乘纂修者不乏学苑泰斗，一代宗师，因而琳琅满目，蔚为大观，为后人留下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不可口传，必凭诸史。”（韩愈《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窃以为，来兴从政者，不妨于悬鱼、瘗鹿之暇，从中吸取爱民惠政的经验。学者论文，可目之为信史而以为据。市史志档案办为弘扬兴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彰显文化兴化的魅力，特点校并注释《嘉靖兴化县志》，历时三载，五易其稿，其力也勉，其功也钜，付梓在迩，略陈片言，弁诸卷首，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