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翔

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以下简称总路线)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深刻的制度变革和利益调整的过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农民来说是全新的事物，农民对改造的利益得失并不明确，这与中国共产党此前开展的“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改完全不同。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如何让思想保守的农民认识、接受、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后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巨大的挑战。

有效的宣传和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决策落实上最为重要的法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形势，继承战争年代宣传动员的传统，不断完善宣传体系，宣传动员向基层覆盖。同时，通过识字班等多种形式，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对国家政策的理解水平。不过，简单的政治动员和思想宣传，对于乡土社会来讲，始终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用农民所能理解的话语和逻辑进行宣讲与解读，特别注意选择适合于乡土社会的传播方式，将国家的动员和宣传转换为乡土社会的传播，就成为必须的选择。如此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由谁来承担和完成？“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页。进一步讲，总路线的宣传也是打破乡土社会的乡土意识，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党的总路线和党在农村的一切政策的正确贯彻，与总路线相伴相随的国家认同建构，都离不开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和广大乡村干部。

本文聚焦于乡村干部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将国家的政治宣传、政治动员转化为乡土社会的人际传播，促进农民的国家认同的方法和途径，分析其特点和意义。

一、过渡时期乡村干部的状况和特点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便着手运用国家政权力量改造乡村社会。经过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到1952年，各地在农民协会和农民代表会议基础上，召开了乡村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乡村人民政府，在农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政权。这一时期的农村基层政权设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继续巩固区、村两级政府体制；另一类是东南、西南等新解放区用区公所、乡政府体制代替国民党的区公所、乡公所以及保甲制，建立新的乡政权。至此，行政村取代村落家庭成为农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体，国家和中共权力触角延伸到基层乡村社会。

中共非常重视乡村干部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宣传动员的作用。如华北局和各地党委不仅选派大批干部到工厂、农村去宣传，而且训练了基层宣传骨干，并依靠这批力量把运动推向全国。这种骨干在河北省训练了170多万人，在山西省训练了约100万人，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共训练了3万人。*《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专门会议进一步部署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人民日报》1954年2月27日第1版。

统观建国初期的乡村干部，有如下特点：

第一，是社会大变动时期新生成的乡村社会精英，政治思想觉悟较高，但思想状况较为复杂。乡村干部的主要构成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中共党员和建国初三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农村积极分子，以及刚出学校的青年学生，此外，还包括一部分可留用的旧政权遗留人员。这些人通过社会大变革，取代了过去农村的地主乡绅，是新的乡村社会精英。他们能够成为乡村精英，主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带来的社会大变革，这使得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支持度。如《人民日报》报道的模范乡村干部、辽西北镇县李屯村党支部书记兼副村长佟玉兰，出身贫雇农，受过地主的压迫，吃过旧社会的苦；新政权建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翻了身，当家作主了；她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关心农民疾苦，带领周围干部一同进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立场坚定，思想正确，带领广大贫苦农民走向美好的新社会。*《模范干部佟玉兰》，《人民日报》1953年5月31日第3版。不过，乡村干部的来源构成比较复杂，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甚至达不到小学程度，许多村庄找不出一个能记账的会计人员*陈大斌：《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2页。，政治思想状况也呈现复杂态势。这些特点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在农村的传播有比较大的影响。

第二，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具有中介地位，地位特殊且重要。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乡村精英——乡绅具有连接国家和乡村基层的中介作用。晚清和民国时期，传统的乡绅一部分移居城市，不再是乡村精英；一部分“劣绅化”，成为所谓的赢利型经纪，利用自己的独特地位，在国家和农民两头捞取利益；一部分走向革命，试图彻底改造传统社会。总的来说，乡绅不再具有连接国家和乡土社会的功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重构农村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任务，新的乡村精英——乡村干部群体——应运而生，他们同样要担负起连接国家和乡村基础社会的功能。一方面，他们要代表执政党和国家，将国家意志和政策在乡村落实；另一方面，他们要代表乡村基层群众，将乡村的情况如实向上级反映。

第三，具有劳动者和小私有者的双重属性，经济状况总体不佳。乡村干部构成以贫雇农为主，虽然这些贫雇农出身的乡村干部，在土改中表现出较高的政治热情和坚定的革命性，但是土改后的中国农民和乡村干部，处在长期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下，养成了小私有、小生产者的狭隘自私思想。土改后，这种思想有所抬头。比如，建国初期出现了所谓“李四喜思想”，主要是指土地改革完成后乡村干部出现的一种松气麻痹思想。李四喜是一个贫苦农民，在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表现得很勇敢积极，被培养提拔成为乡干部，但到土地改革完成后，分得了土地、房屋和胜利果实，娶了亲，生了儿子，便错误地认为敌人已经打倒了，“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他把土地改革的完成看成革命事业的完结，于是不愿再做工作，不愿再为群众服务，要求回家“埋头生产”、“发家致富”。“许多乡村干部要‘请长假’，辞职不干，有的甚至不经过上级批准，就卷起被窝自己走了。乡村工作没有人管。”*龙牧：《介绍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9月26日第3版。这就是典型的李四喜思想。有些乡村干部甚至有资本主义思想和剥削行为，“据安徽宿县地委反映，灵璧县一个区三十六个乡干部中即有十八个准备在普选中落选以便回家发财；安庆地委乡村干部中有资本主义剥削行为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这一估计可能太高了)；六安地委乡村干部中剥削行为的占百分之十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5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不过，绝大部分乡村干部都处于半脱产状态，村组干部甚至没有任何形式的薪酬，生活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生产，部分乡村干部的家庭生活和生产存在困难。如《新湖南报》报道的衡阳县墨江乡主席胡际发，全家四口人分了7亩田，靠他一人劳动。7月间，田里干了，自己却在区里开了7天会，结果家里的庄稼旱死了一大半。有一次家里没有饭吃，他母亲拿着锅子到乡政府，找他要米下锅，他没有办法急得哭了起来。*刘河：《衡阳县墨江乡干部思想情况调查》，《新湖南报》1951年9月11日第2版。

第四，乡村干部自身和工作环境都处在剧烈变化之中。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农村，基本上仍然属于传统的宗法社会。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利用政权力量对宗法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社会处在复杂的转型和剧烈的变化之中。乡村干部绝大部分属于宗法社会的底层力量，他们本身是宗法社会的产物，现在却担负着消灭宗法社会的任务，自身也在剧烈变化。作为分到田地的农民，乡村干部也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他们必须服从改造的要求，还要想办法让农民适应和服从改造。

乡村干部的这些特征，给总路线在农村的传播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总路线在广大农村的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二、乡村干部传播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和形式

总路线由一系列具体的政策组成，背后包含复杂的社会政治理论。乡村干部本身文化素质不高，他们对总路线的理解也具有难度。为此，中央要求首先对乡村党员干部开展总路线的教育培训。1953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区乡干部彻底懂得总路线》的社论。社论指出，各地召开区乡干部会议和党员会议，组织基层干部和党员学习总路线，并布置购粮工作、合作互助工作及其他冬季生产工作，收到很大的效果。在总路线提出以后的几个月中，湖南省8万多区、乡干部在学习国家总路线中受到了很大鼓舞，都决心要领导好农村工作，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在很短的时间内湖北省就已有25万干部参加总路线的学习，有的地区已通过这些干部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四川省除少数民族地区与个别边远地区外，全省有130多个县的20多万区、乡、村干部学习了总路线。*《教育区乡干部彻底懂得总路线》，《人民日报》1954年1月7日第1版。1953年11月11日，松江县召开1300余人的乡村干部大会，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亲自到会作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报告，会后由县委有计划地领导干部进行了座谈，并引导他们就报告的内容逐段讨论，乡村干部对总路线和总任务都有了一个轮廓的认识。*《中共江苏松江县委采取各种有效方式 向基层干部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人民日报》1953年11月30日第3版。经过学习的干部，政治觉悟和工作积极性都普遍提高，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前途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

对广大农民群众来讲，理解总路线包含的政策难度更大，空泛地宣传说教不会激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更需要的是乡村干部的解读和口语化的宣传。这些因素决定了乡村干部对总路线的宣传，必须围绕具体的农村政策开展，为政策落实服务。

(一)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粮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粮食问题对于中共新生政权来说性命攸关。它不仅关系到城市稳固、人心安定、生产恢复、巩固国防、保证经济建设等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最大多数人口，即中国农民和共产党各级政权的关系问题。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指出，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既是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须采取的重要一环，也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决议》要求“必须动员全党的力量，向广大人民，主要是向农民进行充分的工作，才能完成这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决议》认为，实现这个政策的关键在于教育党员和教育农民，首先是向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讲通道理，然后通过他们去向所有农民讲清道理，必须使他们懂得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1页。为此，中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包括：什么是总路线；实行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要统购粮食；为了统购粮食发展建设，农民的任务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611—617页。。

统购统销工作是关系到每一个城乡人民群众，特别是关系到每个农民的大事，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如果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那么粮食就是农民的生命。要做通农民的思想，难度可想而知。多数干部苦于“没理由说服农民”、“找不到国家与农民间的共同利益之点”，因而表现得很为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4册，前揭书，第163页。尽管统购统销政策提出之初，一些干部对此有抵触情绪和错误认识，然而经过总路线的学习，乡村干部对总路线的认识提高了，并能从党的总路线出发，认识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意义。在随后开展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中，乡村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起到显著效果。

一是结合总路线总任务，宣传收购粮食的目的意义。针对广大农民群众，开展总路线和统购统销政策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使农民明白把余粮卖给国家，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应尽责任。如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社长李顺达，积极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总路线，并带头出售余粮。李顺达在参加中共平顺县委召开的扩大干部会议，并听取县委负责同志关于总路线的传达报告后，回忆起自己村庄的农民组织起来摆脱穷困逐渐富裕的经过，以及1952年赴苏联参观看到苏联集体农民的幸福生活，认识到总路线的重要意义。会后，他积极宣传总路线。在县、区、乡、村各级干部党员会议上，李顺达作了七次关于苏联集体农民生产生活情况的报告。12月10日，又在山西人民广播电台作了“我是怎样走互助合作道路由穷变富的”演讲录音，向全省农民广播。他还深入本村各户，帮助农民了解总路线的意义。李顺达由于认识到国家工业化对农民的好处，积极把全部余粮1300斤出售给国家。李顺达的爱国行动感动了许多农民。原来打算只出售800斤粮食的社员张小变，又多出售了700斤。全社48户原计划出售余粮9000斤，以后增加到1.4万多斤；全乡也由4.5万斤增加到5.5万斤。*《李顺达积极宣传总路线并带头出卖余粮》，《人民日报》1953年12月20日第1版。

二是宣传统购统销的意义和应掌握的政策标准、工作方法。上海市江湾区脱产干部通过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深刻认识到统购统销的重要意义和应掌握的政策标准、工作方法。受过培养的骨干积极分子，分别在乡干部扩大会、选区群众会、青年会、妇女会上带头表示搞好生产和自报卖粮数字，以实例教育群众，使基层干部和群众提高认识，逐步打消顾虑，纷纷在小组自报卖粮。宝山县第五选区沈炳炳妻说：“我一向不到乡里开会的，不懂哈，通过大会，晓得了道理，把存了三年的116斤小麦，卖给国家。”*宝山县委：《关于进行粮食统购工作的情况》(1954年6月13日)，宝山区档案馆藏档:1-6-005-020。江湾区第一选区党员陈金祥、陈龙根，妇女干部孙桂仙等，在收购粮食过程中，积极向群众宣传教育，动员开会，打通思想，帮助群众挑粮，推动了群众卖粮，使该选区卖出粮食28担，超额完成任务。*上海市江湾区委：《屮共上海市江湾区委员会关于统购统销第一步工作的情况报告》(1954年1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A71-2-346-1。

三是运用群众语言宣传统购统销政策。运用群众语言宣传政策，是乡村干部的优势所在。山东省莘县五区刘营村干部武法科运用群众语言，积极宣传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教育群众，使农民群众从切身体验中逐步提高认识，增强认同。武法科在宣传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领着开组会。在会上，他对中农马丙源说：“这些日子区上工作组和咱乡党总支，在咱村传达总路线，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政策，还领着翻来覆去的讨论，你明白了吧？”马丙源低着头没精打采的说：“明白啦！”看开会的人有些自满情绪，他接着说：“这些日子，咱村里，不论是白天黑夜，干着活，吃着饭，都讲咕社会主义咋的好，拖拉机咋着好，你们说说，拖拉机是从哪里来的？”听完农民群众的回答后，他用村民熟悉的语言解释说：“可以说拖拉机是工人老大哥在工厂里和咱们大家伙在地里，一块干，才造出来的。咱离了工人老大哥一天也不能过。前几天开会，不是已经讨论过了吗？咱穿的细布，点的灯油，还有锅，碗、铲子、刀，耕地用的犁、鈀、锨……哪一样不是工人老大哥造的。咱们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能干活，就不能吃饭。可是工人老大哥离了咱们也不行哪！工人老大哥在工厂里，干活得吃饭。这就要我们大伙努力生产、多打粮食去支援。所以只要工人老大哥和咱们大家伙，并起膀子，合起来干，才能造出拖拉机，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宋增、敏记：《武法科怎样宣传总路线》，山东：山东人出版社，1954年，第28—30页。

武法科在会上还讲了自己从县里开会回来，怎样打通他老婆的思想、把外甥小三的思想顾虑解除了等。经过他的宣传教育，刘营村的农民群众对总路线和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政策有了正确认识。马丙源的老母亲说：“你说的真对！真好！净些是实在话，实在事。叫你说的我心里光想着快点卖余粮啦！回家再打算打算，多卖点。”武更申说：“以前我想错了，顾虑这，顾虑那的，这会思想可通啦！我一定参加俺三爷武法科的互助组，再把余粮卖给国家……”高玉珍说：“我缺三个月的粮食，我打算要多用代食品，节约粮食。我还要使劲生产，好使明年多打粮食，卖给国家，建设工厂，社会主义好早到来。”*宋增、敏记：《武法科怎样宣传总路线》，前揭书，第39页。农民群众觉得“眼睛亮了”、“心里有底了”、“以后的事情更好办了”，就会积极拥护国家的购粮政策，踊跃把粮食卖给国家，生产积极性也空前高涨，纷纷参加互助合作运动，准备扩大农业生产。

(二)大力宣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农业合作化在总路线中占据核心地位。1953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1页。他特别强调“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要遇到的困难，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毛泽东文集》第6卷，前揭书，第425页。。

农业合作化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作为土里刨食的务实主义者，农民对关系到生存的利益最为关注，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业合作化直接处理的就是土地，如何说服农民加入合作社，改变土地所有制，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大挑战。1953年12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党的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方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4册，前揭书，第443—444页。乡村干部的宣传和带头作用，在其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是联系社员生活实际，通过纵向横向对比开展宣传。如白城县岭下村支部书记纪凤志运用本村鲜活的事例向农民宣传新旧道路的不同，以及走农业合作化的好处。他说：“土地改革时，咱村有五十六匹马，现在有一百二十四匹；原来有四十只羊，现在有二百六十一只。那时候，都是临时互助组，现在有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常年互助组、一个季节性互助组。土地改革以前，本村每年才打一千多石粮，今年全村打粮二千九百多石。这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大家走新道路的结果。今后咱们要照毛主席指示的总路线去走，将来的光景就能更好。咱村贫农马长秀相信党的话，土地改革后就参加互助组，现在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由缺吃少穿，变成日子一年比一年好；农民张凤臣不相信党的话，不参加互助合作组织，跑到城市里想找轻巧活干，结果卖了房子、地，卖了马，还欠人家的债，他现在也后悔了。”*骆子程：《关键在于深入向农民进行总路线教育——白城县岭下村收购粮食工作的经验》，《人民日报》1953年12月19日第2版。有的区对比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与单干的生产，对比供销合作与私商，又以信贷合作对比高利贷，使干部树立了走向合作化的坚定意志。江苏省松江县城西区互助组长张德芳说：“过去只晓得互助组好，产量高，但不知道为什么好，以后领导互助组有方向了。”*《江苏省松江县各区召开联乡会议 教育农村积极分子认清两条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2月13日第3版。

二是用农民易懂的道理和方法打通农民的思想。农业合作化提出之后，部分农民群众误认为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吃大锅饭”、“集体吃饭集体睡觉”*《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人民日报》1953年11月9日第1版。。要引导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转变，必须首先解决个体农民的思想问题，必须面对和回答为什么要改造小农经济、为什么要搞农业合作化等基本问题。乡村干部通过算账的方式，向农民分析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落后性：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土地是分成小块经营的，农具还是古老的，耕耘靠人力和畜力，无力采用农业机器和新的耕作制度，收获量低，不能很快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产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4册，前揭书，第511页。如中共西安县管家村支部领导农民算了几笔账，启发他们懂得“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的道理，使很多农民深深体会到互助组胜过单干、农业生产合作社比互助组还强。管家村的农民认清这些事实以后，都表示一定把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今后要打更多的粮食支援工业建设。*骆子程：《关键在于深入向农民进行总路线教育——白城县岭下村收购粮食工作的经验》，《人民日报》1953年12月19日第2版。再如，前文提及的村干部武法科教育群众时说：“一家一户的进行生产，没个好，笨犁笨耙的，今年一百斤，明年还是百十斤，国家工业化不能支援，生活也不能改善。今年盼明年好，明年还是个破棉袄。再说，咱更不能去当富农地主，走一家发财，千家遭殃的那条旧路，看看现在，咱组织互助组就得了这么大好处，要是成起社来，那好处就更大啦！”*宋增、敏记：《武法科怎样宣传总路线》，前揭书，第6页。在宣传小农经济对天灾人祸无力抵抗、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是必由之路的时候，用农民群众明白易懂的语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比如，“小农经济像三月桃花满树红，风吹雨打影无踪。合作社像苍松，一年四季青葱葱”；“看鸭船联合起来，过长江也不怕了”*《江苏省松江县各区召开联乡会议 教育农村积极分子认清两条道路》，《人民日报》1953月12月13日，第3版。；小农经济经不起天灾人祸，“三场病，一场空”；小农经济是一条穷根，“穷根不拔，一定要发芽！”*《启发农民自己教育自己》，《人民日报》1953年12月30日第1版。这些比方形象生动，浅显易懂，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使农民群众认清了小农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孰优孰劣。

三是利用农民群众的接受心理开展宣传。一方面，利用农民讲求实际的心理开展宣传。乡村干部通过本村互助合作组织多打粮食的实际事例，宣传农业合作化的好处。在宣传中，乡村干部指出几年来农民对国家的光荣贡献，指出国家工业化时期农业的重要性和光明前途，适当批评了少数农民不安心农业生产的思想，坚定了农民搞好互助合作的信心与决心。在全村爱国日群众大会上，单干农民黄广顺说：“我家三个劳动力，今年种六垧地，一马一驴，想跟农业生产合作社赛赛。夏锄时，我脚打后脑勺子忙。到秋后我一算，农业生产合作社内的人干一天挣一斗三升粮，一个劳动力净分十八、九石粮；我们爷儿三个才打二十九石九，除去公粮、马料、每个劳动力才匀七石多粮。社员王殿珍一个劳动力，没有马，病了一个多月，还净分十七石粮。我算佩服合作社，它的确比单干强！”*骆子程：《关键在于深入向农民进行总路线教育——白城县岭下村收购粮食工作的经验》，《人民日报》1953年12月19日第2版。另一方面，利用农民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崇拜心理开展宣传。白城县岭下村支部书记纪凤志，不仅联系本村活人活事通俗地宣传总路线，而且把总路线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与毛泽东结合一起，跟农民讲搞合作社是毛主席要求的。许多农民说：生活在新中国，你就放心干吧，跟共产党和毛主席走没错。*骆子程：《关键在于深入向农民进行总路线教育——白城县岭下村收购粮食工作的经验》，《人民日报》1953年12月19日第2版。

(三)积极宣传国家工业化

总路线的基本内涵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一化”是作为世界人口大国重新自立于东方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三改”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体制保障。总路线宣传提纲强调：“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04页。

在以农业为生的传统农村、在文盲半文盲为主的农民中宣传工业化，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绝大部分农民不知道工业、工厂为何物，不了解工业与农业是什么关系，甚至不懂得国家的工业化与他们自身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总的来说，在工业化的宣传上，必须向农民传播工业化的基本知识，同时，要特别讲明工业化与农民自身利益的关系，后者不可避免地成为工业化宣传中的重点和难点。

一是利用自身有限的知识，努力宣传工业化的基本知识。黑龙江白城县岭下村干部，通过国家三年来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伟大成就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远景，宣传国家工业化对农民的好处。农民听到五年后我们国家能出产很多汽车、盖起很多工厂，都异常兴奋。他们还帮助农民分析了几年来国家不断降低工业品价格和提高农产品价格带给农民的好处。如伪满时有一年，本村农民石万金的儿子娶媳妇，拉五石高粱到白城子换回一匹家机布(1.2尺宽的面子，折宽面的布25尺)，现在五石高粱能买中等青花旗细布469尺。通过这些事实，使农民认识到国家工业化对农民的好处，鼓舞了农民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的积极性。如一位老农民说：“工业就像水一样，我们农民就像鱼一样。水浅了，鱼就扑腾不开，水深了，鱼才能长大。”*骆子程：《关键在于深入向农民进行总路线教育——白城县岭下村收购粮食工作的经验》，《人民日报》1953年12月19日第2版。

二是宣传工业化不仅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也符合农民目前的利益。江苏省松江县召开座谈会，到会代表联系切身经验，讨论了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关系，进一步认识到工业和农业的密切关系。有的区委在进行工业化教育时，抓住农民体会最深、兴趣最大的事实，来说明工业化的重要性。如城西区在开沈泾塘河时曾使用戽水机，大家都反映“灌水时人不如牛，牛不及机器”。泗泾区民乐乡人民村一个五十多岁的农妇，过去年年在萝卜田里捉虫，两只手都烂了；今年用“六六六”粉治虫，消灭了虫子，产量也提高了，每亩收萝卜40担，她就感觉“六六六”粉好处最大。*《江苏省松江县各区召开联乡会议 教育农村积极分子认清两条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2月13日第3版。松江县长漊、车墩两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扩大会向干部积极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乡村干部用具体事实说明工业和农业、工人与农民的关系，使大家懂得国家为什么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双梅村姚长龙说：“有了重工业，建立了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美帝国主义碰也不敢碰我们了。”中心村王友林说：“就拿抗旱来说，有了戽水机，戽水就便当得多了。国家有了重工业，我们就可以用机器种田了。”顾锦娟说：“我们用了轧稻机，就比掼稻省力，而且一人抵得上两人用。*《松江县长漊、车墩两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扩大会向干部积极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人民日报》1953年12月12日第3版。

三是向农民讲清楚工业化与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的关系。乡村干部围绕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在农民中开展“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就要把余粮卖给国家”、“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就要走集体化道路”、“教育农民认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发展农业的重大意义”等宣传教育。湖北省武昌县龚家桥乡黄家老屋的农民代表万达英说：“要过好日子，就要有工业化；要工业化，就一定要把粮食卖给国家。”她把自己的五石余粮卖给国家，黄家老屋的人们大都把她当作好榜样。*高长任，梅先若：《万达英是卖余粮的好榜样》，《人民日报》1953年12月24日第2版。刘营村干部武法科运用回忆、对比、算账的宣传方法，细致耐心地向农民群众宣传总路线，向农民讲清楚工业化与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的关系。他说：“照着总路线生产，每亩地还能再多打粮。在过去，生产的粮食，支援前线，八年打败了日本鬼，四年推翻了蒋家朝廷。近两年，世界上的头号强盗——美国鬼，在朝鲜被志愿军打了个鼻乌眼青，龟跑龟爬，缩到三八线以南，不敢动弹，被迫停了战。往后，咱们多打粮，支援工业建设，工业发展了，军队现代化，兵强马壮。美国鬼再捣蛋，咱就打他个落花流水，叫他回老家。”“咱们多打粮，供给工人老大哥。工人老大哥，给咱们造新式步犁、双铁犁、马拉犁、农药、化学肥料。有了这些东西，咱们就能保证深耕细作，免除害虫。”*宋增、敏记：《武法科怎样宣传总路线》，前揭书，第5页。“总路线、社会主义，就是要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过幸福生活。”*宋增、敏记：《武法科怎样宣传总路线》，前揭书，第7页。武法科宣传总路线成效显著，其妻女、亲戚及刘营村的群众都深受教育，积极参加互助合作，大搞生产，踊跃卖余粮给国家。

三、乡村干部传播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特点和意义

乡村干部对总路线的传播，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作用，也因为乡村干部在总路线传播中的独特地位，使总路线在乡村的传播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一)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将政治宣传成功转化为社会传播

宣传内容选定之后，形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虽然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宣传、政治动员经验，但社会主义改造与土改等具有很大不同。对农民来讲，土改的利益得失是清楚明确的，但社会主义改造会带来的利益得失却不明确。照搬土改时期的政治宣传、政治动员已经不大可能，必须有新的方法和途径。必须将政治宣传、政治动员转化为适合乡土社会的社会传播特别是人际传播，利用乡土社会的资源，才能更有效地完成宣传动员的任务。

乡村干部为了更好地宣传总路线，采用了适合农民文化特点和理解能力的多样宣传形式。既有经常性的会议传达和组织宣传，又有依靠劳动模范的典型示范，还有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剧、展览和黑板报等，总路线宣传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特点。典型示范是常用的宣传方法，乡村干部在学习、宣传和执行总路线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如前所述，西沟村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社长李顺达和五公村农业合作社社长耿长锁，在学习、宣传和实施总路线过程中率先垂范。像李顺达、耿长锁这样来自农民群众中鲜活的典型，在农民群众中有强大的感召力，群众从他们的模范事迹中，对总路线的认知度和认同度不断提高。概言之，乡村干部以丰富多样的方式和途径，将总路线的宣传转化成较为适合乡土社会特点的社会传播，提升了宣传动员的效果。

(二)通过乡村干部意见领袖功能的发挥，有效降低了总路线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冲突和社会成本

“意见领袖是人群中那些首先或较多接触大众传媒讯息，将经过自己加工后的讯息传播给他人并影响他人意见的人。”*李元书：《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政治传播是多级传播，意见领袖在社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总路线宣传中，乡村干部具有社区意见领袖的地位和作用，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对农民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李顺达、耿长锁这样的劳模，既是乡村干部，又是社区意见领袖，他们在总路线的学习、宣传和执行中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群众也从他们的模范事迹中不断加强对总路线的认识。作为社区意见领袖，乡村干部了解当地的情况，他们能够针对不同阶层，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比如，对贫农，主要是进行“当家作主”的教育；对新中农的中下中农，主要是启发“依靠谁翻身”的教育，使其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合作化道路，才能彻底翻身；对老中农的下中农，着重启发他们懂得“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的道理。*参见陈益元：《合作化运动中的基层政权与农村社会——以1953-1957年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3期。

在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具有加工和解释信息、支配和引导受众、通过信息调整协调社会关系等重要功能，意见领袖在社区中的权威地位和意见领袖特有的人际传播作用，能够形成共识，化解社会冲突，降低社会成本。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政治传播，一方面，官方的传播渠道还很不完善，而且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很多农村地区，官方的信息还不能通过广播、报纸直接到达农民；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具有较强的乡土性，乡村干部的地位类似于传统的乡绅，他们本身就具有国家与乡土社会的中介地位，具有意见领袖的特殊功能。总的来说，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来说，我国付出的社会成本是相对较低的。虽然不能说乡村干部对总路线的解释是准确无误的，也不能说他们的传播是完美的、总路线的实施过程是一帆风顺的，但通过乡村干部社区意见领袖作用的发挥，在很多地方确实比较好地化解了改造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有效降低了总路线的实施成本。

(三)通过沟通国家与乡土社会的政治传播，进一步构建起农民的国家认同

认同是指社会成员的一种趋同、相近的心理感受，即“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自古以来，中国农民知道天地君亲师，却很少知道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缺乏对现代国家的认同。民国以来，虽然政府努力在农民中宣传国家理念，但囿于各种因素，成效并不明显。乡村干部对总路线的宣传，实际上也是国家观念的传播和国家认同的建构，这是超越具体政策的、影响更为巨大的社会传播。总路线通过具体的政策，把个体、村落和国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让农民认识到国家对自身的巨大意义和影响。可以说，乡村干部是最早建立政治性的国家认同的人群，通过乡村干部对总路线的传播，国家理念被有意无意地灌注其中，传达给农民。不管农民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国家”一词的内涵，也不管农民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土地、粮食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但通过乡村干部结合农民语言的宣传，“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就要把余粮卖给国家”、“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就要走集体化道路”、“教育农民认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发展农业的重大意义”这些概念化的语句深入人心，激发了农民对国家的认知和情感以及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义务。这种国家认同与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联系在一起，对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权威的树立和政策的推行有很大的帮助。

四、结 语

“宣传是具有明确意图的大众说服。”*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第34页。在“说服”大众的过程中，必须适应大众的特点，将其转化为平等的社会传播、人际传播，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总路线在农村的宣传动员，有一个从政治宣传到社会传播转化的过程，作为社区意见领袖的乡村干部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乡村干部作为新中国在农村的新兴社会阶层，取代了传统乡村士绅的地位，凭借对新政权的忠诚和对乡土社会的了解，通过多种形式，将农民陌生的政治宣传、政治动员转化为乡土社会的人际传播，帮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相对较小的代价获得了成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干部阶层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言行都是正确的。实际上，乡村干部阶层本身也在接受改造，他们中的一些人受自身利益的驱使以及文化水平较低的制约，作风简单粗暴，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发挥了消极的影响和作用。

从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角度讲，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宣传、实施的过程，是单干农民向集体农民过渡的过程，也是农村社会结构大变革的过程，更是一个国家认同建构建立的过程。农民从宗族身份、宗族关系中彻底解放出来，逐步建立起国家身份认同，真正成为国家的一员。而乡村干部阶层利用其国家与乡土社会特殊的中介地位，成功地将自身打造成为新社会的农村精英。他们中的佼佼者，几乎都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涌现出的模范。此后三十多年里，他们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农村，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批人才逐步退出精英的历史舞台，与之伴随的，是中国农村新的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