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明

(山东理工大学 齐文化研究院,山东 淄博 255000)

人类认知与思维密切相关，它们互相影响，互相强化，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发挥关键性作用。认知语言学这样论述认知、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感觉、直觉、概念的发展过程，就是语言从实体到功能、从直接到间接、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不断发展过程，象征着人的文化创造性的不断成长[1]102。亦或表述为：语言是人类认知的产物，又是人类认知的工具，是人对世界感知、概念化、范畴化和符号化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离不开中国传统认知研究。近年来，通过古代经典文献文本，通过文本语言——认知与思维的基本表征来探索中国传统认知的构成与特点，这种研究已经展开[2]63-75。

较之以往语言学与认知学关注抽象概念、严密逻辑及其精确表述，现代认知语言学更为关注概念、逻辑及其表述的来源与形成过程；较之以往重点关注某一门派或学派，现代语言认知更为关注普遍而基本的认知环节。选取《管子》之《幼官》与《幼官图》(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作为研究范本，原因也与此有关，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管子》文本特征的综合性。这首先是指其门派学派不确定，《管子》是诸子中较难定性的一部，其间杂有儒家、黄老、法家、兵家等诸家特色，后人或归于黄老道家，或归于法家，亦或归于杂家，不一而论；其次是指其语体特点不鲜明，杂揉诗歌体、寓言体、政论体、兵书体等多种风格。二是《幼官》与《幼官图》内容的复杂性。《幼官》与《幼官图》两篇内容相仿，后者多被理解为读图顺序的说明；篇中三十时节疑为当时历法记录，为后代二十四节气之先声；政教与兵刑分附五方十图，内容繁复却条理，引发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历法、文化思想等方面深入探讨①可参阅：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撰《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9-190页；胡家聪：《〈管子·幼官篇〉新考——兼论〈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年代》，《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李曦：《就管仲遗著问题与胡家聪先生商榷》，《管子学刊》1988年第1期；李零：《〈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再谈〈玄宫〉和〈玄宫图〉》，《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白奚著《稷下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39页；井上聪著《先秦阴阳五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张固也：《论〈管子·幼官〉和〈幼官图〉》，《齐鲁文化研究》2004年(总第三辑)；池万兴：《〈管子〉中的〈兵法〉〈幼官〉等篇关系考》，《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张富祥：《〈管子〉书中的“幼官”和有关节气问题》，《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刘宁：《由上古历法推考〈管子〉之〈幼官〉与〈幼官图〉原貌》，《管子学刊》2013年第3期。。

以此来看，与那些经过长期的、系统加工的某门某派语言及表述相比，《管子》性质之不确定，内容之繁杂，语言表述之朴质，说明其尚且留有自然加工的原始痕迹，应该更贴近特定时期的基本认知与普遍认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幼官》与《幼官图》采用图示阐述，诸项内容分附，涉猎众多，却类别明晰，反映出中国传统认知，尤其是先秦时期认知的取向与特色。通过字词章句这些语言基本构成要素来分析传统认知中感知、理解、评价等系列环节的特色，并由此观察传统认知与文化特征的关系，是一项有益的探索。

一、认知途径与方式

通过经典文献的文本语言来探讨中国传统认知方式与特点，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选取认知过程中概念命名、范畴划分、推理发展等基本环节来展开，是最基础的着眼点。

(一)感觉认知与经验认知

这里分析《幼官》篇事物观察与概念命名方式，是认知的初期，是起点。

第一，以30时节命名来考察其感觉认知。30时节，春季8个，夏季7个，秋季8个，冬季7个。其中，16个为人体冷暖感觉与天气情况，来自于感觉认知中的触觉与视觉，不涉及听觉、嗅觉与味觉：地气发，天气下，义气至，清明，绝气下，中绝，大暑，中暑，小暑终，期风至，白露下，始寒，中寒，寒至，大寒，大寒终。另有8卯：小卯2，始卯2，中卯2，下卯2。卯或释为计数，或释为“卵”。前者亦为感觉认知，后者为经验认知，指出这个时节应该有的孕育之事。其余6个：小郢，中郢，小榆，中榆，复理，始节。郢，或释为盈，即庄稼过时饱满之意。榆，或释为缩，意指冬季退守归静。均为日常生产生活经验。

第二，以涉及事项分析其经验认知。与时节相关动词比较简单，有：“上”“下”“至””始”“终”五种。与30时节相配之人事，分为三类：一是日常生活，二是农耕生产，三是社会管理。其中，日常生活为：修门闾，合男女，静，之阴；农耕生产为：出耕、收聚、大收；社会管理为：戒春事，赐与，发禁，尽善，德，下爵赏，戒秋事，薄百爵，赋事，尽刑。三类皆出自经验认知。日常生活、农耕生产与时节紧密关联；社会管理亦与农业生产联系密切，要么本身就是农业生产措施，要么就是目的在于顺利进行农业生产，比如戒律、祭祀、赏罚，等等；这些社会管理措施及其功效相对单一，主要是赏与罚。

第三，从自然与社会的构成来分析。自然世界构成单位涉及到“色”“味”“声”“气”“水”“火”。社会构成单位则以职务、职业分类，以职务、级别划分为主。如：中方本图“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职，卿相之守也。七官饰胜备威，将军之守也。六纪审密，贤人之守也。五纪不解，庶人之守也”，以“人主—卿相—将军—贤人—庶人”分类；东方副图“四机不明，不过九日，而游兵惊军。障塞不审，不过八日，而外贼得闲。由守不慎，不过七日，而内有谗谋。诡禁不修，不过六日，而窃盗者起”，以“兵—军—贼—谗谋—窃盗者”分类；北方副图“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则民人从。立为六千里之侯，则大人从。使国君得其治，则人君从会。请命于天地，知气和，则生物从”，以“民(民人)—大人—人君—生物”与“六千里之侯—国君—天地”分类。

(二)类群认知

这里分析《幼官》篇信息分类与类别范畴内提取特征的能力，或称为范畴化能力，是认知的深入。以类群划分情况来说明其对于类群特征的把握。

全年分为30类，即30时节，12天为1时节。12天之物候与农时相同，30时节则各不相同。30与12是此类别数量之极限。当然，实际分类尚未达到如此细致，每一季最后3时节是“三卯同事”“三暑同事”“三寒同事”，在人事、农事与社会管理方面已做简单化处理。较大数字为“百”和“千”。“百”两种用法：一为虚数，见于“百姓”“百工”“百爵”，极言其多；二为实数，见于租赋收取规定“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非类群数。“千”为实数，见于“一千里”“二千里”“三千里”，亦非类群数。

二分法最为常见。篇中充斥二分辩证分析，如虚实、动静、生死、赏罚、本末、同异、上下、外内、治乱、尊卑、富贫、盛衰、安危、强弱、存亡、名实、成败、慈勇、愚智、拙巧、臧否、贵贱、男女、寒暑、厚薄、阴阳、将士、周私、始卒、行止、君民、缓急、天地、先后、功害、取与等。三分法亦常用。如30时节以“大”“中”“小”与“始”“中”“终”作为性质描述与限定。五分法亦常用。比如君子日常生活所及与相应自然物质内容则取五分法。方位分“中东南西北”5方，服色分“黄青赤白黑”5色，品味分“甘酸苦辛咸”5味，听音分“宫角羽商徵”5声，治气分“和燥阴湿阳”5类，用火分“倮兽”“羽兽”“毛兽”“介虫”“鳞兽”5种，等等。社会管理与政令所出，亦取五分法，将其归为“中”与“春夏秋冬”5类来阐述。九分法亦常用。政令分文武两类，之下则有“九举”“数九”“九会”，“胜之”下有9项内容，“胜”下有12项内容。

类群划分已经出现对于“中”“和”的尊崇。如方位与季节本为四分法，但是“东西南北”四方与“春夏秋冬”四季皆加“中”；治气亦在“燥阴湿阳”上加“和气”。类群表述“自上而下”特点鲜明。社会管理与政令所出，皆以社会上层阶层或上层阶层附庸(如谋士谋臣)角色定位，比如上文所讲的社会构成，从“人主”“卿相”“将军”“贤人”“庶人”分论；又如军事举措，多为军队调遣与作战计策；诸侯会盟，亦为颁发政令政务。

从类群数量来看，篇中最大类别数为30，即30时节(后减为24时节)，多数类别数为5；政论兵论内容多在5至9项间，最大类别数为12。《幼官》篇中反映出的这种类群认知，分类简洁笼统，提取类群范畴特征时多关注群体大类特征，极少关注低数量群体或个体个别。总体来看，自然认知类群数量低于社会认知类群数量。自然认知中，“中”“和”认知已鲜明，并已辐射到社会认知(亦或反之)；社会认知中，以官职区分阶层上下尊卑已成主流。

(三)比附认知

这里分析的比附认知，或曰类比推理，是一种由对旧信息联想加工而产生新认知的能力，是由已知到未知的途径，是认知的创造性发展。在文本中表现为低端认知内容到高端认知内容，或者起始内容到重点内容，其间所运用的语言阐述方式或过程。

首先从结构脉络来考察论述内容的深化与演变。以西方本图内容为例，说明其比附认知。这段内容脉络为：以四季统摄30时节，这段是秋季8个时节；以8个时节分类统摄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以四季分类，分附不同服色、饮水、用火等日常生活与社会政令。即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紧密联结，甚至自然现象分类代替社会现象最基础分类，以社会现象比附自然现象，但是认知的重点是社会现象，而非自然现象。

之后从表述方法与词语选用来考察。中方本图“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西方副图“畜之以道，养之以德”，把社会管理措施表述为“通”“畜”“亲”“养”。这些词语来自于日常生活的抚育圈养。东方本图“强国为圈，弱国为属”，“强国”与“弱国”的政治外交关系用亲戚关系来表述。论述季节时令用社会管理词汇，比如“政”：“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阉”，“夏行春政风，行冬政落，重则雨雹，行秋政水”，“秋行夏政叶，行春政华，行冬政秏”，“冬行秋政雾，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自然气候与时令变化，用“行政”来表述，宛若人类社会。

如此一来，呈现出来的就是：《幼官》篇从天文历法到物候变化，从自然现象到农业生产，从农业生产到社会管理，从生育男女到政治统一与帝事以成，一脉相承，无需任何过渡与承接。甚至，一张只是基于方位描述的《幼官图》，便可分类添加时节、政令、兵刑等各类内容，通过这种论述方法与语言表述，不同内容之间和谐统一，浑然天成。

众所周知，虽然表述具体内容或为农，或为医，或为政，有所不同，但是《幼官》篇的认知途径与方式，不是孤证，而是广泛出现在《管子》及其他中国传统经典文本语言中。因此，借由语言构成基本要素进一步分析认知特性及其对于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可行之路。

二、自然认知与民生文化

(一)认知的自然特性

认知的自然特性是指认知起点——感知方面的特色，是自然特性，而不是对自然界的认知。表现为两点。

一是感觉认知的基础性。认知是源于感觉认知与经验认知的，概念化与范畴化是必要途径，这是认知起点，有内容、阶段与层次等诸方面差别。《幼官》篇的感觉认知，来自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官认知，侧重于冷暖、饥饱、安危等基本生活状态体验及基础性需求，极具普遍性，较少涉及个性化体验与需求。对于喜怒哀乐中个性化与极端化色彩强烈的心理感知大多回避或忽略，缺乏对于玄妙、疯狂、怪诞、恐惧等心理需求与表述。即便谈论到“君”在国家层面的胜败、存亡(生死)这一重要内容，心理体验仍然相对单一，述之甚少。

二是经验认知的直接性。《幼官》篇的经验认知侧重日常生活与生产，可以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直接获得与使用，实用性极强，依附性亦极强，受限于当时农耕文明环境与条件。《幼官》篇高端认知在于社会治理，亦为农耕社会之社会治理，以农业社会与宗法伦理为核心(称之为“本”)。与之相比，对于其它社会生活领域，如渔猎、商贾等，亦有所观照，但是将其作为辅助内容(称之为“末”)。对于脱离日常生活生产的哲学、思想的探究与深研，更是少之又少。当然，这与《幼官》篇的政教特色有关。

这种认知特性在中药命名中也有表现。中药命名根据产地环境、形色味、生长特性、炮制方法、作用效果等命名[3]355，与现代西药以药物成分命名截然不同。有学者称这种认知为“自然认知”，总结它的两个特征：一，所依仗的基本上就是自身所具备的感官器官和肢体，因而所形成的知觉和行动的知识与自然或社会环境的关系是直接的；二，知识是运用自身所具备的自然媒介，特别是自然语言来表征和推理的[4]9-10。这两个特征，一个是说感知领域的基本性与日常性，没有脱离生存、饥饱、冷暖等基础层面；另一个是说其感知手段与表述语言的单一与直接，即便使用图表公式，也与现代科学意义的研究手段大相径庭，不具备独立高效的认知功能，而仅仅是传统文本语言的附属，为基础感知服务。这里讲的图表公式等研究手段，亦有别于《周易》《老子》《论语》中所表述的“象”的观念，后者常被视为沟通天地人的中介、统摄文化信息的符号载体[5]181。从这个角度说，当时认知水平下，文字语言载体是主要的、高效的、足可依赖的，《幼官图》其实是可以没有图的，或者说是不需要图的，如若有图，也跑不出传统方位图、星宿图、建筑图及方术图等图类。

(二)文化的民生传统

自然认知源于与人类生活直接关联的自然与现实，重视直观感觉与普遍经验，重视日常生产生活应用，认知目标与结果或称为经验常识，以别于科学知识[6]13-14。这种认知源于民生，用于民生，认知领域始终紧紧围绕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具有直接、切身、具体等特征，必然带来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产物。

一方面，民生文化涉及广泛的民生内容。首先是生命文化，包括生育文化、养老文化、医疗卫生文化、丧葬文化；其次是劳动文化，如农业劳动中的24节气(《幼官》篇为30时节)与耕作技能、手工业劳动中的技术、天文历法的精确计算等；还有吃、穿、住、行等物质生活文化，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居住文化、交通文化等；还有社会生活文化，如婚恋文化、节庆文化、文体娱乐文化等。在这些领域，中国传统文化均有不俗表现，古代四大发明是杰出代表：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另一方面，距离民生较远甚至脱离民生的领域，则不可能成为自然认知的观照焦点，尤其是产生于知识水平低下的农耕文明时期的自然认知，其盲点领域尤为广泛突出。

毋庸讳言，与自然认知方式关系密切的民生传统，与民本文化有直接关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一方面是类似火药和印刷术这些蕴藏着巨大潜能的发明，被压制于技术技巧层面；另一方面是与衣食健康密切相关的文化领域发展至极致。当然，即便是后者，其利弊还是应辩证看待。比如，饮食文化标志着中国人的饮食从果腹求生上升到精神享受，也是重要的礼仪文化和交际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受历史传统固有影响，传统饮食文化有着不少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不协调甚至格格不入之处，如精工细作费工耗时，饮食方式与饮食文化造成大量食物损耗与浪费，甚至还存在健康隐患等[7]87-91。认知的自然特性，在民生层面游刃有余的同时，对于高级认知有无掣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感悟认知与审美文化

(一)认知的感悟特性

认知的感悟特性是指认知方式或认知理解方面的特征，表现为两点。

一是比附推理重“同”重“似”。《幼官》篇的推理与表述，多源于感觉与经验范畴内相似性的观察、归纳与系联，必须通过日常生活表象来聚焦，然后主要通过形象思维对相似性做辐射状发散，大环套小环，环环相套，而非抽象思维的环环相扣。或称此为“取象比类”，是认知发展的基本途径，经常出现在认知发展初级阶段，经由感觉和经验发展至知觉，在此基础上，或通过抽象判断、逻辑分析等理性认知发展到高级认知，或继续以此方式为主，发展到高级认知。《幼官》篇的认知无疑更倾向于后者：从天地、动植物到人，从自然到社会，从农业到工商，从文到武，由小到大，由此及彼，任何领域的已知与未知均可通过其相似性进行关联，现象与本质均可抽取其相似性特征，进行层次划分与性质判断。即便是高级的抽象的问题，亦可以通过基础的、具象的故事、比喻、例子来分析和表述。

二是范畴划分重“大”重“多”。上文已提到，《幼官》篇多用二分法、三分法与五分法，亦见九分法，十分法、十二分法与三十分法则较少，不见更大类群数字。层级划分相对简洁，类别划分相对粗疏。这种认知带有大类群特征，着眼于“多数”群体，毋须关注到细微与极致，毋须关注“少数”与“个别”。即便出现对于“少数”与“个别”关照，亦是将其作为特殊群体，仍然无法彻底摆脱大类群特征。比如，《幼官》篇涉及到吃穿用度，乃是对于“君”这一特定少数阶层的限定性描述，亦只分为“东西南北中”与“春夏秋冬中”五大类群，而且比附于“方位”与“四季”范畴中。

这种认知特性在传统物理学研究中也有表现。比如，认为事物之间存在着以“气”为中介的感应作用，事物的运动变化是由它们之间的感应引起的，用感应观念解释乐器共鸣、钻燧取火以及电磁吸引等现象。这些理解多以想象、类比、猜测、思辨的方式形成，在当时认知条件下，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对于科学认识活动具有一定的启发性[8]61-64，但与现代具有微观、分析、还原特性的科学研究有天壤之别，反映出古人重直觉、体验、感悟思辩的认知习惯。亦有学者分析儒家的“格致”、道家的“玄览”和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悟性理论，指出这是一种感性理性统一的独特认知，有别于康德的感性理性之间的知性认知，是东方特色的悟性认知[9]45-47。

(二)文化的审美传统

无论是重“大”重“多”，还是重“同”重“似”，都存在事物认知理解的单一化与综合化倾向，与现代类比推理大不相同，表现在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关系类推与属性类推及包罗万象与专科领域等三个方面[10]113-118。比附认知重视感悟，易于感知认同，易于生发提炼，便于推广。前提是这种相同相似性抽象程度低，易于感知体验，不要求科学严密的逻辑关系与合理推理。一旦这种相同相似性抽象程度较高，不易于感知体验，那么相互关联的建立就显得牵强，只能含混模糊理解，甚至人为设计[11]116-117。因此悟性认知一方面导致实用领域中的务实细致，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高端认知领域的笼统模糊、不确定甚至玄虚。中国历史上长期运用一些内涵模糊的概念描述和解释自然现象，就是这个原因：用“阴阳”解释雷电、用“五色”解释颜色、用“势”解释力学现象等。作为宇宙本源和哲学本体的“气”与“道”的人文认知，也反映这种情况。

以现代科学做标准，这种认知表现出众所周知的短板，长期以往必将与现代科学认知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是不能由此忽视其审美特色与优势。李泽厚早前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智慧是“审美型”的：“表现在思维模式和智力结构上，更重视整体性的模糊的直观把握、领悟和体验，而不重分析型的知识逻辑的清晰。”[12]328不仅文学、书画、音乐、棋类和武术等文化艺术形态集中体现逻辑诗意化、抽象形象化的美学特征，就连国家宣传、教育普及、文化传播等诸多领域也富有这些特征与美感。比如，《论语》注重温故知新、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逻辑上具类推性质，风格上水到渠成、和穆温润。学者评价这种认知及传播：“促进了中国人的意会、体悟能力的发展；它对于人们凭借经验领悟自然界特别是社会人生观象中某些不可言喻的深层意境，有着引导和升华作用；对于中国文化在人际和代际之间的经验性传播，起了积极作用。”[13]314当然也会产生相应的问题，比如，这种教育或传播多以师徒相授、意会默认等途径进行，极易受制于个体因素而不能广泛实现。

四、整体认知与中庸文化

(一)认知的整体特性

认知的整体特性是指认知目标与评价方面的特征，表现为两点。

一是规律认知求“整”求“复”。对于认知环节与过程，追求其循环往复的完整性。《幼官》篇多见“始终”的表述。30时节，每一季以“终”字结束；四季更替，周而复始；由天及人、由文至武，都有始有终，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封闭环节。对于认知内容与焦点，注重其间相似性与重复性。“周而复始”说的就是这个特点。比如同一个环节重复，如今年与往年由相同的环节组成，一年一年循环；又如相似环节重复，比如四季虽然在寒暑冷暖、农耕生产、社会治理方面措施不同，但是分类划分的依据、表述的角度相同，形成相似环节之间的更替性重复。认知起点在感知与经验，最终在经验中加以验证，再于这个层面提出新问题，再在这个层面加以应用与验证。以相似特征划分类群，类群各归其位，互相配合，重复复制，是一种极为稳定的认知发展过程。

二是层级划分求“中”求“和”。《幼官》篇层级划分相对简洁，但是对于“先后”“主次”有明确要求，对于“中”“和”亦有鲜明追求。比如君先于民、将先于兵卒、诸侯先于大臣、先文后武、先本后末、先农业后工商等。又如上文提到的类群划分中对于“中”“和”的尊崇，如四方与四季又加“中”，且“中”位于首位，中方本图先于其它四方图。治气分“燥阴湿阳”与“和气”五类，“和气”居首。通过这些维持秩序的稳定。南方本图对于理想政治的表述就是：“审责于群臣有司，则下不乘上，贱不乘贵，法立数得，而无比周之民，则上尊而下卑，远近不乖。”体现出“主”“中”绝对的统领地位。西方副图“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亦高度评价“和合”的作用。

这种认知特性也体现在中医理论与实践中。中医理论以整体关联的视角认知自然生命：提倡自然生命体的完整性，重视人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整体性，认为形气神三位一体，强调生理病理与四时有对应关系，组合分析注重整体恒动观念下辨证施治。五行学说运用于中医学：首先将五脏归于五体，建立以五脏为中心，联系所属的五体、五官、五志等，从而把机体各部分联结在一起[14]2355-2357。中药分类最先按照药效分上中下三品，后来按照自然属性分玉石类、草木类、虫兽类、果菜米谷类，再后按照主治病症分类，再后按照功效分类，使用药物讲究“君臣配伍”与“辨证施治”[15]96-97。

(二)文化的中庸传统

这种认知具有完整封闭性特色与重复循环特色，内部结构极端稳定，发展变化往往表现为自源自足自变。即惯性强大：发生变化的源动力主要来自自身，变化方式主要是内部构成要素之间数量质量消长，而非外力推动和影响；若无强大外力，难以发生变化。因此，在没有强大外力影响的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内省是主要的认知反思方式，中庸和谐是其主要风格特征，相比而言，求新求变观念则比较淡漠。

这种认知立足多数，重视整体，强调关联性、秩序性与一致性，对事物价值与功能的评判与事物事实的认知的指向一致，甚至往往以事物价值与功能的评判代替事物事实的认知，善于突出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忽视或回避二者之间的对立性关系。易于观察分辨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同时，极易缺失对于事物事件本体的观照。

传统认知的这个特点不仅在社会管理领域显现，也贯穿于传统文化对于自然界和文化艺术的态度，这可以从其海洋观与音乐观中窥见。先秦古人从形而上的层面回答海洋是什么，在价值层面回答海洋对人意味着什么，通过类比探讨海洋在德性培养和政道方面的实践指导意义，呈现出事实认知与价值评价的相互交错，但是欠缺人与自然对立的认知向度，弱化了对海洋本身的科学性和精确性认知[16]47-51。先秦古人对于音乐这种古老艺术，最早认知的并不是其审美功能，而是政治、军事、医学、地理等社会功能，这方面的记载几乎遍及当时的重要典籍[17]77。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却极具代表性的现象：古代经典，诸如《管子》、老庄和《易传》，无一不在强调以“自然”为人类社会立法，其实则刚好相反，他们是按照社会价值观的标准来理解自然宇宙的。在这里，自然秩序被理解为价值秩序，进而成为人世间是非善恶评价的最终依据，借助于人们对自然永恒性的敬畏来强化社会价值秩序[18]120。传统语境中的“自然”，更多的是指“天人合一”下的“顺应”“合和”的“自然特性”，而非科学认知语境下的自然世界与自然物质。宗族伦理、道德评价成为至高评价标准与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往往被冠以“伦理文化”与“崇德文化”之名。

结语

虽然《幼官》篇内容比较复杂，但是总体来看，特征是鲜明的，也是前后一致的，而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该属于成熟定型的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有其特定的原因与背景：农业社会生产力与文化水平有所发展但相对低下，这种认知能够及时适应与满足当时社会发展的实用需求。这种认知，起源应该推到文明之初，是中国传统认知的早期阶段，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成熟，首个巅峰时期当在汉朝。其后在魏晋之际迎来变革，但是早期传统认知的核心与特质则一直延续至今。比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阴阳观与五行说之物质观念与发展观念，三纲五常之伦理观念，取象比类的思维传统与表述传统，贯通于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对于现实性、统一性与稳定性的追求，等等。

上文分为几个方面来叙述，是着眼于文本语言、认知与文化的主要关联，甚至某些章节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实际上，这几个方面是紧密关联、密不可分的。认知特性与文化传统之间的纠葛是环环相扣且互相印证、互相强化的：语言不变，认知不变，文化不变，反之亦然。这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传统认知与传统文化特征如此鲜明而稳定。

这三个特性中，自然特性是基础因素，感悟特性是核心因素，整体特性则是风格因素。基础因素与核心因素作为决定性因素，主要取决于成长环境与发展水平。尝试做这样的归纳与评判，是希望能够揭示传统认知关键环节，找出其与现代科学认知的衔接点，这是我们的愿景：传统认知善于观察自然界，善于处理与自然界的互动关系，一旦环境改进，知识水平提高，极易借助发达的科技手段去体验已知与未知，在实用实践中反复验证与提升，摒弃与修正不合理认知，可以在更高层次与目标中实现自己的风格特征。当然，我们也希望推动学界更加关注学术研究中感知体验、概念命名、术语界定、推理演绎等基本研究途径与方法，评判文本语言表现出的认知与文化特性，对于自身传统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我们看到，伴随认知实践的逐步深化，这种研究越来越多。比如，有研究探讨明清之际格物致知论转型为近代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对接铺平了道路[19]94；亦有研究考察“亲为与经验”“事实与实证”“怀疑与灵感”“考椐与分析”环节里中国传统科学精神能否转化为科学认知范式[20]114-118。我们既对传统认知怀有自信依恋，也要基于理性进行反思，既要继承传统也要突破传统，实现认知理论与实践在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中的不断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