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一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在春秋时代齐国的历史上，发生过齐襄公十二年(公元前686年)齐僖公之侄公孙无知联合两位大夫连称和管至父发动叛乱，弑杀齐襄公而自立为君，但很快又被“雍廪”所杀的事件。这一事件因为与齐襄公之弟公子小白先出奔莒而又归国、最终成为春秋首霸之齐桓公的历史有直接的关联，因而是齐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但是就本段史事的记载来说，先秦时代的主要文献《左传》《国语》《管子》等都对公孙无知因何杀齐襄公，无知与连称、管至父是如何作乱的记载甚详，但却又都对公孙无知被“雍廪”所杀一笔带过，这就使得“雍廪杀无知”成为齐国历史上的一个迷团，“雍廪”究竟是人名还是地名始终含混不清，令人不明所以。

一、“雍廪”谜团的形成

有关公孙无知被杀的基本史实，《左传》分散在庄公八年、九年两年的记载当中，但两年的内容全部加起来，也不过两句话：“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春，雍廪杀无知”。《管子·大匡》亦记载了此事，但也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只作“公孙无知虐于壅廪，壅廪杀无知也”。“壅廪”即“雍廪”，“雍”“壅”同音通假。

由于《左传》庄公八年、九年与《管子·大匡》均未说明“雍廪”为地名还是人名，而《左传》昭公十一年又将公孙无知被杀表述为“齐渠丘实杀无知”，《国语·楚语上》也作“齐渠丘实杀无知”；《国语·楚语上》又说“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弁、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徵、衙”，将渠丘与郑之京、栎，宋之萧、亳，晋之曲沃等城邑并列，明确显示“渠丘”为地名，因而很多史家便把“雍廪”视为人名。

例如，班固就把“雍廪”列入《汉书·古今人表》的“下中”档次，写作“雍人禀”，“禀”同样是“廪”的通假；应劭的《风俗通·姓氏》篇也把“雍廪”当作人名，以之为“雍氏”的人名例证之一，曰“周文王第十二子也，雍伯之后，以国为姓，今或音雍州之雍。郑大夫有雍纠，楚有雍子，齐有雍廪，宋有雍鉏”。此后贾逵注《史记》，又将“雍廪”与“渠丘”建立联系，谓“雍廪”为“渠丘大夫也”(《史记·齐太公世家》裴骃《集解》引)[1]1485，之后三国吴韦昭的《国语·楚语上》注[2]498，晋杜预的《左传》昭公十一年注[3]1344，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淄水》，都纷纷沿用贾逵之说，谓“渠丘，齐大夫雍廪之邑”。至唐朝，张守节为《史记·秦本纪》作《正义》，也以“雍廪”为人名。到清朝，高士奇作《春秋地名考略》，虽然注意到了《左传》昭公十一年唐孔颖达《疏》引郑众谓渠丘为公孙无知之邑的说法，意识到如果雍廪也是渠丘大夫，那么两者便相抵牾，但他仍然左右弥缝，以晋国封桓叔于曲沃而以栾宾傅之、郑国使许叔居许而以公孙获佐之、楚国使太子建居城父而以奋扬助之为之疏通，认为一个邑可以同时有两位主脑，仍然将“雍廪”看作人名(《春秋地名考略》卷之三齐国葵丘条)。此后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传诂》(《春秋左传诂》庄公八年)，也认同“雍廪”为人名。

文献中也有把“雍廪”当作地名的，但此说仅见于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记述，司马迁将“雍廪”写作“雍林”，谓“桓公元年春，……雍林人袭杀无知”，唐司马贞《索隐》将此解释为“盖雍林为邑名，其地有人杀无知。”不过因为在《史记·秦本纪》中，司马迁又将此事记述为“齐人管至父、连称等杀其君襄公，而立公孙无知。……齐雍廪杀无知、管至父等，而立齐桓公”，此记述又与《左传》的记载相近，而与《齐太公世家》的说法有区别，因而又让人生出困惑，张守节于是兼采两说，谓“雍廪”“是雍林邑人姓名也”(《史记·秦本纪》张守节《正义》)。

由上述梳理可见，所谓“雍廪杀无知”，究竟是名为“雍廪”的人杀了公孙无知，还是“雍廪”这个地方的人杀了公孙无知？两说皆有，莫详谁是，但人名说在其中占上风。

二、“雍廪”应为地名

然而笔者以为，虽然“雍廪”为人名的说法一直占上风，但“雍廪”为地名说更不容忽视，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记述更值得我们关注，原因有这样两个方面：

首先，在所有对公孙无知被杀这一史事有过记载的先秦秦汉原始文献当中，都没有言及“雍廪”为人名者，这些文献除了上文已经列举的《左传》《国语》《管子》《史记》之外，还有《春秋》庄公九年、《谷梁传》庄公九年、《公羊传》隐公元年和庄公九年、《吕氏春秋·贵卒》篇以及《春秋繁露·王道》篇四部。这四部文献对于公孙无知被杀的记述都只作“齐人杀无知”，或“国杀无知”，均不曾言及杀公孙无知的人名叫“雍廪”。上述文献在记载这个事件时所表现出的如此高度的一致性，显示出从先秦直到西汉时期，都没有“雍廪”为人名的说法。而本文前述梳理的“雍廪”为人名之说法的形成过程也显示，以“雍廪”为人名，其实起源于东汉以后的注家对于上述原始文献的注释。

其次，虽然东汉以后的注家将“雍廪”解释为人名者颇多，然而各家对于“雍廪”因何而为人名，却又都是出于对《左传》《国语》等原始文献所语焉不详的内容的推测，各家都没有就“雍廪”为何是人名给出过积极的证明。而与之相反的是，虽然以“雍廪(林)”为地名者仅有《史记·齐太公世家》一家，但是《齐太公世家》对于这一事件却有比较清晰的记载，谓：“桓公元年春，齐君无知游于雍林。雍林人尝有怨无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袭杀无知，告齐大夫曰：‘无知弑襄公自立，臣谨行诛。唯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唯命是听。’”并且在接下来关于公子小白被立为君的记述中，又重申了“雍林人杀无知”的说法，谓：“小白母，卫女也，有宠于僖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

“廪”和“林”，上古音皆为来母侵部字，中古音都属于开口三等，两者只有声调的差别，《管子·戒篇》：“桓公明日弋在廪”，郭沫若《管子集校》引张佩纶《管子学》便说“廪，林之借字”；《文选》卷九晋潘岳《射雉赋》有“越壑凌岑，飞鸣薄廪”句，其中的“廪”亦当读作“林”，“飞鸣薄廪”就是指雉鸟飞集鸣叫于丛林。因而“雍廪”、“雍林”互相通假，《左传》等文献中的“雍廪杀无知”，就是《史记·齐太公世家》中“雍林人袭杀无知”的简化说法。

所谓“雍林”，或即齐国都城临淄城门之一雍门周围的树林。《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齐国的陈逆“以公命取车于道，及耏。众知而东之，出雍门”，《韩非子·难三》记载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都显示临淄的城门中有一个叫雍门；而《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晋人伐齐，“伐雍门之萩”，“萩”即“楸”，《说文·木部》：“楸，梓也”；《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记载齐景公“登箐室而望，见人有断雍门之橚者，公令吏拘之”，以上材料都反映了雍门附近树木很多，即雍门有林。

三、“雍廪”与“渠丘”“齐”的关系

以“雍廪(林)”为地名，还有一个“雍廪(林)”与“渠丘”及“齐”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解决。前文已述，《左传》昭公十一年和《国语·楚语上》都把“雍廪杀无知”表述为“渠丘实杀无知”，“渠丘”为地名无疑。而如果“雍廪(林)”也是地名，那么它与“渠丘”的关系该如何解释？笔者以为，两者可能是大地名与小地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春秋时代有两个渠丘，其一属于齐国，另一属于莒国，《左传》文公八年：“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与渠丘公立于池上”，以及文公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这个就是属于莒国的渠丘，与公孙无知被杀无涉。

属于齐国的渠丘又作“葵丘”，即齐襄公派连称与管至父戍守、驻扎期满却不派人替代而引起二人叛乱的地方。《左传》孔颖达《疏》引郑众说谓渠丘为公孙无知之邑，或为有据，因为无知所封与连称、管至父所戍同在一地，几者更有机缘互相勾连作乱。渠丘为齐国的大邑，前引《国语·楚语上》和《左传》昭公十一年都记载楚灵王问申无宇曰：“国有大城何如？”申无宇回答“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将渠丘列为“害于国”的大城之一。渠丘与临淄相邻，郦道元《水经注·淄水》：“时水又西北迳西安县故城南，本渠丘也”，“西安”为西汉所置县名，属齐郡，位于临淄西三十里处，郭守敬注：“《续汉志》西安有蘧丘里，古渠丘”。

而“雍门”恰为临淄的西门，《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晋伐齐，“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列子·汤问》有“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均说明雍门在临淄之西；而《战国策·齐策一》孙膑谓田忌“使轻车锐骑冲雍门”，高诱注更是直接说：“雍门，齐西门名”。雍门既然位于临淄的最西面，作为雍门附近之林的“雍林”亦自然在西，正合于渠丘的地理方位，因此雍林极可能是隶属于渠丘的某个小地名。雍林属于渠丘，两者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雍林人”同时也是“渠丘人”，因而文献上无论是写作“雍林(廪)杀无知”，还是作“渠丘杀无知”，于地理关系上都不成问题，逻辑上均能说得通。

而“雍林(廪)杀无知”在《春秋》庄公九年又写作“齐人杀无知”，这要从《春秋》的“笔法”即地名书写义例上找原因。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中曾总结过：“《春秋》之例，通都大邑得以名通，则不系以国；……若小邑不得以名通，则但书其国而不书其地，如‘盟于宋’，‘会于曹’，必有所在之地；而其地小，名亦不著，书之史策，后世将不知其所在，故以国书之”(《古书疑义举例》卷三“以大名代小名例”)。雍林正符合“小邑”的情形，虽然在该地发生了弑杀国君的大事件，但因其地小，声名不为人所知，所以《春秋》仅列国名，作“齐人杀无知”。其后《谷梁传》《公羊传》《吕氏春秋》《春秋繁露》等也作类似的记述，当属于对《春秋》的沿袭。

综上，“雍廪”并非人名，而是地名“雍林”的同音假借。《左传》《管子》等文献的“雍廪杀无知”，其实是《史记·齐太公世家》“雍林人袭杀无知”的简化表述。“雍廪”与“渠丘”是大地名与小地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于《春秋》等文献中又作“齐人杀无知”，则是由《春秋》的地名书写义例所致。

需要说明的是，先秦文献的作者对于将“雍廪”“渠丘”“齐”三个概念交互使用，可能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因为作为当时人，他们熟知其中的内在联系，以之为无需赘言的常识。就如我们同现今记述某个人，可以说其是“临淄人”，也可以说其是“淄博人”或者“山东人”一样，因为临淄区属于淄博市、淄博市属于山东省是当今地理上的常识，所以人们并不会特别地对三者间的关系加以解释。只是随着时代久远、记忆模糊之后，常识不复为常识，当时无意间的混用，却给千载之下的读史者造成了困惑。

顺便提及，齐国确实有“雍氏”，但不过与“雍廪(林)”并无瓜葛，也与应劭所谓的“周文王第十二子也，雍伯之后，以国为姓”没什么联系。《左传》僖公十七年记载齐国有“雍巫”，也就是齐桓公的宠臣易牙，根据当年《左传》的记载：“雍巫有宠于卫共姬，因寺人貂以荐馐于(齐桓)公”，以及《战国策·魏策二》的记载：“齐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之而饱”，则“雍巫”本为掌管饮食料理的庖厨之人。而《周礼·天官·冢宰》有“饔人”之官，谓：“凡王之好赐肉脩，则饔人供之”；“内饔掌王及后世子膳馐之割烹煎和之事，辨体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外饔掌外祭祀之割烹，供其脯脩，刑膴，陈其鼎俎实之牲体鱼腊”，《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也记载：“公膳日双鸡，饔人窃更之以鹜”，则雍巫的职守正与饔人之官相同，“饔”“雍”字通，齐“雍氏”属以官为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