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飞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典故原文为：“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1]264此句大致有两种理解方式，一是：孔子未料《韶》乐能有如此之美，故而三月不知肉味，此可称之为赞美说；二是：《韶》为舜乐，陈敬仲乃舜之后，陈氏至齐，故齐有《韶》乐。孔子未料《韶》乐至齐，并以齐为僭越，故思之、慨之、伤之而三月不知肉味，此简称为伤心说。中国历史上，《论语》“子在齐闻《韶》”赞美说和伤心说一直存在。

《论语》“子在齐闻《韶》”注释的研究对全面理解“子在齐闻《韶》”含义有重要意义。第一，从普通大众来看，“子在齐闻韶”典故，今人大都只闻赞美说，却不知伤心说。第二，从《论语》研究界来看，一百年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学者指出过《论语》“子在齐闻韶”伤心说的理解方式，而且解释深度不够。第三，从美学界、音乐理论研究界来看，《论语》“子在齐闻《韶》”一段涉及到孔子对待《韶》乐的态度、孔子礼乐思想、《韶》乐的演变、齐国和《韶》乐的关系等等许多学术问题，这些问题是美学界、音乐理论研究界较为关注的问题。《论语》“子在齐闻《韶》”宋代注释是“子在齐闻《韶》”注释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研究同样对全面理解“子在齐闻《韶》”的含义有重要意义。

从《论语》注释史来看，“子在齐闻《韶》”现存最早的注释文献是敦煌文献保存的郑玄注。从《论语》注释史之外来看，“子在齐闻《韶》”现存最早的相关文献是《史记》和《汉书》。现存文献能够证明，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子在齐闻《韶》”赞美说和伤心说一直存在。敦煌《论语》郑玄注、《汉书》等现存文献能够证明魏晋南北朝之前存在“子在齐闻《韶》”赞美说，但是伤心说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是否存在，还是一个疑问。

与汉代迥异，魏晋南北朝“子在齐闻《韶》”伤心说盛行。从《论语》注释史来看，除周生烈外，魏晋南北朝其他注家皆选择伤心说。不仅郭象、江熙认同伤心说，王肃、范宁、皇侃亦持伤心说。从孙绰兰亭诗“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以及阮籍所作文，可知魏晋南北朝《论语》注家熟知“子在齐闻韶”赞美说，是在详细比较赞美说和伤心说基础上，选择了伤心说。

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尚有“为”为“妫”之说的相关记载。尽管陆德明否定了这种理解方式，但可以说明陆德明之时伤心说的确存在。

及至宋代，《论语》注释界关于“子在齐闻《韶》”热烈讨论的是孔子何以可能固滞的三月不知肉味，程颐认为“三月”为“音”字误，朱熹增加了“学之”二字。程颐注和朱熹注依旧属于赞美说。遍检《四库全书》和《续四库全书》的《论语》注本，宋代只有郑汝谐持伤心说，只有蔡节提出要重视伤心说，其余如陈祥道、张栻、真德秀、赵顺孙等皆以赞美说注《论语》，金履祥对赞美说和伤心说进行了详细的比较，最终选择了赞美说。可以肯定的是，宋代依旧存在“子在齐闻《韶》”伤心说和赞美说之争，但较之魏晋南北朝趋于弱化，此时赞美说居于绝对主流，伤心说处于边缘化。

一、邢昺《论语注疏》“子在齐闻《韶》”注

邢昺是北宋初年著名的经学家，邢昺作《论语注疏》时，引用了“子在齐闻《韶》”周生烈注、王肃注和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并按照周生烈和王肃注的思路做了详细解释。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周曰：“孔子在齐，闻习《韶》乐之盛美，故忽忘于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王曰：“‘为’，作也。不图作《韶》乐至于此。‘此’，齐。”)《音义》：“《韶》，士昭反，注同。‘为乐’，并如字，王云：‘为’，作也。或作‘妫’，音居危反，非。”

疏：“子在”至“斯也”。

《正义》曰：此章孔子美《韶》乐也。“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者，《韶》，舜乐名。孔子在齐，闻习《韶》乐之盛美，故三月忽忘于肉味而不知也。“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者，“图”，谋度也；“为”，作也；“斯”，此也，谓此齐也。言我不意度作《韶》乐乃至于此齐也。[2]589

邢昺《论语注疏》中“周曰”之“周”指周生烈，周生烈“子在齐闻《韶》”注释意思是孔子在齐闻习《韶》乐之盛美而忘肉味，这属于赞美说的注释方式。邢昺《论语注疏》中王肃注将《论语》“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理解为未料《韶》乐至于齐，这和赞美说的理解方式将《论语》“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理解为未料韶乐能有如此之美迥异，王肃注属于伤心说的理解方式。邢昺《论语注疏》中所记载的陆德明《经典释文》提到了“为”做“妫”的注释，“妫”是舜姓，将“为”理解为舜姓，则“不图为乐之至于斯”释为未料舜之《韶》乐到了齐国，这也是伤心说的理解方式。可见，邢昺在《论语注疏》中对“子在齐闻《韶》”赞美说和伤心说两种可能性的解释并未择其一而弃另一，周生烈注是赞美说，王肃注倾向于伤心说，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否定的“为”做“妫”之说也属于伤心说，所以，“子在齐闻《韶》”赞美说和伤心说在邢昺《论语注疏》中都得到了保留和呈现。

邢昺还引用了《尔雅·释言》和《汉书·礼乐志》的内容来进行论述。

注：“王曰”至于“此齐”。

《正义》曰：云“‘为’，作也”者，《释言》云：“作、造，为也。”互相训，故云“‘为’，作也”。云“不图作《韶》乐至于此。‘此’，齐”者，言不意作此《韶》乐至于齐也。《韶》是舜乐，而齐得作之者，案《礼乐志》云：“夫乐本情性，浃肌肤而藏骨髓。虽经乎千载，其遗风馀烈尚犹不绝。至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舜之后，《韶》乐存焉，故孔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美之甚也。”[2]589

《论语注疏》是邢昺奉诏撰写，同时奉诏撰写者亦有《孝经》《尔雅》诸疏，《论语注疏》又名《论语正义》，在汉学、宋学转换之际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成为“十三经标准注疏本”。三国魏时何晏组织编纂了《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在何晏《论语集解》基础上著有《论语义疏》，北宋初邢昺也是以何晏《论语集解》为底本，并在皇侃《论语义疏》基础上删减补充而成《论语注疏》。从“子在齐闻《韶》”来看，邢昺删除了皇侃《论语义疏》中郭象、范宁、江熙、皇侃注，只保留了周生烈和王肃注。按照历史记载，邢疏出而皇疏废。邢昺注释延续了何晏注，未包含宋代讨论的热点问题，即孔子何以可能固滞的长达三月不知肉味。

二、孔子何以可能固滞地三月不知肉味？——程颐、朱熹

关于“子在齐闻《韶》”，从《论语》注释史来看，魏晋南北朝《论语》注释界热烈讨论的是赞美说和伤心说之争的问题，而宋代讨论的热点问题转向了孔子何以可能固滞的长达三月不知肉味的问题。

程颐首先提出了圣人不当固滞的三月不知肉味，并认为“三月”乃“音”字误。

伊川解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当食而闻，忘味之美也。“三月”乃“音”字误，分为二也。“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叹其美也，作三月则于义为不可。圣人不当固滞如此。

又《语录》曰：“三月”本是“音”字，谓在齐闻《韶》音，“音”字分为“三月”，传写之误也。圣人所过者化，不应忘味之久也。又曰：圣人不凝滞于物，安有闻《韶》虽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误当作“音”字，此圣人闻《韶》音之美，当食不知肉味，乃叹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门人因此记之。[3]165

按照程颐，则《论语》“子在齐闻《韶》”一段应为：“子在齐闻《韶》音，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三月”为“音”字误，也有其可能性。“三”居上、“月”居下所形成之字，和“音”的草书字非常相似。中国古代常有上下结构的字改为左右结构的情况，例如：《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中“幼”写为上“幺”、下“力”。而左右结构的一个字很容易被误解为二字。“音”将上下结构改为左右结构即“立日”，“立”的连笔草书似“三”字，“日”和“月”的草书常难以辨认。所以，不排除“三月”为“音”字误的可能性，程颐之说不能一概否定。另外，程颐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三月”为“音”字的人，唐代韩愈早有此说。

程颐的门人众多，如上引文所言“门人因此记之”。程颐之后多人继承、附和程颐“三月”为“音”字误之说。

谢曰：“三月不知肉味，以意逆志，读之方其感时不知肉味也，则宜然三月之间无一日之忘，则以几于固矣，盖志于累月之久，尚时有感于心者，不忘至于踰时，则泊然矣，程侍讲以‘三月’为‘音’字。”

杨曰：“《书》曰：‘《萧韶》九成，凤凰来仪。’盖前古所无，而后无继者，则《韶》之尽善尽美，可谓至矣，此夫子所以不图乐之至于斯也，故闻之不知肉味。伊川谓在齐闻《韶》音，‘音’字分而为‘三月’，传写之误也。圣人所过者化，不应忘味如是之久也。”

尹曰：“子闻《韶》音，当食而忘肉之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叹其美也。臣闻师程颐曰：‘三月’当作‘音’字传写之误。”[3]165

此段中“谢曰”之“谢”指谢良佐，谢良佐提到“程侍讲以‘三月’为‘音’字”。“杨曰”之“杨”指杨时，杨时提到“伊川谓在齐闻《韶》音，‘音’字分而为‘三月’，传写之误也”。“尹曰”之“尹”疑指尹淳，尹淳提到“臣闻师程颐曰：‘三月’当作‘音’字传写之误”。谢良佐、杨时、尹淳皆曾师从程颐。

程颐门人之一范禹依旧围绕孔子凝滞三月何以可能的问题论述，但却弃程颐改字之法，而选择了增字之法，其依据是《史记·孔子世家》。

范曰：《韶》尽美又尽善，乐之无以加此也，故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诚之至，感之深也。夫子不意学乐至如是之美，故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史记》“世家”有“学之”二字)[3]165

朱熹赞同范禹之说，故才有我们所熟知的《四书集注》“子在齐闻《韶》”注。朱熹据《史记·孔子世家》认为“三月”乃孔子学《韶》三月，即“子在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史记》三月上有“学之”二字，不知肉味，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尽美又尽善，乐之无以加此也，故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叹美之如此，诚之至，感之深也。[4]39

南宋初张栻也指出：孔子喜爱《韶》乐无可指摘，但三月不知肉味则几于不化矣，故张栻也认同程颐“三月”为“音”字误之说。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韶》之尽善尽美，圣人闻之，有所深感于其中，盖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然至于三月之久，犹忘味焉，则几于不化矣。故程子以“三月”为“音”字，圣人之心不如是其固也。[5]230

张栻，字敬夫，一字乐斋，号南轩，从五峰先生胡宏问程式学。所以，张栻之学和程颐之学自有渊源。

朱熹注影响深远。南宋末西山先生真德秀《四书集编·论语集编》完全采用了朱熹注*具体可参见：真德秀撰《四书集编》，《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50页。。南宋后期赵顺孙《四书纂疏·论语纂疏》亦是引用朱熹注，并补以辅氏案语。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史记》“三月”上有“学之”二字，不知肉味，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辅氏曰：凡人至诚，做一事犹有耳无所闻、目无所见者，况圣人之诚，则心一于是，而口不知味，亦宜也。)

曰：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辅氏曰：声谓文也，情谓实也。夫子之学《韶》乐，非但有以极其声容节奏而已，并当与大舜无不帱载之德，当时雍熙平成之治，所谓尽善尽美之实而得之，不翅如身有其事、亲历其时也，则其诚感之深，而见于叹息者如此，诚非圣人不足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能测也。)

范氏曰：“《韶》尽美又尽善，乐之无以加此也，故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叹美之如此，诚之至感之深也。”[6]316

赵顺孙，字和仲，人称“格斋先生”，著有《四书纂疏》《近思录精义》《孝宗系年录》《中兴名臣言行录》《格斋集》。赵顺孙之所以著《四书纂疏》，是因为他认为朱熹的微言奥旨，散出于门人所记录，而未获编纂，因此他采集而为《四书纂疏》，学者盛传。

朱熹门人众多，加之《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子在齐闻《韶》”朱熹注呈席卷之势占据主流。

三、“学之”说的反对者：陈祥道

遍览《四库全书》所有宋代《论语》“子在齐闻《韶》”注，程颐“三月”为“音”字误之说和朱熹增“学之”二字说居于主流地位，但亦有对此批判者。北宋初陈祥道《论语全解》就反对“学之”之说。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有尽美，然后知天下之谓美者，斯不美矣；有尽善，然后知天下之谓善者，斯不善矣。《韶》之为乐尽善，孔子闻之，故将忘天下之为美善者，又况肉味哉！魏侯听古乐，惟欲卧，齐宣王不好先王之乐，此真乐，鷃以钟鼓载，鼷以车马也。岂知孔子乐《韶》之意哉？司马迁曰：闻《韶》，三月学之，然孔子之乐，《韶》器尚矣，其在齐则感其仁声而已，非学也。[7]118

陈祥道认同孔子感叹《韶》乐之美的赞美说，却反对“学之”之说。陈祥道(1053至1093年)师于王安石(1021至1086年)，而程颐(1033至1107年)师于周敦颐(1017至1073年)。周敦颐比王安石年长四岁，史籍记载有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周敦颐从合州回京、路遇王安石两人论道的故事。陈祥道和程颐师出不同，对“子在齐闻《韶》”理解也有异。虽然之后程颐、程颢的“洛学”影响巨大，并有朱熹理学为之集大成，但陈祥道长于“三礼”之学，其《论语》注也渊源有自。王安石曾自解《论语》，其子又衍之，而终成于祥道。王安石六艺之学各有传者，陈祥道深于礼乐，其得荆公之传则独为《论语》。

四、持伤心说者：郑汝谐、蔡节

虽然程颐的改字说和朱熹增字说影响广泛，但“子在齐闻《韶》”伤心说并未绝响，和朱熹(1130至1200年)几乎同时的郑汝谐(1126至1205年)持伤心说。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陈，舜之后也，为之后者，得用先代之乐，故舜之乐在陈，自陈敬仲奔齐，其子孙卒篡齐而有之，是以 《韶》乐作于齐。夫以揖逊之乐而作于僭窃之国，岂不大可痛惜乎！是以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不图为乐之至于斯，“斯”，此也，指陈氏之僭言之也。[8]135

郑汝谐，字舜举，号东谷居士，著有《东谷易翼传》《论语意原》《东谷集》等。郑汝谐和二程没有师承关系，出于伊洛，却与朱熹相异。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曰：“东谷郑公之学，本于伊洛诸君子，而沈潜玩绎，必求至于深造自得之地，《易》与《论语》皆其用力书也……至读《意原》，则以其己意而逆圣人之志，盖多得之。于《八佾篇》，谓其伤权臣之僭窃，痛名分之紊乱，大指与《春秋》相表里。于‘子贱’章，谓其为人沈厚简默，非鲁多君子，不能取其为君子。于‘闻《韶》’章，谓以揖逊之乐作于僭窃之国，圣人盖伤之。于‘三仁’章，谓微子之去为去王朝而之国，非归周也。若是者不可殚书。其言虽若异于先儒，而未尝不合于义理之正，有微显阐幽之益而无厌常求异之过，盖信乎其为自得也。前辈问学之不苟如此，可以为法矣。”*出自顾宏义、戴扬本等编《历代四书序跋题记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8-279 页，转引自唐明贵：《郑汝谐〈论语意原〉的诠释特色》，《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另有南宋蔡节持“子在齐闻《韶》”伤心说，而对于孔子为何固滞三月不知肉味的问题存而不论。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节释曰：《韶》，舜乐也。三月，言其久也。舜之后为陈，自陈敬仲奔齐，其后久专齐政，至景公时，陈氏代齐之形已成矣。夫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盖忧感之深也，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斯”者，指齐而言也，《韶》本揖逊之乐，今乃至于齐之国，其殆伤今思古，故发为此叹与。或谓：圣人之喜怒哀乐未有不中节者，今在齐闻《韶》而忧感之深乃至于三月忘味，恐不应固滞如此，然未有一说可以易此说，姑阙之。[9]604

现存蔡节相关介绍资料较少，仅知其代表作为《论语集说》，保存在《四库全书》中。蔡节之时，朱子之说大行于天下，蔡节《论语集说》大旨与朱子无异，但亦有与朱子迥异之处，“子在齐闻《韶》”注即其中之一。在朱熹之说风靡之时，蔡节能独倡“子在齐闻《韶》”伤心说，可谓有胆有识、鹤立鸡群，其不唯权威、敢于立异的精神值得敬佩。

五、总结者：金履祥

对《论语》“子在齐闻《韶》”论述最为详尽的是宋元之际的金履祥。金履祥，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其“子在齐闻《韶》”注也是如此这般致广大而尽精微。先看金履祥对“子在齐闻《韶》”一句的注释：

子在齐闻《韶》

《仪礼通解》曰：“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婴儿挈壶俱行，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韶》乐方作，孔子至彼而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履祥按：视精行端之说亦见《汉书》注，朱子谓此说差异亦有此理。

《汉志》曰：“至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舜之后，《韶》乐存焉，故孔子适齐闻《韶》。”朱子谓此亦无据，何文定谓齐大国有此事力，故能备此。履祥按：齐之有《韶》，非敬仲所能致也，敬仲亡公子，岂能以《韶》乐奔齐哉？古者天子赐诸侯乐，安知非周以之赐太公耶？故鲁亦有《韶箾》，然孔子不于鲁闻之，盖是时孔子年三十五，鲁乱适齐，而适闻之也，其后晚年归而正鲁乐，岂《韶》之遗音，齐人识之，不失其旧耶![10]65

金履祥引用了《仪礼通解》中“孔子至齐郭门之外”而后《韶》乐方作、进而孔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的资料，并认为朱熹注中孔子学《韶》而三月不知肉味和《仪礼通解》有相通之处。金履祥又引用《汉志》即《汉书》陈敬仲奔齐而齐有《韶》乐之事，指出：朱熹认为《汉书》此说无据，故非之。金履祥在朱熹基础上，进一步解释朱熹非之的原因。齐有《韶》，非敬仲所能致也，古时天子会赐诸侯乐，齐国也有可能被赐《韶》乐，鲁国亦有《韶箾》，孔子不于鲁闻《韶》，是因为孔子三十五岁时，鲁乱至齐而闻《韶》乐，晚年归而正鲁乐。关于齐何以有《韶》乐的问题，目前学界看法不一，大致有三种看法：一陈敬仲携以至齐；二由鲁入齐；三齐国固有说。这三种看法中，陈敬仲引《韶》入齐之说最有优势。由金履祥记载可知，朱熹反对陈敬仲以《韶》入齐之说。不仅《汉书》对陈敬仲引《韶》入齐有所记载，魏晋南北朝众多《论语》注者也大都认同陈敬仲引《韶》入齐之说，现存敦煌文献伯希和二五一〇号写本记载郑玄注亦持此说。

接着看金履祥对“三月”的注释。

三月

朱子自作一句点，《史记》谓学之三月，程子谓“三月”当作“音”字，盖误写也。程子之意，盖谓一闻之，三月不知肉味，圣人之心不应如此固滞，此可谓知圣人之心。朱子谓《史记》“三月”上有“学之”二字，程子适不考尔，盖圣人闻《韶》则必学，学之亦必数月始熟，方圣人之学之也，以夫子之诚与大舜之德，妙感契悟，自忘肉味，此正可见圣人之乐与圣人之心为如何，三月盖谓学之三月尔，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10]65

金履祥此段注批评了程颐“三月”为“音”字误的说法，金履祥最终还是同意朱熹孔子学《韶》三月而不知肉味之说。金氏此书指出了程颐的改字和朱熹的增字其实都是针对圣人之心何以可能固滞如此的问题，这也是宋代几乎所有《论语》注者关心并热烈讨论的问题。

最后，金履祥注释了“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为”字平声，谓舜之作乐何其情文善美之尽如此。近有北士因《汉志》陈敬仲以《韶》奔齐之说，遂谓夫子在齐闻《韶》三月忘味，伤之至也。曰：“《韶》乃陈乐，何为而至于齐，盖伤陈氏之必篡齐也，其后陈成子果弑简公，夫子请讨之。”此乃证古集之说，《路史》意亦然，大为躁妄且感《韶》之盛而三月忘味，程子犹以为非圣人之心，故《集注》取《史记》学之三月以证之，岂有陈氏专齐而夫子一闻乐声三月忘味，圣人之心乃伤忿固滞如此，圣人之怒，在物不在己，何为忿忿悒悒，一病三月也，学者不知守文公之说，求圣人之心而好为新奇，何所不至可忧甚矣![10]65

此段注中，金履祥又一次指出：有北士因《汉书》所记载的陈敬仲以《韶》奔齐之说而认为孔子在齐闻《韶》三月忘味乃伤之至，金氏所记载的此北士之看法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主流地位的“子在齐闻《韶》”伤心说，此北士为何人还有待考证。金履祥又一次否定了陈敬仲以《韶》奔齐说和孔子因伤心而三月不知肉味之说，原因即金氏认为孔子不可能伤忿固滞至三月不知肉味的程度。金履祥对朱熹极为推崇，他责备持伤心说者不知守文公(即朱熹)之说而好为新奇。

可见，宋代时“子在齐闻《韶》”伤心说并未绝响。此时伤心说居于边缘化，一方面是由于程颐及朱熹的巨大影响力，另一个关键原因是皇侃《论语义疏》在南宋的亡佚。魏晋南北朝“子在齐闻《韶》”伤心说主要保存在皇侃《论语义疏》中，这部书的亡佚，基本意味着伤心说的大部分证据皆亡佚。

金履祥注释表明朱熹未曾看到皇侃《论语义疏》：“《汉志》曰：‘至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舜之后，《韶》乐存焉，故孔子适齐闻《韶》。’朱子谓此亦无据，何文定谓齐大国有此事力，故能备此。”金履祥对“子在齐闻《韶》”的论述非常详细，金氏所列举的“子在齐闻《韶》”赞美说和伤心说之争的相关材料有《汉书》，却没有皇侃《论语义疏》，并曰“朱子谓此(《汉书》)亦无据”，说明金履祥之时皇侃《论语义疏》已亡佚，这和目前学术界关于皇侃《论语义疏》于南宋亡佚的时间推断一致。

余论

元代学者关于《论语》“子在齐闻《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批评程颐“三月”为“音”字误之说，批评朱熹增“学之”二字说。陈天祥、史伯璿、倪士毅是代表；二是围绕齐何以有《韶》的问题讨论，观点主要有两种：陈完以《韶》奔齐和鲁太师挚适齐。袁俊翁、萧镒、倪士毅是代表；三是强调夫子之心与舜之心为一。胡炳文、倪士毅是代表。

明代《论语》注家多强调孔子通过《韶》乐知舜、孔子之心与舜之心为一，明代论及伤心说者只有郝敬一人。

清代时，《论语》注家偏重从文字训诂角度进行注释，由于皇侃《论语义疏》在乾隆年间传回国，因此亦有凌曙等人引用了王肃、皇侃、郭象、江熙等魏晋南北朝注，掀起了伤心说的又一个小高潮，但此时赞美说和伤心说的争论已不再那么激烈，孰是孰非已不再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