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43）

1 记忆研究的起源、转型及发展

记忆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是学术界近年来最热门的理论词汇。记忆开始是作为“术”和“力”进行研究的。“术”指的是“古罗马雄辩术”，其5种外在知觉指的是：立意、谋篇、布局、记忆和行动，其中记忆是作为一种空间范式存在的。而记忆作为“力”存在于心理学话语中，想象力、理性或常识、记忆力是心理学中的3种内在知觉，其中的记忆具有复制和生产力能力，即记忆在没有文字的人类早期具备创造文字的力量[1]。

科学心理学时期的记忆研究重点是从个体维度进行探索的，把个人生活史作为对象进行记忆行为的研究或是对“记忆”进行利用，这种记忆被当作一种精神性的实在，存在于个体的中枢神经系统之中。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关注的一般是个体记忆，大多是研究记忆得以形成的心理和生理机制，强调个体记忆的自主性而非建构性。

20世纪20年代为记忆研究领域的转折时期，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认为记忆产生于集体，即只有参与到具体的社会互动与交往中，人们才有可能产生回忆，并且这种集体记忆需要依靠有关特定社会的空间框架。这个理论通常被认为是第一次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记忆展开的系统研究，它促成了记忆研究从个体层面向集体层面、从心理学向社会学的正式转向。但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事实上是许多个体记忆的总和，其并非是“集体的记忆”而是“集合起来的记忆”。“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2]。

其后，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继承了哈布瓦赫关于历史与记忆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并将此观点推向顶峰，他将能传承文化记忆的载体形象地称之为“记忆之场”，并解释为“一切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经由人的意志或岁月的力量，这些统一体已转变为任意共同体的记忆遗产的一个象征性元素”[3]。正如德国记忆理论大家阿莱达·阿斯曼所说，“诺拉把哈布瓦赫视为时空上存在的结合体——集体，改为由超越时空的象征媒介来自我界定的抽象的共同体”[4]。

真正阐明“集体的记忆”这个观点的是美国社会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他在其所著的《社会如何记忆》中提出了“社会记忆”的概念。康纳顿认为社会如同个体一样也拥有自己的记忆，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在社会记忆的保存和传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知识，是通过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5]。

20世纪9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阿斯曼夫妇将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和康纳顿对“社会记忆”的理解进行重新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升华了“文化记忆”理念。扬·阿斯曼将集体记忆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交往记忆”是指个人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记忆，而“文化记忆”是由特定的社会机构借助文字、图画、纪念碑、博物馆、节日、仪式等形式创建的记忆，通过这些文化载体，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才能将传统代代延续下来。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力，文化记忆以文化体系作为记忆的主体，是超越个人的。

2 文化记忆与节庆类非遗的内在逻辑

2.1 节庆类非遗是文化记忆的形式和载体

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区别于交往记忆的一点是：文化记忆是超越日常生活的，是高度成型的，可上升至国家庆典仪式性的社会交往，即节日记忆。集体中的成员通过集会以及自己的“在场”来获取文化记忆，而集会最好的理由就是节日。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及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定义及分类，节庆活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中国传统节日追根溯源的话主要分为3类：第一类传统节日可看作是与农业耕作和自然季节时令的完美和谐，如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节”就是我国节庆类非遗之一；第二类传统节日与“月”的朔望圆缺和谐一致，如农历一月十五“元宵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八月十五“中秋节”等；第三类传统节日与中国人月日代码重叠的符号思维习惯和谐一致，如农历五月五“端午节”、七月七“七夕节”、九月九“重阳节”等[6]。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拥有独特的时间节律，是时间序列划分的智慧结晶，蕴藏的是中华文化尊时守位的价值理念，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承。

文化记忆往往诞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定历史人物与事件之中，由于其对后世的影响，往往被赋予超越自身价值的意义。端午节，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 000多年的历史。根据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古籍记载以及专家考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用龙的威慑力驱除所有的灾疫邪祟，端午一直是以祛除病瘟、躲避兵鬼、驱邪禳灾的吉祥节日传下来的[7]。在端午节的众多活动中，赛龙舟、佩香囊、悬挂菖蒲和艾草、比武、挂钟馗像、吃粽子等习俗，都与端午节的主题息息相关。无论是岁时节点、人神祭祀、祈福除灾，还是家庭共享齐聚的天伦之乐，都是端午文化的多重意义。而对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纪念抑或是对伍子胥、越王勾践、孝女曹蛾的纪念，更让这个节日有了特殊而更重要的地位。正是因为端午节富含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文化记忆，它才能促进我们对中国人这个集体身份的认同，才能在我们内心产生出真正的同属感。

2.2 节庆类非遗通过仪式唤起集体认同

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一种“政治动物”，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生活在某种政治秩序或共同体中，由此会产生一种集体归属感。我们将关于社会归属性的意识称为“集体的认同”，它建立在成员们享受、有共同的知识系统和共同记忆的基础上，而这一点是通过使用共同的象征系统来实现的[8]114。所谓共同的象征系统可以是拥有共同的语言、信仰、饮食、历史遗迹、节日、仪式等等，这些在促进集体认同过程中都可转换成符号系统，并对其背后的象征性意义进行共同性编码。个体意识要上升到某种集体或文化的同属感要经历一个过程，即集体要通过外部手段将某种个体的归属感植入到一个基于集体的认同之中，使得个体真正成为这个集体的一份子，并在思想和行动上达成一致。而传统节日和节庆民俗则可通过仪式等外部手段，达到唤起群众内心深层的文化记忆的目的。

“节日和仪式定期重复，保证了巩固认同的知识的传达和传承，并由此保证了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的再产生”[8]89。就像个体记忆是以神经元为基础的，而文化记忆的神经元是文化基因，中国的文化基因中最为重要的载体便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节庆类非遗借助庆祝仪式加以重复，通过众多具体的节俗和时间节点的周而复始，让参与者回忆起相关的意义，由此来不断强化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记忆。中国的传统节日是通过仪式活动和身体表达来实现的，在仪式中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神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们在观看和参与仪式的解释、操练和表演过程中强化文化记忆、增强集体认同，所以说仪式是文化记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3 文化记忆视角下罗店龙船的保护与传承

3.1 罗店龙船中的端午节文化记忆

中国的节庆类非遗在发展中吸纳了多种历史、宗教、民族的文化元素，因此各地区都拥有独具特色的节日民俗。端午节也不例外，作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寄托着内容丰富、多元有趣的习俗活动，罗店划龙船便是罗店地区端午节的重要习俗。

罗店镇是上海市宝山区的第一大镇，迄今为止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明清时期的商业大镇，特别是清朝康熙年间，因棉花、棉布交易日益兴隆，故被称为“金罗店”。从清光绪十五年的《罗溪镇志》和民国十年《宝山县续志·卷五·礼俗篇》的记载来看，罗店龙船在清朝光绪年间就已出现并在民国年间开始盛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迅速发展的商业贸易、相对集中的木船制造业及世代相传的捕鱼渔民等客观条件，使罗店龙船得以迅速发展，并形成重视艺术效果，忽视竞技特征，以表演为主要特色的民俗活动。罗店龙船的发展和传承经历了被毁、濒临消失、逐渐复兴的过程。2008年，罗店龙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属于民俗类，项目名称为端午节。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当年的宝山罗店龙船文化节名称改为端午节民俗活动，在此后，罗店龙船活动一步步向端午节民俗活动靠拢，创造端午节日文化。

在历届罗店龙船文化节上，都要举行其独有的划龙船的祭祀仪式。“立竿”“旺盆”“放高升”“送标”“点睛”“接龙”“砍缆-启航”这一系列仪式的存在，使得罗店人拥有了集体复苏文化记忆、确认精神归属的重要时刻。仪式强化了人们对时间的记忆，发挥了一种“焦点”作用，确保了不同时代的人群之间记忆的连续性和聚合力，触发了罗店人民在文化意义上的深层感念，唤起了他们内心的认同感和使命感。

3.2 节庆类非遗“断层”的双重原因

3.2.1 外因：外来节日与新兴节日带来的冲击

西方节日的强势入侵和文化霸权，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和节日受到强烈的冲击。由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加速，全世界的文化融合让当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倾向于过一些西方或更加现代化的新兴节日。如，圣诞节已俨然成为了我国的购物节，消费者狂欢的节日，相比之下我国传统的春节则越来越缺乏了“年味”，并且也向着“模式化”过渡。又如西方的鬼节——万圣节，更多的年轻人会选择在这一天举办化妆舞会、参加南瓜派对等，但对于中国传统节日冬至，人们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甚至备受冷落。目前，中国最受争议的新兴节日就要数“双十一”了，如今的“双十一”俨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购物狂欢节。

3.2.2 内因：农耕文化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博弈

由于我国的传统节日根植于农耕文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民俗与节日缺乏创新的内容，在很大层度上无法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和社会环境的需求。甚至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原本农耕社会的弊端与如今时代发展的现代精神产生了偏离。如，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活动在一些大城市也因空气污染、噪音污染等原因而被限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发展重点放在了经济上而忽略了文化的发展，导致了文化发展的步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造成了传统文化的塌陷和相关教育的缺失。特别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他们从小的生长环境就缺乏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培养，对一些传统的节日和民俗也只是略知一二，而不知其背后的历史意义以及深层的内涵。此外，随着物质的丰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物质匮乏年代具有仪式感和纪念意义的节令食品，如今随时随地都能购买到。当然，当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人们难以抽出时间过传统节日，甚至像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端午节等一些有法定假日的传统节日，现在也是缺乏温情和活力。

3.3 罗店龙船的发展路径

3.3.1 深挖文化内涵，讲好中国故事

文化内涵的挖掘既要从历史的角度发现其独特的文化历史价值，更要结合现代实际，找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使得挖掘、传承与发展一脉相承。只有深挖节庆类非遗的文化内涵，才能充分理解这段文化记忆背后的价值系统和象征性意义，才能促使人们激发起内心的集体认同感。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也是保护我国文化安全、抵制文化霸权的必要条件。目前，中国需要拥有强而有力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优势，向世界展示既拥有着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积淀又不断创新、焕发活力的中华文明形象；也需要把握国家软实力与国家重大战略利益间的紧密关系，超越简单的经济利益至上的观念，形成可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具有中国品格和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

“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这是一句自清朝便开始流行的民谣，上海宝山区“金罗店”的美誉也因此流传至今。无论是罗店名称的起源故事，还是罗店在抗日战争时期抵御日寇的自卫战故事，无论是得益于早期繁荣的商业而富裕起来的罗店人所具有的“入世情怀”，还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没有退缩而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了市民坚定的爱国热情和不屈斗争的决心，发生在罗店这块土地的故事，不仅展现了罗店人对“付出就有回报”的生活真谛的理解，还表明了罗店人在面临民族危机时自发凝聚起来的民族爆发力和民族使命感。普通也能拥有崇高的力量，而这就是罗店人民骨子里流露出的中华民族之魂。作为罗店地区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罗店龙船，不仅继承了市民文化中的普适性价值，在形式上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而且在其历经百年的风雨传承之后，不忘初心，坚守信念也成为了其重要的文化内涵价值。罗店龙船正因这一份坚持才克服了无数困难，才能将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至今。罗店的发展离不开其历经百年风霜却仍坚守初心的文化价值内涵，正是这样一份坚持和执着，让罗店古镇及罗店龙船这项非遗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和传承。

3.3.2 整合各类资源，培育旅游品牌

节庆类非遗的保护机制的建立应遵循整体性的观念。文化节日的整体性包括与该节日相关的一系列要素与资源，如：服饰、歌舞、技艺、祭祀、仪式、民间故事、文化空间、组织管理等方面。整合与节庆类非遗相关的文化、技艺、美食、商贸等旅游资源，并开发出符合节日氛围的旅游活动线路，有利于打造地域特色鲜明的节日旅游品牌。

上海宝山罗店龙船文化节自1994年举办首届以来，至今已走过20多个年头，它唤起和坚守着罗店人的文化记忆，它为展现罗店龙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力争发展成为宝山区乃至上海市著名的文化旅游品牌。2017年第十一届龙船文化节以“浴兰端阳，魅力龙船”为主题，活动主要分为开幕、表演、展示和互动体验4大类，历时2天。开幕活动主要以行进表演和禳灾仪式为主，让游客体验端午节热闹欢腾的节日氛围的同时，感受古傩礼的独特魅力。表演活动包含罗店划龙船表演和主题文化展演。罗店龙船以轻竞技、重观赏和娱乐表演为特征，其表演别开生面，舵手以脚踩船板来指挥划手，船上的乐班演奏专门曲目配合表演，所有龙船能够变换出千姿百态的奇妙队形。主题文化展演有原创剧目《寻找端午》，主要是通过讲好端午故事，深度诠释端午的文化渊源、人文底色、精神实质，并突出展示罗店龙船文化的历史由来和演变，此外，还有沪剧、京剧、川剧、上海滑稽戏、舞蹈、独唱、器乐合奏等民俗演出。展示活动还有名家书画艺术展、罗店彩灯展示、宝山区非遗文化图片展和龙船图片实物展。民俗体验互动项目，主要分为“谜在端午”“巧手端午”“礼乐端午”和“端午集市”4大板块。不仅有端午文化知识问答竞赛，手工香袋、制作菖蒲剑、手工小粽子、汉服小书签制作，还有汉服试穿拍摄体验、传统乐器表演体验、茶艺表演体验等活动。其中，“端午集市”这一板块分为“指尖上的非遗”和“舌尖上的非遗”，集市上展现的都是极具宝山区地域特色非遗工艺品和食品：龙船木雕、榫卯、彩灯、天花玉露霜、罗店公大酱制品、罗店鱼圆等。在饱览眼福和口福的同时，还能把心仪的商品和食品带回去与家人共同分享。

3.3.3 打造记忆工程，优化文创产品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使得一些非遗必须进行“抢救性保护”，在抢救性保护工作中，重要的手段便是数字化保护。它主要是借助数字摄影和录音、二维或三维扫描、虚拟现实、数据库、搜索引擎等现代信息科技手段，为传承、研究、宣传、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珍贵资料，以可再生的数字形态实现非遗的保存、传承与传播[9]。

除用数字化手段打造“记忆工程”外，我们还能通过数字技术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和衍生商品，给人们的生活增加很多意想不到的体验。首先，罗店龙船非遗项目将会依托APP的开发，集合信息发布、线上商店、社交平台等多项功能，致力于非遗社区的营造，充分发挥非遗对于社区文化认同和文化凝聚的作用，传播罗店地区文化，激发市民的文化记忆。其中，线上商店既有罗店龙船模型等衍生产品，还有设计独特的文具、生活用品等文创商品，同时还会集合罗店其他非遗项目共同打造温馨又精美的“来自罗店的礼物”。其次，罗店龙船会以每年端午节举办龙船文化节的契机，打造以罗店龙船为主题的新编戏剧。一方面，希望通过新编沪剧的尝试，使罗店龙船和沪剧两项非遗有机融合，碰撞出新的火花，罗店龙船能够借助沪剧这一在上海本地家喻户晓的传统艺术形式，得以扩展其在文艺层面上的内涵与影响；另一方面，以浸没式戏剧这样比较新颖的戏剧形式，吸引外来人口，尤其是年轻人，了解罗店龙船这一非遗，充分体验本地传统文化的魅力，加深对罗店的历史沿革、风俗人情等内容的了解，可谓趣味十足。再次，作为展示罗店龙船最主要的实体性场馆，罗店龙船文化展示馆不仅要以图片、文字等传统形式，展示着世界各地的龙船模型、罗店龙船文化节及罗店古镇各种民间节庆活动的盛景。还应将其作为罗店龙船的多媒体衍生产品的展示平台，运用虚拟现实技术（VR）和增强现实技术（AR）搭建罗店划龙船习俗的多媒体体验项目，使体验者以第一人称视角观察并感知一切，最大限度地丰富了参观者的主观体验。

保护和传承罗店龙船这一非遗，需要我们以最大的原创精神，利用其文化资源优势，把资源转化为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在现代文化产业时代，文化已经具有“原生形态”“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3种不同的形态。罗店龙船的文化资源仅仅是文化的“原生形态”，只有把它转化为“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后，才能实现其文化产业的价值。

4 结束语

节庆类非遗是中国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传统节日和节庆类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记忆的载体和身份认同的媒介，目的是唤起人们内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仅是端午节和罗店划龙船这一端午习俗，所有节庆类非遗及其相关民俗活动都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我们保护和传承的目的不是让人们只能品味欣赏“活化石”，而是要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DNA，让遗产在如梭岁月的流转中熠熠生辉。节庆类非遗最好的保护和传承方式就是让其在生活中弘扬，在实践中振兴。只有力图激活非遗的潜能，满足社会和大众的生活实用和艺术观赏的需求，才能让非遗真正地回归到生活之中，才能使得承载着一代代人的文化记忆永世长存，才能彰显出中华文化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向世界展现出强大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1]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与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3.

[2]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8.

[3]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76.

[4]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J].学海,2015(3):71.

[5]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

[6]乌丙安.民俗日历:唤醒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J].新湘评论,2010(2):60-61.

[7]乌丙安.文化记忆与文化反思:抢救端午节原文化形态[J].西北民族研究,2005(46):77-78.

[8]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9]朱凯.打金箔绝活有数字档案,用“记忆工程”抢救性保护非遗[N].南京日报,2017-10-25(A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