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丧葬仪式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宗教信仰、礼仪制度、社会生活，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和研究价值。2013年6月24日，笔者赴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刘村开展汉族丧葬礼仪的田野调查。刘村的葬礼仪式一般由专门的宗教从业者——道士主持，本文所记述葬礼的逝者即为当地有名的道士，因而其葬礼仪式格外隆重，实为考察当地汉族葬仪的难得时机。

刘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南部，幅员面积为9.1 km2，耕地面积为1.5 km2，辖16个生产小组，人口总数为3 156人。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实施，乡村道路得到改善，农业经济和生产也有了较大发展。

1 道士刘文清的葬礼

逝者刘文清，男，汉族，终年82岁，生前是本地较为出名的道士，从事葬礼斋醮已60余年，家境殷实，弟子众多，为人口碑较好，在当地及附近乡镇都有较高的声望。刘文清的葬礼非常隆重，从6月22日开始到7月1日，前后持续达9天，为其做道场的道士远比其他葬礼多，来帮忙的乡亲也络绎不绝。整个葬礼包括道场、吊唁、筵席、庆典演出、下葬等几个环节，分述如下。

1.1 道场

刘文清于6月21日去世，22日即有20名道士来到举行“开咽喉”仪式，23日举行“上钱”仪式。6月24日正式“起斋”做道场，直到28日，总共举行了5天的斋醮仪式，每天都有3～4个仪式，计有“破地狱”“过金桥”“飘灯”“消灾”“瑜伽焰口”等等，每一个仪式都由4～6名道士主持，刘家子孙跟随参与。仪式主要在灵堂前的小院内举行，也有一些仪式是在室外的小河边、庙宇内举行。场景布置多变，斋醮器具种类繁多，行为及过程繁复。如“破地狱”是在村旁小河边的空地上进行，由4名道士带领刘家所有直系子孙，按照划定的类似八卦阵的路线绕行，意为带领死者顺利通过地狱的各道关口；“飘灯”是在村旁小河边举行，道士将纸灯笼放入河中顺水漂走，意为从水路告慰并供奉孤魂野鬼，祈求死者灵魂安宁、生者子孙平安。道场是丧葬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糅合了佛教关于因果业报的思想，渗透着儒家孝道的伦理道德，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伦理道德、强调人际秩序的社会文化规约。

1.2 吊唁

在葬礼举行过程中，不时有亲友前来吊唁。每一支吊唁队伍几乎都扛着花圈，举着乾龙幡伞①乾龙幡伞是用纸扎成类似华盖的丧葬用品，高度为3～4 m。，带着鞭炮，还雇请了当地的乐队，一路敲锣打鼓来到刘家，声势颇为浩大。此时负责吊唁通报的总管孙廷刚就用话筒喊道：“敬烟倒茶，孝子迎宾接客，客人里面请坐。”刘家的子女下跪迎接客人，并给客人递烟倒茶。28日下午来吊唁的人最多。本村村民刘学弟负责收取礼金并进行登记。客人送的礼金数额不等，反映出客人与主人家亲疏关系的不同。另外，据笔者观察和访谈了解，客人吊唁所持物品也有差异。6月24日起斋当天，刘文清的女儿、孙子、徒弟各带着一头猪来到灵堂前，举行“猪羊祭”，羊在当地比较少见，就用纸画了一只羊充当。其他一些较近的亲属则送“三牲祭”，用一个木案盛放一块肉、一把干面、一小袋米，以及用泥土捏成的猪、鸡、鱼等。再远一点的亲属送花圈、乾龙幡伞、孝匾②孝匾是在布帛上书写悼念死者的诗句或对联，下方落款赠送者的名字，如书画卷轴卷成一卷。，一般相熟的村民则仅送礼金。吊唁物品的差异，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人际关系的秩序与规则。

1.3 筵席

刘文清的葬礼持续时间较长，来吊唁的亲戚朋友很多，每天都要筹备筵席，且全靠周围乡亲的帮忙，人员分工合理，组织有条不紊，其中的运作反映出乡村社会的内在组织结构以及乡民之间的互助互惠关系。

(1)人员的组织。刘文清去世当天家人燃放鞭炮，周围的村民得知老人去世后，陆续来刘家慰问并帮忙收拾屋子，布置灵堂。通过相互转告通知，附近村子的村民们便都知晓了。当地把来葬礼帮忙的乡亲称“乡帮”。乡帮来自本村及邻近村寨，都是自愿且无偿来帮忙的。乡帮们说：“哪家没有老人去世的时候啊？以前我家有事情，乡帮都会来帮忙。现在你家老人去世，我同样也会来帮你。”由于乡帮众多，为了更好地组织分工，葬礼设立了内总管1名，由刘文清的堂弟刘文斌担任，主要负责掌管资金；外总管3人，孙传举负责厨房及筵席，孙廷刚和贾金中负责吊唁及葬礼事务，这3人可随需要到内总管处支取经费。外总管的工作关系到葬礼事务能否有序进行，因而其人必须在附近村寨中有较好的人缘，熟悉周围的村民，且有较好的组织协调和应变能力。其中负责筵席的孙传举的任务特别重大。为了准备28日下午最隆重的一次筵席，27日上午孙传举已经将人员安排情况写在一张黄纸上，张贴在屋外的墙上，上面写着承担洗菜、炒菜、端菜、洗碗、打扫卫生等事务的人员，共计109人。实际上还有许多乡帮的名字没有列上，如果事先安排的人员有事离开，则随时有候补的乡帮顶替。孙传举不仅要熟悉所有乡帮，还要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进行分工，并随时关注现场每一项工作的人员到位及进展情况，以保证筵席的顺利进行。

(2)物资的准备及筵席过程。由于现代交通和通信的便利，筵席物资的获得较为容易。桌椅、餐具、炉灶、冰柜等厨房用具是向本村一位专门从事乡村筵席的村民租借的，这位村民也是乡帮，因而收取的租金非常低廉。煤炭、大米、油盐等用量较大的物资，刘家已事先安排小货车从乡上购得，中途如有某项物资短缺，可到村子附近的商店购买。猪肉则来自前述刘文清的女儿、孙子、徒弟带来用于“猪羊祭”的3头猪。28日筵席所需的鸡是从村里几户养鸡的人家购买，鱼是在兴文县城的一家鱼市预订的。6月22日至26日，来到的客人都较少，每天只需备办2～3桌。27日之后，客人逐渐增多，筵席增至20多桌，厨房移至对面的小学校内。乡帮们从27日就开始杀鸡剖鱼，为次日的筵席作准备。28日的筵席从下午5点半开始，持续2个小时，到7点半左右结束，共计128桌。筵席结束后，客人们逐渐散去，有些客人和小孩在刘家院子里玩耍，等待观看晚上的庆典演出。

1.4 庆典演出

6月28日晚上9点，从县城邀请的歌舞团在刘家院子里演出。前几天设灵堂和做道场的小院已经清理干净，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演出舞台，灯光音响配置齐全，小院内挤满了前来观看的村民。庆典开始后，主持人首先介绍这次演出的目的是沉痛悼念刘文清老人，随后，请刘家所有子女儿孙20余人上台，奏哀乐，并要求全体观众起立为刘文清老人默哀。之后是念《家祭文》，台上刘家所有子孙下跪。《家祭文》的朗读约15分钟，主要追述了刘文清一生的坎坷经历以及抚养子女的艰辛，表达子女对老人的追思。主持人的语调缓慢拖长，带有明显的表演性，跪着的子女则失声痛哭，朗读临近结束，时刘家的大女儿太过悲痛以致无法站立，由他人搀扶。台下的观众安静地看着台上的展演。《家祭文》朗诵结束后，刘家一众子孙下台，歌舞演出正式开始。演出节目有《青藏高原》《最炫民族风》等，观众兴味盎然，强劲的音乐回荡在乡村的夜空，演出持续到半夜11点50分结束。

1.5 下葬

刘文清下葬的时间定在6月29日上午7点。凌晨5点20分，一名道士敲鼓，开棺仪式开始，刘家子女围在棺木四周，看死者最后一眼，随后棺木合上。众子女跪在棺木前，数名道士敲鼓诵经。5点40分，刘家请来的民间乐队开始吹奏音乐，《天路》《好汉歌》的嘹亮乐声惊醒了村民。早上7点，刘家院落附近已经聚集了众多前来送葬的乡亲。数十名乡帮将沉重的棺木从屋内抬到院子里的两条长凳上，经过仔细地缠绕捆绑后，棺木被抬往刘家后山的墓地。亲友和乡帮们抬着花圈和乾龙幡伞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其次是抬灵柩的人们，刘家的女眷和亲友随后。走出刘家约100 m后，刘家女眷不再跟随送葬的队伍，而是停下跪在路边，取下头上的孝帕，轮流用一把梳子梳头，整理衣着，然后从另一条小路返回家中。送葬的队伍行进约10分钟后到达后山的墓地。

刘文清的墓地在20年前就已挖好，现在压在墓穴上的四块大石板已经移开，之前放在墓穴中用以辟邪的一块青瓦符咒已被取出丢弃。刘文清的二儿子、本次葬礼的组织者刘平章用细土铺平墓穴底部，然后铺上纸钱，随后焚烧。旁边的乡帮解释说，焚烧这些纸钱是用来给地府管理者“开后门”的。棺材头朝向的墓壁上有一个方形的石室，3个陶瓷罐分别装着盐茶米豆、糯米及酒曲、纸灰，被放入石室，象征刘家五谷丰登、衣食无忧。待墓穴中的所有纸钱焚烧殆尽后，人们将4个圆柱形的小木块用绳子吊着放入墓穴四角。刘平章解释说，刚下葬的人还没有真正入土为安，是飘在空中的，因此用4个木块垫在棺木的四角。待以后推算时辰、五行、方位都合适时，将再次打开墓穴，把4个木块拉出，死者才算真正入土为安，这时也才可以立墓碑。在乡帮的共同努力下，棺木被稳稳地放在4个小木块上。随后刘家的3个儿子依次用衣服后襟装上一些泥土，在棺木上行走，并将泥土撒在棺木上。盖上石板，填上泥土，葬礼告一段落。据刘平章说，本地还有一种“除灵”的仪式，在葬礼后第3年举行，也会请道士做道场，要持续1～3天，“除灵”仪式举行后，葬礼才算真正结束。在守孝的3年内，其子女不能参加任何喜庆活动，以表示对逝者的哀思。

下葬仪式经过了长期精心的准备，过程繁复而慎重，目的在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使生者牢记死者的重要性，并通过仪式之后的禁忌与定时祭祀来使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关系稳定化，使生者对死者的记忆不会随时间流逝而消退。一系列的葬礼仪式有助于保持群体的道德信仰，家族的凝聚力借此油然而生，并不断强化自豪、忠诚和团结的情感，对于家族的平安和绵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

2 道士刘平章访谈录

刘平章，男，汉族，1966年出生，是一名职业的葬礼道士。他是死者刘文清的二儿子，组织操办了此次葬礼仪式。刘平章是笔者此次调查的主要信息提供人。据了解，刘平章是附近几个乡镇中较有名望的道士，他不仅在本乡本县，还到邻近县、市主持道场仪式。他的工作很繁忙，2013年上半年已经为20多名死者做道场，平均每年为40名左右的死者做道场。刘家的道士职业传至刘平章已是第三代。刘平章自述，他从12岁开始跟随其父学习葬礼斋醮，到2013年已有35年。道场的知识主要是通过父亲的口传心授、自己的背诵领悟、观摩并跟随他人做道场等方式来学习。刘平章开始并不愿意学习这门技艺，但父命难违，只得听从。学习的过程异常艰辛，且无法如普通学子一般攻读求学。因而他不愿意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而是另收学徒。当笔者问及刘平章是否想过转行不再从事道士职业，刘平章说，他也想过这个问题，无奈身不由己。由于当地有“除灵”的习俗，即3年之后再次为死者做道场，因而即使3年之内他谢绝所有请求，3年之后他仍然要为之前的死者做“除灵”。况且这次父亲去世，许多亲友来帮忙，以后若亲友家人去世，他必须为其做道场，还这个人情。刘平章的心路历程反映出地方社会中道士这一边缘职业从业者的心态。

据刘平章及众位乡亲介绍，该村民俗非常重视葬礼，哪家老人去世，家人总会竭尽全力操办一场热闹的葬礼，要请4～5名道士，做3天的道场。刘文清的葬礼做了5天道场，共来了30多名道士，几乎都是其同门师兄弟或其徒弟，且免费做道场。道士虽名为“道”，实际却为佛门俗家弟子，主要职业是为死者做道场，超度亡灵，祈福生者。据刘平章讲述，道士做道场之前一般要斋戒沐浴，做道场过程中必须谨言慎行，严格按照仪式程序进行，若有差池则可能为丧家带来灾祸。道士收徒一般要经过选择，与佛门“有缘”的人方可进入。道士在当地是一种重要的职业，一般为兼职，许多道士同时也做生意、开挖机、务农等，经济状况在当地为中等。如刘文清、刘平章这样的专职道士比较少。在外人看来，道士是宗教从业者，具有神圣性和神秘感，而在当地乡民眼中却并非如此。当笔者问及乡亲如何看待道士，回答是：“道士们学道不容易，是手艺人，靠手艺吃饭。”道士的职业如同裁缝、木匠等手艺人，并无任何特殊及神秘之处。这一点颇引人深思。

3 小结

刘文清的葬礼是近年来当地村寨中规模较大的一次葬礼，来参加的道士、乡帮、宾客为数众多，搅动了乡村及附近村寨日常平静的生活。葬礼仪式体现出宗教神圣空间与世俗世界的分离、过渡与融合，围绕葬礼的一系列活动，透视出乡村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可以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

3.1 葬礼的“分离——过渡——融合”

人生的过程总是伴随着系列仪式，这些仪式或使个体身份、地位得到确认，或使其由某一种生命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生命状态，这系列的仪式被可称为“生命礼仪”[2]。法国人类学家范.根纳普指出，任何社会里的个人生活，都是随着其年龄的增长，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过渡。范氏将人生礼仪分为分离、过渡和融合3个阶段，对许多仪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3]。以刘文清的葬礼来说，去世当天即6月21日到23日可视为“分离”阶段，刘家子女放声哭泣，并通过放鞭炮发出亲人去世的消息，同时为死者擦洗身体、装裹寿衣、布置灵堂，为其后的道场准备符纸、对联、器具，此阶段的仪式都象征着亡者与现世的隔断。从6月24日正式起斋到6月28日为“过渡”阶段，这是一个神圣的时空，道士们身着法衣、手持法器，神态庄严，通过做道场及念经说法，为死者解除罪孽，为生者祈求平安，让死者和生者顺利渡过生死之门。6月28日下午的筵席到次日下葬结束，为世俗祭奠和狂欢的“融合”阶段，道士们穿着普通服装，谈笑自若，亲友欢聚一堂享受美食，夜晚观看庆典演出。下葬结束后，人们的生活恢复到往日的正常状态。通过这一系列礼仪，人们相信死者已顺利到达彼岸世界，生者从亲人离世的悲痛和不安中逐渐解脱，现世的生活重回平静。死者的葬礼其实是对生者的安慰，是对现实生活的关照和安排。

3.2 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在谈到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差异时说道，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乡村社会，每一个人或家庭都是一个中心，从这个中心开始沿着血缘关系以及地缘关系的远近层层推展开来。社会关系是从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就是“差序格局”。可以说，差序格局勾勒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及人际关系的基本形态[4]。刘文清葬礼中前来吊唁宾客所持礼品的差异，就是关于差序格局的典型例证。首先，最近的亲属女儿和孙子以及最亲近的徒弟要送一头猪，称为“猪羊祭”；稍远的亲属送“三牲祭”、孝匾、花圈、乾龙幡伞和礼金；再远的亲友送花圈、乾龙幡伞和礼金等；仅仅相熟的乡亲则仅送礼金。礼金的多少关乎与主人家的关系亲疏，同时也要考虑自家的经济情况。送礼的原则在当地是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置身于乡村差序格局中的每一个村民，都要衡量与刘家的人际交往及社会联系，来决定是否参与吊唁以及选择哪种方式参加吊唁，以符合乡村的社会交往原则。同时，长达9天的葬礼也提供了乡亲们联络感情、互通信息的机会，维系了乡村社会的人际网络和固有秩序。

3.3 乡村的互惠

前人对礼物及交换理论已经有充分的论述，法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莫斯在《礼物》一书中提出，在原始或古代类型的社会中，迫使受赠者作出回报的力量，是礼物中的一种叫作“豪”的东西，即“礼物之灵”。“豪”总是希望返回起源地，但只有通过回赠礼物这一媒介才能做到。不回礼可能会引起严重的麻烦，甚至包括受赠者的死亡[5]。阎云翔通过对黑龙江下岬村农民礼物交换的分析， 提出了“关系”“人情”“面子”等本土概念，阐明了中国农村礼物交换的社会文化意义[6]。从刘文清的葬礼中，我们可以看到，村民互助有礼金和劳务两种形式。人们通过赠送礼金和在葬礼上帮忙，偿还过去欠刘家的人情；刘家接受了诸多乡亲的恩惠，必然在未来以适当的方式酬谢乡亲。在乡村社会，人们通过人情交往和互助互惠建立起稳固的关系，而且人情类似于“储蓄”，一旦谁家遇到困难或事故，有人情关系的村里人都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同时，人情交往是乡民之间情感表达和社会交流的重要方式，强化了村寨中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创造了富有人情味的乡村社会。

3.4 葬礼上的展演

美国学者华琛将中国传统的丧葬仪式看作一场表演，“在中国的丧礼中，一般的观众扮演着一个主动的角色，他们与受聘的专家一起创造一场仪式表演。社区成员同时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他们在仪式的表演中同时扮演着主导者和观众的角色。专家、服丧者和社区成员等在仪式中的恰当表现，都与每一个相关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7]。在我这个外来者眼里，刘文清的葬礼恰似一场仪式展演，笔者观看道士们种种深奥难测的仪式，探寻乡帮们的思想及行为意义，访谈刘家子孙对葬礼的安排。在我眼中所有的仪式和活动都如此新鲜，值得探究。而在乡民眼中，我何尝不是他们观赏的对象，看着我举着照相机拿着录音笔四处奔走，在他们眼中也如同一场演出。分不清谁是观众，谁是演员。但可以肯定，自始至终的主角是穿着法衣、头戴五福冠、手握法器、神色庄严的道士们，以及疲惫不堪还要跟着道士磕头跪拜的刘家子孙们。庆典演出更是一场热闹非凡的演出，人神共欢、鬼神同乐，将这场“喜丧”推至高潮。真可谓“人生如戏”，无论对死者还是生者，人生落幕时的演出，才是这场戏剧的重点。

（文中村名和人名皆为化名。）

[1]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4]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马歇尔·莫斯.礼物:古代社会中的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华琛.中国丧葬仪式的结构:基本形态、仪式次序、动作的首要性[J].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2):98-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