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华珍

浙江开岚律师事务所，浙江 江山 324100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信息网络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更加紧密，“互联网+租车”的“网约车”的运输方式方兴未艾，这是互联网发展下的“共享经济”、“分享经济”的技术呈现和生活运用，以“滴滴”、“优步”等为龙头的打车软件，迅速改变了打车服务的经济业态。然而，“网约车”不仅是一种出行服务，也是一种法律责任与义务，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厘清打车软件平台企业、车主和乘客之间的利益保护和责任承担，是必须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本文正是基于此，以“网约车”交通事故赔偿案为例，对其中相关法律问题进行阐述。

一、案例介绍

2017年9月10日，一辆在“某打车平台”注册的私家车车主李某搭载乘客张某在北京市大兴区某路段由南向北行驶。因交通堵塞，车辆前行缓慢，乘客张某上班心切准备打开左侧车门准备下车。不料，车门与正向行驶的自行车相撞，车主王某身体多处擦伤，手机等财产物品被损害。在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交警部门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该起交通事故由车主李某负全责。自行车主王某在伤愈之后，将网约车平台企业、保险公司、车主李某、乘客张某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先行赔付责任之后，乘客张某与某网约车平台企业对超出交强险部分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

二、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分析

从本案来看，自行车主王某作为弱势的一方，且不存在过错，理应得到赔偿。但赔偿责任应该由谁来负责呢？这是一个棘手的法律问题。从法理来看，必须先厘清法律关系，才能确定交通赔偿责任。

(一)网约车出行平台与网约车车主李某之间的法律关系

本案中，网约车车主李某与网约车出行平台存在客运服务合同关系，那么，这种合同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合同呢？现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劳务合同；二是居间合同；三是劳动合同。劳务合同只要是就某一项劳务以及劳务成果所达成的协议。居间合同主要是指中介服务合同。劳动合同主要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确立劳动关系。因此，网约车车主李某与网约车出行平台之间更像是“劳务合同关系”。在本案中，私家车车主李某系提供劳务的一方，利用私家车交通工具，提供的劳动成果为按照某网约车出行平台企业的具体指派要求将乘客张某送至指定地点。而网约车出行平台公司系接受劳务的一方。双方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仅存在财产关系，即私家车提供服务之后，网约车出行平台企业给付报酬，两者是相互独立“自然人”与“法律实体”，地位平等。因此，即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居间服务关系。那么，解决这一法律纠纷问题只能是以“劳务合同关系”的相应法律条款为依据。

(二)某网约车平台企业应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劳务合同关系的相应条款，某网约车平台企业应承担侵权责任。究其原因，首先，网约车平台企业负有将乘客张某安全送达指定地点的义务，在车辆未至指定地点时，私家车又没有停靠在安全的位置，乘客擅自开启车门又没有履行有效制止和及时提示的义务，这是“注意义务”履行不力的结果。对此，私家车车主李某和乘客张某均存在一定的过错，必须要对过错负责。

对于私家车车主李某的过错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网约车出行平台应当承担承运人的责任，私家车车主李某系接受网约车出行平台企业的指派，履行劳务合同关系。那么，自行车车主王某的损害事实，应由接受劳务的一方(某网约车出行平台企业)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做出相应的赔偿。

(三)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在本案中，私家车车主李某购买的是私家车性质的保费而非营运车性质的保费，两者之间的数额存在较大的差距。私家车车主李某从事网约车服务，已经改变了车辆的保险性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结合本案，私家车车主从事营运服务却没有履行向保险公司的告知义务，那么，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商业险部分，只承担交强险部分的赔偿责任。

三、结语

俗话说：“没有规则，不成方圆。”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中，必须要将各行各业纳入法律的监管范围之内，“网约车”做为一种新型打车模式，搭载了互联网的“翅膀”，其引发的衍生诉讼亦会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必须要从法律层面加以解决，否则将造成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对此，必须要不断完善对“网约车”的法律监管，厘清“网约车”可能出现的各种法律问题，以期保护各方利益，以期回归网约车平台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