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甘肃土人的婚姻》译稿的产生，可说是费孝通自己也不敢信以为真的传奇。

1909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许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甘肃甘北传教区履职。翌年，奉派往西宁传教，在塔尔寺学藏语半年。后叉被派至今青海乐都、民和一带，传教的同时，续学藏语四年。这位神父亦是学者，边传教边做学问。其中国传教生涯延续到1940年代，其系列著述《甘藏边境的土族》三大卷出版于1950年代至1960年代，属于土族研究中“早期资料最丰富的人类学著作”。此集大成式著述出版之前，许让神父先行出版过《甘肃土人的婚姻》。

最迟是在1934年，这部著作引起中国学者王同惠的关注。她当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师从吴文藻，专攻文化人类学。吴文藻称许王同惠“天资聪颖，思想超越”，“是现代中国第一个作民族考察敝学者”。

一份译稿亦成人世飘萍

王同惠在燕园读书时，与费孝通相识，两人同系不同班。依当时燕大风气，男女同学在多种聚会上常有接触机会。1933年圣诞节前，燕大社会学系同学聚会。王、费皆在场。他们谈及人口问题，观点不同，有争论。此时，费孝通初由燕园转学清华园，修体质人类学。一天，费孝通送给王同惠一本书，意在证实自己的观点。这本书成了牵引两人的“红丝线”。

1934年到1935年，费孝通和王同惠来往频繁。“两人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这是费孝通的晚年回忆文字。

“红门立雪”，指费孝通在燕园姊妹楼门前等候王同惠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