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刊特约评论员 徐旭初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其中明确指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此之前，关于“小农户”的提法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文件和历届党代会报告中从来没有过的。可以确认，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依然是小农，小农现代化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围绕小农经济行为的主要分析范式可以归为三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剥削小农”理论，以舒尔茨和波普金为代表的“理性小农”理论，以恰亚诺夫和斯科特等为代表的“生存小农”理论。而针对中国情境下的小农，黄宗智根据对近代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的研究，提出了“商品小农”或是“综合小农”的观点；徐勇和邓大才则提出了“社会化小农”概念。诚然，“剥削小农”“理性小农”“生存小农”以及后续的“综合小农”“社会化小农”等不同观点对于小农经济行为的解释和小农行为特征的概括，无不根植于具体而独特的制度环境或前提假设，反映了不同环境下、不同地域中小农群体的行为特征。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小农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特征，如弱小性、依附性、多重性以及时常呈现出的生存优先。以往的各派理论只是抓住了小农经济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特征进行分析，而忽视了小农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貌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