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2012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乃我国“公益诉讼”之规定，为环境公益诉讼打开了一扇门。[1]

之后在政府，环境法以及相关学科的学者，环保组织等的推动下，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也于2015年1月1日生效，在其第58条中明确规定凡是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且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都有权对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的行为人提起诉讼。可谓是公益诉讼制度的一大发展，将《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有关组织”明朗化，也使得案件更容易为法院所受理。

诚然，法律制度的明晰化并未应然引起维权诉讼的增加。事实上，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确定后，许多环保法庭在其成立的较长时间内，甚至出现“无米下锅”的现象。[2]诉讼案件贫乏并不等同于我国环境纠纷少，相反，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侵害公民环境权的行为不在少数。如果不能明确环境诉讼案件数量少的原因，将使得公民的环境权难以得到保障，使得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宗旨无法实现。笔者以为，环境公益诉讼之所以在我国难以进行，其主要原因是在我国现行立法和社会发展现状的大背景下，法律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资格以及相关的制度保障尚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