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达

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2017年《民法总则》的颁布，第一次明确了习惯作为我国民法的法律渊源的法律地位。习惯法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法律规范现象，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法律体系中都是最古老的法律渊源。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各国在编撰民法典的过程中，几乎都进行了民事习惯调查的工作。本文通过对上个世纪我国近代法制进程中两次规模较大的民事习惯调查研究，探究其对当今法制建设的意义。

一、清末的民事习惯调查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20世纪，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大清帝国岌岌可危，以《大清律例》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法律系统已经逐渐不能适应社会的革命性变革，清末的民事习惯调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民事习惯调查发轫于1907年，至1910年结束，历时4年时间。1907年大理寺正卿张仁黼上书光绪皇帝，向光绪皇帝建议：“凡民法商法修订之始，皆当广为调查各省民情风俗所习为故常，而于法律不相违悖，且为法律所许者，即前条所谓不成文法，用为根据，加以制裁，而后能便民。此则编纂法典之要义也。”①张仁黼作为大理寺卿是掌握全国刑狱的最高长官，可以说，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编撰法典官员的主要看法：合理引进吸收西方先进法律，并伴随法律本土化。关于民事习惯调查的重要性，沈家本等具奏论证曰：“中国幅员广远，各省地大物博，习尚不同，使非人情风俗洞澈无遗，恐创定法规必多窒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