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彬 张 琦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北京 100083

一、《民法总则》颁布前监护组织的选择

原《民法通则》第17条中规定：“没有第一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其中由所在单位监护是指其在缺乏前款规定的自然人监护的情况下，可以由单位或公权力进行监护救济。除此之外，村委会与居委会分别作为农村与城镇居民基层自治组织，作为一个小单位与基层群众具有最直接的联系，对村民、居民了解程度高，是连接群众生活与政府的纽带，在社会监护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在村委会居委会监护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强调民政局作为政府部门的兜底监护责任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二、《民法总则》增加社会组织监护的必要性

(一)单位履行监护职责的意愿和能力逐渐缺乏

王利明教授在对《民法总则》的解读中提到：“当时在《民法通则》制定时，很多单位既承担经济职能又承担社会职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不具备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单位，这些类型的单位已不适宜担任监护人。”这也正体现出法律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方面，基于工作压力、薪酬条件、工作社会地位、员工个人价值观等条件的影响，就业人员流动性较强，固定单位监护缺少稳定性。另一方面，现如今单位的社会职能弱化的情况下，使单位承担与经济职能相分离的监护职责已不符合单位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