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 林晨 陈永国 董葆茗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如何处理高质量发展和深化改革之间的关系？收入分配结构怎样影响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与环境质量特别是大气质量的改善存在怎样的关系？如何推动中国工业转向高质量发展？为此，本刊邀请了四位专家，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结构;蓝天保卫战;工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5-0001-10

高质量发展与深化改革

张立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经济研究部，北京100010）

一、我国经济正在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突出表现在市场需求对供给的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从消费需求的角度。持续的高增长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人民群众生活改善，开始重视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体验。第二，从投资需求的角度。城镇化正处于全面发展、科学规划、系统提高的新时期，强调以人为中心，以城市人气度持续提高为重点，对投资增长的带动即将进入平稳状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产业等的发展重点是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升级，由此带动的投资波动也将趋于平稳。综上，投资增长也将呈现总体稳定的特点。第三，从外部需求的角度。短期内，爆发技术革命的可能性很小，世界經济不会出现高度繁荣、需求快速增长的现象。我国出口增速也不会增长太快，但不排除出现大幅波动的可能。总体分析，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总需求将由快速扩张转为温和增长。

从供给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物质财富和技术基础得到较大规模的积累，部分产品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生产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显著提高。在供求关系上，社会已从供不应求和普遍短缺的状态转为供大于求和相对过剩。社会对供给的要求，已经从提高数量保障能力为主，转向提高质量保障能力为主，也就是从强调产品数量的“有没有”转为了强调产品质量的“好不好”。这将倒逼经济转型、企业转型，企业生产发展的重点必然将从强调“快和多”转为“好和省”，经济发展方式也要从粗放低水平的数量扩张转向集约质量效益型清洁发展。

二、转向高质量发展，急需体制机制保障

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消费需求持续旺盛，并带动工业和城市建设升温，投资需求也增长迅速。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增长迅速的情况下，供给增长相对缓慢，经济整体上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中。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要解决的突出矛盾是“有没有”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放权让利成为改革的主线，而约束企业生产的“好”的体制机制建设则相对滞后。当供不应求的矛盾和“有没有”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社会需求对供给质量的要求必然不断提高，责任约束机制配置不到位的问题必然凸显出来。因此，加强责任监督、进行责任追究，必然成为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

为适应需求的发展变化，供给应从两方面进行调整：一是数量，二是质量。调整供给数量，主要是调整过剩产能的问题，并及时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供给质量，是指从企业竞争力、产品质量、高新技术发展等角度来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此外，从民生改善和社会公平的角度，还需要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相关体制机制支持。

供给数量的调整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产出水平的调整，即企业降低产出水平和生产能力利用率;第二部分是生产能力的调整，即部分过剩企业生产线的“关、停、并、转”。一般情况下，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与生产调整有关。制度和机制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企业财务独立核算，盈亏自负，使得企业重视资金周转的问题，避免生产过程中库存过多。经过多年改革，我国已普遍建立了相应的制度机制，形成了按订单水平决定开工率高低的模式。因此，发生经济周期性波动时，如果需求水平下降，供给具备自我调节、自动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而当国际金融危机、城镇化的长期累积矛盾等深层次矛盾对国内外市场需求产生重大和长期影响时，市场需求水平会长期降低。在这一点上，生产和供给仅从产出层面调整已不够。因为当生产能力利用率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时，企业也将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必须削减产能，及时将一些经营不善、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下的企业强制破产清退。这需要企业破产退出相关体制机制的支持，特别是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的支持。因为当困难企业和落后产能的维持会带来越来越多的亏损，亦即资产的损失时，只有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才能够通过有力的问责、追责而加以及时制止。例如目前还存在的“僵尸”企业，就是因为其低水平生产经营所形成的持续资产损失没有被及时有力地问责、追责，才导致其僵而不死。正因如此，这些年调整过剩产能，才容易过度依靠行政手段。例如在去产能方面下达行政指标;企业重组、资产重组等资源再配置活动，也偏重于政府直接干预。国际比较和我国历史实践均证明，这与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充分竞争、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例如近年来煤炭、钢铁等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后，行政去产能工作与市场价格上涨拉动产能增长的作用之间，就出现了一定的不协调。这一分析表明，产能层面的调整。急需产权保护等相关体制机制的支持。

从供给质量提高方面看，也亟需相关体制机制的支持。加强对企业生产中违规行为处罚的体制机制建设，对假冒伪劣、投机取巧、逃废债等引起社会各方面强烈谴责和违背市场公平原则的行为，从制度层面建立处罚机制。只有建立了对认真负责做事企业的制度保障，才能维护市场秩序，真正推动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从积极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解决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看，同样需要形成支持城市群和大中小城市联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及支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持续适度超前发展的机制。这些都需要对相关制度进行优化调整，相应加强政府在长期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保障、市场有效监管等方面的能力，同时要进一步划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城市政府相互之间的相关职责。

总之，随着需求对供给要求的深刻变化，决定供给形成的体制机制，亦即决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特点的生产关系，必须进行相应调整。必须从支持社会生产的数量保障能力提高，转向支持社会生产的质量保障能力提高。因此，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必然成为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三、以改革为主线，着力在“破、立、降”方面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依靠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加快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

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坚持不懈地抓好经济体制改革。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在基础性关键领域取得新的突破，着力从经济体制机制完善上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2018年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深化，重点应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破除无效供给，增强市场化、法制化去产能的能力;强化科技创新，大力培育经济新动能;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坚持以改革为引领，调整和优化供给结构，推动供给体系质量的全面提高。

第一，落实好去产能的相关任务，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僵尸企业的问题。应以产权保护制度建设为关键，加强对国有资产损失的问责和追责，以解决企业“僵而不死”的现象。因此，必须从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产能总量方式，加快转向严格追究资产损失特别是国有资产损失责任。从制度上确立企业的主体责任，严格责任追究。为此，要从法律执行、人员安置、债务处置等多个方面完善破产退出相关制度。第二，落实稳杠杆，化解金融风险，还需抓住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的关键点。规范金融资产重组等债务处置活动，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监控。第三，落实“降成本”，应加快财税、金融、资本市场、社会保障、政府服务等多方面的改革，从制度层面优化企业的发展环境、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减税降费;加快建设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体系，提高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快完善制度环境，降低企业的成本。第四，落实“去库存”，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提高中小城市的产城融合程度，进而稳定提高中小城市的人气度，有效拓展其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空间。要根据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注重发挥好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长远综合规划工作，画好一张蓝图，据此一茬接一茬、锲而不舍地、高水平地推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化工作，加快补齐中小城市在这些方面的短板，提高其产城融合的水平。第五，落实“补短板”，关键在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做好政府自身改革。着力强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基本保障、生态保护、市场监管等方面的职能，从制度建设上加强政府相关职能。进而促进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促进城市地下基础设施补课工作;促进精准扶贫、脱贫，妥善安置企業下岗人员等方面的能力稳定可持续地提高。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牢牢抓住深化改革这条主线，着力从体制机制的完善上入手，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确强化市场和政府的相关能力，适应新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上层建筑，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我国经济加快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高质量发展与收入分配结构

林 晨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一、引言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新时期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惠民生”“精准脱贫”“加强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等，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出现“脱贫”“惠民生”等字眼。说明要实现高质量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从高速向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时期。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老百姓切实在经济高速增长中获得了好处，但是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经济危机风险上升，贫富差距较大等问题阻碍了我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十几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处于较高的水平。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贫富差距问题不能不得到有效改善。更为重要的是，收入分配问题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不仅仅体现在共同富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上，还体现在收入分配是影响经济增长结构与质量的主要因素上。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对收入分配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关注生产侧问题的古典经济学派认为收入分析是经济问题的起点（夏明、张红霞，2014;Kurz H D和Salvadori，1997）。例如，劳资之间收入分配影响技术选择的结果。再比如，收入分配影响到了产品相对价格。同时关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并未将收入分配作为经济问题的起点，而是将决定需求面的偏好和决定供给面的技术作为经济分析的起点。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要素的价格和分配由要素的边际收益决定。因此，收入分配由技术和偏好决定。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凯恩斯经济学承认收入分配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例如，在短期内存在平均消费倾向递减，因此较大的收入差距降低了经济总体的平均消费倾向，并进一步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本文将结合上述理论，在分析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分析收入分配结构和我国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历史与现状

对于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的测度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基尼系数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度量了收入分配结构。测算和分析我国的基尼系数的文章汗牛充栋。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03—2009年期间上升趋势明显，2009—2016年主要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但基尼系数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始终维持在0.46以上水平。基尼系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处于0.24到0.36之间，结论不言而喻。我国改革以来从国家宏观层面主要强调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确实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实惠，但同时也伴随着很多矛盾和问题，包括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在国际形势多变、经济高速增长乏力的今天，如何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是目标也是途径。那么改善收入分配问题，始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绕不开的课题，也是实现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课题。

分析收入分配问题的另一个角度则是分析要素分配结构。经济生产的初始要素包含资本和劳动。在一些分析范式，如重农学派中，土地和资源也被考虑成经济的初始要素。经济系统所创造出的增加值由上述几种要素的持有者分享。要素的分配结构则是分配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一方面，要素收益分配本身涉及到不同阶层的分配公平问题，并进一步影响到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另一方面，要素分配结构还直接影响生产方式和技术选择。李嘉图指出，机器在被发明出来之后，它会不会被使用是有前提条件的，而这个前提条件就是要素收入分配结构（Sraffa，1955）。如果劳动的收益比较高，资本的收益比率较高，则企业家倾向于去用机器替代人，反之则倾向于保持劳动密集型的生產方式。在实证分析中很难将资本、土地和资源要素的收益区分开来。在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核算过程中，也只核算营业者盈余和劳动报酬，而并不会将营业者盈余区分为资本、土地和资源要素的收益。笔者将资本、土地和资源要素的收益都归纳为广义上的资本要素收益，采用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了各个部门的资本劳动收益比。从2002年起我国的资本劳动收益比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2002年时，资本持有者所获得的收益总额与劳动者所获得的收益总额之比为0.46。然而，到了2007年，资本持有者所获得的收益总额与劳动者所获得的收益总额之比提高到了0.73。也就是说，资本持有者在分配体系中的份额大幅提升。2012年时，资本持有者所获得的收益总额与劳动者所获得的收益总额之比下降到了0.48。这一变化的成因是比较复杂的，站在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立场上也会有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2007年左右的制度环境比较有利于企业的持有者是导致这段时间资本劳动收益比率大幅上升的最主要原因。

看待收入分配问题的另一个维度是经济部门的收入分配结构。由于要素流动的限制，不同的部门的要素收益率并不一致。例如，某个行业的垄断导致外部资本无法自由地进入该行业。即使该行业出现超额的资本收益，因为外部资本无法自由进入，超额资本收益无法消失。因为有资本的自由进入和流出，完全竞争的行业则无法出现超额资本收益。对于劳动力而言也是如此。制度、技术等限制导致劳动力无法在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进而导致了部门之间工资率的差异。

根据笔者采用中国投入产出表的计算，2002年时，资本劳动收益比率排前五位的部门为烟草制品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信息传输服务业、金融业。而到了2007年时，资本劳动收益比率排前五位的部门则变成了金融业、餐饮业、信息传输服务业、道路运输业、娱乐业等以服务业为主的部门。2012年时，信息传输服务业、金融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业、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业等五个部门，除去具有专卖特征的烟草制品业以外，其他几个部门排序的变化深刻地揭示了过去十几年间经济结构转型特征。我们可以看出，2007年，当整个经济体资本劳动收益比率大幅上升时，资本的收益向金融业、餐饮业、娱乐业等服务业集中。而当经济体资本劳动收益比率下降时，资本的收益回归到基础工业部门。一方面，部门分配结构体现了经济的剩余向哪些部门倾斜，这是制度因素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个分配结果又影响到了经济发展的模式。当资本的分配倾向于基础工业部门时，会激发这些部门经营者的创新和投资动机。而基础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是更为本质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本质的动力。2002年和2012年的分配结构则比较有利于激发基础工业部门的创新和投资。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金融始终位于资本劳动收益比率的前五位。这说明金融业的垄断程度较高，资本收益率较高。对于金融业的评价是两极的。一方面，金融业在融通资金的过程中降低了投资门槛、提高了资金匹配效率并规避了个体风险，提高了整个经济运作的效率。另一方面，金融和资本的高度结合衍生出了食利者阶层，压缩了劳动在分配中的收益。由于金融往往和垄断与资本相结合，其收益是制度因素的结果。即使在承认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前提下，也不可忽视金融在分配体系中占比的提高所导致的分配结构恶化的后果。

三、收入分配结构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即使不考虑收入分配问题对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收入分配的改善本身即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分配的合理化也是福利经济学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收入分配还会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影响到经济增长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收入分配会影响到高质量发展的其他指标。下面，笔者将从收入分配对有效需求、供给模式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等三个角度说明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1. 收入分配结构影响有效需求的形成。收入差距扩大会将财富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收入较高者的平均消费倾向较低，因此收入差距恶化会造成经济整体的平均消费倾向较低。这个结果会从两个方面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第一个方面是对短期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在短期内经常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有效需求不足会恶化就业状况。消费需求的不足又是需求不足的重要方面。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则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并导致经济萧条。另一方面，平均消费倾向较低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较高的储蓄率会对经济产生长期影响。在开放经济中，储蓄率较高意味着贸易顺差较大，而经常项目的顺差会导致资本项目的逆差，即资本净流出。长期逆差的局面不利于一个国家长期福利的最大化。我国长期以来贸易顺差较大，一方面为我国的经济增长积累资本，但另一方面这种高顺差意味着国民生产没有完全转化成国民消费，即一个社会的终极福利。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资本在分配中所占比例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局面。因为社会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若资本在分配中的比例上升会导致整个社会分配状况恶化，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

2. 收入分配结构影响供给模式。古典经济学认为收入分配是经济分析的起点，其中一个重要的落脚点是收入分配会影响到一个经济体的供给模式。某个部门工资率的变化会影响到各个部门的价格，若一个部门的工资率提高，则会提高该部门的相对价格水平，从而改变了整个经济结构。由上文可知，我国的分配体系向金融部门倾斜。这会提高金融部门的相对价格从而压缩其他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利润水平，进而影响到制造业的投资和技术进步。制造业利润下降影响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在一个封闭经济中，人均产出的增加以及服务业扩张只是制造业技术进步的结果。金融业本身并不会直接创造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制造业技术进步。分配体系过于倾向金融业会压制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动力，从而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 收入分配结构影响技术进步方式。收入分配结构不仅仅会影响当期经济的供给结构还会影响到动态技术选择（林晨、陈斌开，2018）。当工资率较高而资本利润率较低时，密集使用资本的技术具有较低的生产成本。反之，当工资率较低而资本利润率较高时，密集使用劳动力技术具有较低的生产成本。因此，分配在劳动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倾斜改变了企业经营者对技术的选择。若分配倾向于劳动者，则经营者倾向于去选择机器替代人的技术进步。若改变一个部门的工资率或是利润率，则会影响到各个部门技术进步的相对速度。当制造业部门利润率更高时，会激发该部门的投资和创新，从而为整体经济增长积累更多的固定資本和技术。

四、结论

收入分配的改善既是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应成为政府调控政策的核心。同时，分配问题不应该被看成一个零和游戏，不是一个阶层拿多了而另一个阶层就会拿少了。改善分配结构，尤其是分配的劳资结构和部门结构，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改善整体经济效率。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由此可以看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是相互关联的整体，而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是调结构稳增长的核心环节。

高质量发展与防治大气污染

陈永国1，2

（1.韩国又石大学 研究生院，韩国 全州 55338;

2.河北经贸大学 经济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61）

防治大气污染，打赢蓝天保卫战是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得不解决的重大难题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国资源能源消耗持续增加，空气质量呈下降趋势。由此造成投入要素浪费、经济效率不高、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大众健康和政府形象下降等问题，显著降低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尤其是对大城市的负面影响更突出，且随着时间推移，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压力持续加大。

为此，我国2013年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2015年重新修订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党的十九大进一步要求“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

一、高质量发展与防治大气污染

高质量发展与防治大气污染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呈互动关系。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看，由于清洁的空气是人类健康和福祉的基本条件，因而高质量发展就内含着政府必须向居民提供清洁空气的责任与义务，从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从防治大气污染的手段看，要给人民提供更多清洁的空气，就需要采取发展方式转变、能源结构调整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等措施，这些手段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措施是一致的，因而提供清洁空气客观上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防治大气污染的互动关系，既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也有助于防治大气污染目标的实现。

在现实中，我国降低大气污染的速度是非凡的，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在《中国正在赢得对空气污染的战争》中认为，中国“正以创纪录的速度赢得对空气污染的战争”。由此对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不仅对“美丽中国”的建设有正面推动作用，而且对“健康中国”有重大贡献，据该报告预测“中国人均寿命预期会比2013年增加2.4年”。

今后我国的任务是，把好事办好，针对防治大气污染不同阶段各种手段发挥作用的特征，找准民生、环保和经济与之相匹配的平衡手段，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防治大气污染的时期划分与防治手段的适用性比较

大气污染是人类活动为主与特定气候条件为辅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大自然向粗放式增长方式发出的警告。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的经济及社会活动会排放细颗粒物，一旦排放量超过了大气的循环承载能力，这些污染物将持续积聚，如果受静稳天气等影响，就会形成大气污染，从而对高质量发展形成挑战。

防治大气污染的各种手段利弊并存。重要的是，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对不同手段要扬长避短，形成与防治污染阶段相适应的优化组合。

（一）防治大气污染的时期划分

我国防治大气污染的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从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防治大气污染有两类核心指标，一是强度类指标（单位GDP细颗粒物排放量），二是总量指标（细颗粒物排放总量）。这两类指标的共同点是都立足于强调合理处理污染防治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不同点是在环境容量的约束下，高质量防治大气污染的思路不同。

结合国际上这两类指标已经发生的经验事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重要思想，防治人为导致的大气污染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细颗粒物排放总量和单位GDP细颗粒物排放量都呈增长趋势。这一时期由于收入水平较低，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因而以追求物质财富为主，总体采用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思路，是一个“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的粗放式增长过程。第二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单位GDP细颗粒物排放量达到顶峰，但细颗粒物排放总量还在增长，这一时期采用的是少污染、多治理的中端治理思路，是一个“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科学发展过程。第三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细颗粒物排放总量和单位GDP细颗粒物排放量都呈下降趋势，采用的是防治优先的源头治理思路，是一个“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高质量发展过程。第四个时期是防治污染反弹或低污染持续发展时期，基本特征是细颗粒物排放总量和单位GDP细颗粒物排放量都下降到大气的循环承载能力范围内，对健康已基本不造成危害，防治的思路是控制有可能再次造成大气污染发生的影响因素，是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发展过程。

（二）防治大气污染各种手段的适用性比较

防治大气污染的手段主要有技术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技术手段是防治大气污染的前提条件，没有技术的进步，就无法防治污染。但技术手段在实践中的应用有个前提条件，即成本收益的衡量，如果技术手段的成本过于高昂，以致企业和社会无法承担，其只能止步于实验室。也就是说，在实践中，对技术手段防治污染的作用，一方面各个阶段都要重视技术手段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内含在经济手段中。因此在比较各个手段的优劣时，对技术手段不单独与其他手段进行比较。

经济手段的优点是战略性、指导性和间接性，但同時也有滞后性的缺点。法律手段对污染主体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严格的强制性，其缺点是恰好由其优点延伸出的缺乏弹性和灵活性。直接性和快速性是行政手段治理污染的优点，缺点是唯上级命令是从，容易忽略民生问题和经济承受能力。

防治大气污染各种手段都应采用。但在防治的不同阶段，由于不同手段各有优劣，因而应采取灵活组合运用的防治体系。即第一阶段形成以法律手段为主的防治体系，第二阶段形成以行政手段为主的防治体系，第三阶段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防治体系。

三、用经济手段防治大气污染的发展过程

理论界用经济手段治理大气污染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当大气污染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时，公众会因空气污染对健康和福利造成影响而对政府施加压力，考虑到清洁空气作为完全公共物品的性质，政府应该发挥守夜人的作用。按照《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的观点，环境保护领域政府必须发挥中心作用，自发分散的市场几乎不能发挥积极作用。在此思路下，政府为了履行职责，通常会采用更严的技术排放标准、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

但美国治理酸雨的实践表明，仅凭借以上手段并不能达到治理大气污染的最终目标。更不利的后果是，由于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受损，在利益驱动下，企业采取各种办法规避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影响，致使政府的权威受到挑战，并且治理的难度也不断增加。从经济学原理看，之所以达不到政府最初设想的效果，根本在于采取的治理手段没有尊重成本收益的市场规律，当然会遭到企业的抵制。

为了走出困境，经济学家戴尔斯（Dales）于1968年提出的污染权（排放污染物的权利）治理污染的经济手段。发展到目前，经济手段主要包括税收、费用、补贴、产权、创造市场（交易）、债券、押金退还制度和责任规则。

经济手段治理污染的机理是：政府在承认企业降低污染排放的成本不同的前提下，确定排污标准以及排污总量，其后尊重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天然属性，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来调整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济利益，促使其积极、主动地灵活运用技术进步、成本核算等多种办法进行自主减排，从而推动企业盈利目标和政府环保目标的双实现。美国治理酸雨采用经济手段后，其效果超出了社会各界的预期。在实行经济手段以前，为了达到减排目标需要支付50亿美元，治理思路改变后，同样的排放总量，只花费了20亿美元，其直接成本仅是以前的40%。从高质量发展来看，Chestnut和Mills（2005）对美国治理酸雨进行了包括死亡率下降带来的收益等综合评估，认为采用经济手段的收益与成本比率为40∶1。

四、对策建议

我国已进入防治大气污染的源头治理阶段，理论上需要突出经济手段在防治大气污染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推动力。

一是以推动产业动力转换防治污染。产业动力转换是指以转变产业发展模式为核心的防治污染途径，具体可分为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两种。传统产业主要解决如何以尽可能小的经济代价达到环保要求，即寻求经济增长与污染防治的平衡，重点在于节能减排的成本核算。新兴产业防治污染的着眼点在于促使对大气质量无影响或影响较少产业如何加快发展，核心是培育高端高新企业的尽快成长。

二是区域间以实现资金的效率最大化来分配资金。大气污染具有“空气流域”（Air Basin）特征，即大气污染不受行政区划边界的影响，只与地形、气象和气候的原因形成的共享空气地区有关。在此前提下，一个行政区的污染源并不必然是本地区造成的，单纯在本地投资治理污染，不能达到治理效果的最大化。为此，需要在整个空气流域建立协同治理雾霾的资金池。资金池的资金分配是从整体资金效率最大化的角度，分析各个城市治理区域雾霾的投入对改善空气质量的贡献大小，以此为依据，将治理大气污染的资金在整个区域中统一使用。

三是积极鼓励企业承担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按照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主动保护环境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获得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会美誉。政府通过机制设计可以推动保护环境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即：针对农村的面源污染，按照一定的规章和流程，鼓励大城市的企业向农村治理污染源进行投资，企业投资的资金全部或部分从所得税中直接扣除或返还。

四是经济杠杆措施。经济杠杆就是利用价格、税收、信贷、保险、罚款等措施调节和控制治理雾霾的力度。大幅提高对清洁能源的补贴和大力发展绿色信贷，促使银行金融机构要认真落实绿色信贷指引，鼓励保险公司开发新能源汽车和绿色建筑等保险产品。全面落实“合同能源管理”的财税优惠政策。对2018年调整了应税大气污染物适用税额的执行效果，按照治理目标，及时进行动态管理。

五是加大排污权交易力度。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看，在实际操作中，大气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为了在全国能够降低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鉴于京津冀地区是我国防治大气污染任务最重的地区，建议在雄安成立“京津冀大气污染物排污权交易中心”作为全国试点。通过该交易中心的试点，为全国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具体来说，由京津冀大气管理局根据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依照国家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主要排污单位确定可供排放的具体额度，超额排放的额度需要从市场上购买，剩余的额度在市场上卖出。

工业高质量发展与支撑体系构建

董葆茗

（河北经贸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事实上，为应对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国工业也亟需通过提升发展质量重构竞争优势，这意味着高质量发展也是中国工业发展本身的内在需求。问题在于：受发展理念、产业政策、人力资源等瓶颈因素制约，我国工业的转型升级目前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此背景下，要想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打破关键瓶颈约束为目标，构建与工业发展规律相匹配的系统支撑体系。本文试图从我国工业的发展现状入手，在理清基本逻辑关系、分析发展瓶颈的基础上，探讨支撑体系问题。

一、我国工业发展的现状

经过近4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工业成功实现了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在整体实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构建了完整的工业体系。2003年完成了出口工业品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跨越，201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2015年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高科技产品出口国。目前，在中低端工业品制造领域，中国已经取得明显竞争优势，在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的钢铁、化肥、电视机等220种产品产量世界排名第一;以高铁动车组系列产品、多轴精密重型机床、移动通信设备等产品为代表的高端产品已经具备世界竞争力。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离美、德、日等制造业强国还有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第一，部分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领域竞争力偏弱，高端芯片、航空材料、精密机床等产品对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依赖性较强;第二，品牌影响力弱，《福布斯》发布的2018年全球品牌价值100强中，中国仅有华为1家企业上榜，而且品牌价值仅为苹果公司的4.6%;第三，产品的品质不高，跟不上消费者的需求升级节奏，导致大量有高端需求的消费者涌向海外。

总体来看，大而不强是我国工业当前发展的显著特征。部分普通产品供给过剩与高品质产品供给不足同时存在;受制于部分高端领域的核心技术缺失，强大的制造能力未能充分发挥;成为亟待通过高质量发展解决的两大关键问题。

二、制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

对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中国而言，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所必需的要素中，资金、设备等硬件问题已经不再是关键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基于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如何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有效整合人才、资本等要素，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此，可能成为关键瓶颈的制约要素主要有以下三个。

1. 发展理念相对滞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在中等收入陷阱、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严重的环境问题、国际发展环境恶化等多种矛盾集中爆发的大背景下提出的，需要新的发展理念指导推进。

在消费者需求已经从对产品的简单使用提升到对品质、品牌的整体体验的大背景下，构建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指引工业实现从以规模经济为核心、以低成本为核心竞争优势的发展理念，向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创新和品牌为核心竞争力的发展理念转变势在必行。目前，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探讨大多停留在概念界定阶段，对于能够指引工业高质量发展理念的研究相对滞后，未能深化、具体到工业高质量发展领域，制约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推进。

2. 产业政策方向迷失。导向明确的产业政策是推动中国工业长期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在科学的产业政策指引下，各类资源被迅速整合，依托劳动力红利和低环境成本打造核心竞争力，高效地推动了中国工业的持续高速发展。当前，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美欧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通过再工业化等手段强化工业产品的竞争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速推动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当前的问题在于，囿于发展理念相对滞后，基于内外部发展环境、产业发展基本规律、技术进步方向，指向明确的政策支持体系未能构建，导致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政策的指向不明，势必影响工业高质量发展工作的效率。

3. 人力资源相对不足。人口红利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低成本高质量的劳动力是中国工业高速发展的竞争优势之一。但是，随着技术创新速度不断加快，机器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在制造领域的应用越发广泛，加之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劳动力红利正在快速丧失。与此同时，伴随着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程度不断加深以及生产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企业的竞争环境越来越复杂，竞争对手实力越来越强，竞争内容开始从产品制造向研发与品牌打造产品标准转变，这对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提出更高要求。目前，核心技术人员、专业管理人员、关鍵操作人员均存在较大缺口，已经成为制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就我国目前工业发展水平而言，如果缺乏系统的支撑体系，很难实现从高速度到高质量的跨越。

三、构建支撑体系

构建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体系，首先必须了解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基本逻辑，参照目前有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笔者认为必须厘清高质量发展与环境、规模、速度、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必须厘清的四个基本关系

基于我国工业的发展现状，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厘清以下4组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1. 质量与环境。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于确定发展的目标和标准。由于发展质量是一个相对概念，随发展环境动态变化，因此，当前提出的高质量是与当前的发展环境相匹配的。换言之，提倡高质量发展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发展质量不高，也不意味着目前提出的标准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目前中国的发展环境就是：一方面国际竞争越发激烈，国内经济进入中高速发展，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能力都有较大提升，工业的发展环境开始复杂化;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其发展受到现有发达国家或明或暗的抵制。综合考虑我国工业的发展现状以及所处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可以明确：在中国工业的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必须解决如何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不断提升的需求、如何提升高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如何实现在环境友好的大前提下持续发展这三个问题。

2. 質量与规模。作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口大国，中国的人口基数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必须充分考虑居民的就业问题，在中国的工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提供高质量就业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硬约束。从这个角度来看，适用于多数发达国家发展高端环节、转移低端环节的工业发展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的人口基数、中国的产业特点决定了中国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必然与规模相对稳定相伴，中国的工业体系必定是高中低端兼具的完整工业体系，追求高质量并不意味着放弃规模。

3. 质量与速度。实现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之一。但是，追求高质量发展并不意味这过分降低速度。就当前我国的工业发展来看，一方面，随着国家经济整体降速，多年高速发展形成的强大制造能力开始大量过剩，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压减;另一方面，在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等领域，受种种因素制约，发展过于缓慢的情况依然存在，需要大投资，推进相关产业高速发展。也就是说，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并不意味着整体降速，而是降速与增速并举。

4. 质量与创新。要想推动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创新对工业发展的推动力至关重要。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工业的高质量发展进程可以描述为：从以价格为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向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中国智造”跨越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创新的服务对象并不仅仅限于高端和高新技术领域，应该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并重，除了打造“中国智造”，还要推进以品质为核心竞争力的“中国质造”。除了重视技术创新，还要重视制度创新，要厘清高技术、高创新与高质量、微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以高端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提升传统产业技术附加值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二）构建四个支撑体系

基于对我国工业现状以及四个基本关系的认识，综合考虑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关键瓶颈，笔者认为要想有效推进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必须构建以下四个支撑体系。这是国家政策的发力点，也是突破瓶颈的重要支撑力量。

1. 理论研究支撑体系。明确发展理念，构建导向清晰的政策体系，离不开深入的理论研究。如果以支撑工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当前的理论研究至少应该说明以下五大基本问题，即提升创新贡献率、理顺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优化开放政策、共享工业高质量发展成果、构建高中低端融合协调发展的工业体系。具体到研究内容，首先，应倡导针对中国工业发展逻辑的基础研究、专门研究基于后发优势、强计划的跨越式发展规律，跨越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克服后发劣势的发展方式，能够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工业高质量发展理念等问题;其次，应鼓励对现有案例进行的质性研究，用于总结其内在理论逻辑，拓展现有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应用范围;再次，应该鼓励围绕标准构建、发展规范制定之类的政策制定研究，在明确产业政策指向性的同时，提升其可执行性。

2. 技术创新支撑体系。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的贡献率，核心在于通过整合研究资源解决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要构建问题导向的技术创新支撑体系，充分整合官产学研的创新资源，提升现有创新部门的创新效率和效果;要通过国家级研究机构、技术转化中心建设，构建支撑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体系。面向工业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支撑体系应包括基础理论创新支持体系、先进技术创新支持体系、应用技术创新推广体系以及技术转化支持体系。

3. 人力资源支撑体系。打破制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瓶颈，需要构建适应当前产业发展趋势的人力资源支撑体系。在人才短缺的大背景下，短期内应考虑坚持开放理念，通过调整激励体系，优化整合国内的各类人力资源，引进国际关键核心人力资源;通过倡导终身学习，培训提升一批现有人力资源;长期来看，应着眼于解决人才培养导向问题，进一步优化现有教育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短缺问题。

4. 基础服务支撑体系。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人力资源短缺、发展理念滞后，充分发挥外部专业机构的服务功能，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推进企业适应高质量发展环境的重要抓手。具体而言，推进金融服务，提高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管控经营风险;推进法律服务，帮助企业合法合规经营，进一步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推进管理服务，提升企业应对外部复杂经营环境的管理能力;推进设计服务，一方面缓解企业技术创新人员数量与质量上的不足，一方面降低研发成本;推进劳务服务，帮助企业克服人才短缺问题。

Viewpoint on Promot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Zhang liqun，Lin Chen，Chen Yongguo，Dong Baoming

Abstract： In the nineteenth report of the party，China's economy has changed from a stage of rapi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following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clarified Xi Jinping's socialist economic id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taking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s the main content. It pointed out that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defining development thinking，formulating economic policies and implementing macro-control at present and in future.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reform？ How does the structur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ffect quality development？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especially the improvement of atmospheric quality？ How to push China's industry towa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r this purpose，our journalism department invited 4 experts undertake discussing afore-mentioned problems.

Key words： deepening reform，high quality development，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blue sky defense，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