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这个小说出来后，好评不断。而《随园》只不过是弋舟短篇小说集《丙申故事集》中的一个篇什，而这个“丙申故事集”却是小说家弋舟计划好的写作，他想在丙申年给自己的写作一个交代，就酝酿着在这一年写一本书，而书名就叫《丙申故事集》。

他完成了这个计划，也可称为夙愿。

在这一年，弋舟的思想和行事风格有了许多变化。他的写作更愿意贴地飞行，而现实地融入到人间世界内，又超乎其上地讲述，则成为他的某种新追求。要想解析弋舟的《丙申故事集》，就不可忽略这点。这也像是在告诉我们，他想在这一年的写作中，更忠实于内心那种对生活的依存与发现——并试图以抵达内核的努力方式揭示它的原生状态。弋舟写出了《随园》《发生笛》《出警》《巨型鱼缸》《但求杯水》5个短篇小说，它们组篇、结集，就有了《丙申故事集》。在我的理解中，这个集子更像是一本作家在丙申年的写作纪念册，也可叫精神纪念册。在他和作家王苏辛的对话中，提到写作与“重逢准确的事实”的关系，它无疑更能本质地说明问题。

《丙申故事集》是一本不到10万字的小书，但在我的阅读印象中，它却是一本能够承载时代风物、烙印时代铅华的鼎力之作。这本书的腰封上有句话，称“也许再等33年，才会有下一本《丙申故事集》”（此话显眼地印在腰封上，虽有营销策略之嫌，但也可看到编者对这本书品质的自信）。初看到这句话，我感觉有点吓人。顺带咨询了一下这本书的责编王苏辛女士，问这个33年的来处，据说是一个人从出生到真正成熟需要33年。

由此来看，《丙申故事集》无疑是一本具有成熟意味的品质金书。那不妨来拆解一下这本书，看看它到底讲了什么。就先从一个有趣的话题开始。

1.一个有趣的话题

在最近一次有关《丙申故事集》的文学活动中，弋舟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说出了一个具有观念性或概念性的东西“二手生活”。他称谓自己的写作来源就是这种“二手生活”。

而这一结论是来自他与河北作家张楚的写作比较。他认为张楚是一个过着一手生活的作家，“他笔下那些有血有肉的故事都是朋友们的真实经历，他通过小说家的处理变成小说。”这是张楚私下告诉弋舟的。我想张楚说的是真心话，弋舟也认真听了。弋舟没有张楚的小城生活经验和广阔感知底层世态生活的人脉关系，这样简单比较之后，他就不无自嘲地说，自己是在过“二手生活”的作家。他谈到写作时说，“自己对世界的想象更多来源于我阅读的小说，我把它称为‘二手生活，这些二手生活构成了我的写作资源。”按他的思路延伸下去，《丙申故事集》就是这样一种“二手生活”的产物。或许是他对这种“二手生活”的心怀纪念。

弋舟有意识地把自己和张楚来了一个非典型文学意义上的区分。但他们的身份无疑又是作家。这样子像是他和张楚两人背靠背，猜对方的脸长得什么样子。然后，根据这种猜想描述出对方那种想象性的容貌结果。可贵的是，他们都猜准了对方，并进行了得到对方认可的描述。这像是在说作家矫情，但其实却映带出一种彼此依存的感应关系。对生活的不同理解，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写作。但对于文学，这种写作又是殊途同归。

这仅仅是我的理解。

弋舟此语一出，当即就遭到在场的评论家黄德海的否定。他坚决不承认有什么“二手生活”。德海说：“我们怎么可能过二手生活？谁过个二手生活我看看，不可能。这个名词一出来好像我们真的可以过二手生活，我没看到一个人过过二手生活。”德海认为这种概念会把人绕进去，好像我们真的在过二手生活。他还提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说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我没过过，你们去过，我从来不过二手生活。”德海在这个问题上较真了。他有批评家的态度和道理，以及能有的可贵坚持。

这样一来，这个话题就很有趣了。

我觉得弋舟在这里讲出来的是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问题。只不过他更生动化了它。他用一手生活（直接经验）和二手生活（间接经验）替换了那两个在字面上看似有些呆板僵硬的词语面孔。

弋舟已和张楚有了一个自比。这个自比已然明了他们的写作来源和差分，在相异处的开始，却在抵达处归一。

2.一种有益的比较

在此，不妨略微比较一下弋舟和張楚的写作（仅限于短篇小说）。当然这个比较，不是比较文学研究意义上的比较。它更像观照。以一个作家的写作观照另一个作家的写作，探讨他们的写作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关系，以及可能存在的彼此映带现象。

张楚是一个在小说文本文脉运息、情节递转、故事延宕上特别用心、精于调度掌控的作家，他的小说“叙事绵密、敏感、抒情而又内敛”。弋舟的小说富于想象质地，注重文本经验切口的找寻、打开，在朗净又不失“密度”的叙事中，时刻保持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抽离和转身的敏捷姿态。

想到张楚，我就想到他的一个短篇《夜是怎样黑下来的》。在这个文本中，小说家张楚不厌其精地对两个主要人物老辛、老辛的准儿媳张茜，在叙事中展开既有堆积又有揭剥的描述，这一过程叙述精彩，细节迭出，人物情态刻画入微，尤显他的写作风格。在小说的叙事高潮部分，由表入里把奸诈、狡猾、内色、脏污的老辛给予彻底撕伪、揭穿、晾晒、显形，可谓精彩至极。说到这里，顺带提下阅读《丙申故事集》中《发声笛》这个小说时的一个小发现。当我读到小说中马政与夏攀在储藏室内偶遇的细节时，忽地内心一闪，有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仔细回忆一下，发现这样类似一幕，在《夜是怎样黑下来的》这个小说中，也有发生。只不过《发声笛》写的是马政与朋友女儿夏攀；《夜是怎样黑下来的》写的是老辛与准儿媳张茜。小说文本传递出的人物感觉也不一样，老辛在对跪俯身前的张茜的爱抚中，感知的是自己“心脏瞬间柔软起来”，捕获到“恍惚产生种错觉，春天似乎是到了”的萌动情愫；马政的心在经受折叠后，得获的是“尖锐的羞惭”与“猥亵的权衡和隐晦的贪婪”。而他们的爱抚对象情绪反馈也不一样，张茜对着老辛抛出一句“老不正经”，拂袖而去；夏攀的脸上则写满了诧异和困惑，还有一点小小的、恶作剧般的得意。这似乎就是作家的差别。

谈到这里，我就想从《丙申故事集》中抽出《出警》这个小说，在与张楚写作比较中来看一下弋舟的小说。《出警》这个小说一万五千字左右，和《夜是怎样黑下来的》体量相当。在我看来，这样一个体量充分给小说家提供了驾控文本、从容叙事的空间。换个说法，这也是考验短篇小说写作——作家是否具有足够能量、智慧、腾挪、周游的验证域界。在一个较长的篇幅内，实现写作的自由与紧致、铺张与内敛的有效呼应，很检验作家能力。声明一下，我会刻意回避谈论弋舟小说中的技术问题。它不在此文的谈论视域内。

我觉得《出警》这个小说完成了小说家弋舟——在内心对“紧密地与现实关联”这样一种写作关系的重新指认，它让作家获得“重回现实”的实在感、踏实感。写作不再是想象中的现实蹈空，而是在想象晕眩后的落地扎根。它让小说家以常识般的“说人话”（弋舟语）方式重回人间世界，并把这个人间世界安置于小说叙事内进行打量、体察、复现。并要它活在那里，立在那里。

他完成了这样的文本建塑。

在这个小说内，派出所警察的生活与警域辖区的居民生活交迭重置，便产生一副印象式的风俗画。而画境中的我、老郭、小吕的存在，市井生态以及那个街面上的“狠人物”老奎，也就都浮升在一片油彩涂抹的印象式的烟火人间。而正是这些活体生活的片段连缀，让这个小说的写作实现了作家“呈现事物的一整面”（王苏辛语）——这样一种努力。而这个“一整面”却不无吊诡，它几乎是悬在概念性的丝线上，晃动诱惑、危险，但也实在镜映可能的一切。而要完成对这个“一整面”的支撑，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很多真材实料。而作家往往不缺少的就是对凡俗生活的检索能力。

这个小说看似是围绕着派出所警察的日常警务展开，其实核心来自片区的一个“狠人物”老奎。有了这个人物，那些出警琐事，如“公墓边上的苗圃有人打架”、发现“反动电话”、“某公司门口发生纠纷”、“女孩在胡同窄道遇狗”，“被吓尿裤子”、“饭馆被偷”等等，就都成为这一人物的出场铺垫。而这个老奎，也确实是个狠人物。我第一次被师父老郭带着上门认人，见到老奎，老奎就放出狠话要再杀人（他可是因为杀人被判18年牢狱生活）。按我的处事逻辑，对此自然要狠狠教训一通，杀杀他的戾气。但师父老郭处理此等事情，却有玄机。对老奎的话，“老郭压根儿没接茬。他只是递了根烟过去。然后就聊起医保、天气和附近即将拆迁的居民楼”这些日常琐事。就这样，在最后离开时，我“怎么看，埋头坐在小板凳上的这个老恶棍，都只是个与世无碍的废物了”。而这才是一个老警察洞悉社会底层的不二法宝。按小说中“我”的说法就是，我要忙得焦头烂额来处理的事，在师父老郭那里就是一根烟的事。这仍是一个老警察能够打准生活“七寸”的经验。接下来，老奎不断在我值班时报假警，我屡次出警被骗，而最终在老奎那里得到的答复只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孤单么，想跟人说话。”这个街面上的“让上帝都头疼的老恶棍”，竟然还流出了像脏水一样的眼泪，在“我”看来，“他敢杀人，敢卖闺女，敢当钉子户，可是不敢承受老了的‘孤单”。至此，这个小说才获得“戏骨”，终可立身。而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我”的徒弟警察小吕身上。他接警处理的一宗所谓的“制毒案”，只不过是退休的老校长，“见不得邻居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样子，说是看了堵心。”它仍是一种孤单的反串。这样《出警》这个小说，就有了在社会生活肌体上横插一刀的锐度和痛感。

《出警》正是在对这些声色犬马、琐碎日常（犹如社区警察日志）的生活细节的精微撷取、裁量和处置中，完成这个小说的“一整面”叙事，使作家的写作得以实现“紧密地与现实关联”这一旨趣。或是完成一个近似理想般在“重逢准确的事实”这一过程中，实践作家在写作中拓印一本时光纪念册的秘密情怀。

这个小说读下来，在它被叙事密度、市井密度裹挟挤压下透散出的人间熏染气味，几乎已让我认为弋舟是在过“一手生活”了。但他总能获得轻巧脱身的机会，仿佛密度越大，带来的离去时机和缝隙越多，稍不留神，他就隐身倏然而去。这才是弋舟的写作。

我很奇怪老郭与老奎这两个人物。作家弋舟的描述——转化为小说人物“我”的观察之后，他们不再是警察与罪犯的关系，更像是两个相貌相像、伴生多年的兄弟。这仅仅是作家的视角问题或是某种叙述的需要吗？我看未必如此。這是一种人经由岁月无情汰洗磨蚀的结果。这两个人物——他们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中的所谓典型形象？难道他们的存在不具备社会学、犯罪学、伦理学意义？这都是疑问。其实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具有这种向文学意义之外辐射能量的功用。对此，既不必去刻意声张，也不用小心趋避。

在这个小说中，还可看到弋舟小说叙事语言的变化。以前读他的小说，总是感觉文本中流荡着一种怪模怪样的腔调，也掺有杂质，尤其是在《等深》《所有路的尽头》等小说的阅读中，这种感觉缠身不退，持续回旋。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这种叙事语言，既构成了小说文本类似盛宴一般的豪华奢侈，又带来浮华散尽之后书写犹如虐恋者受虐后的快意。这几乎是一个时期弋舟小说的语言戳记。越是深细阅读，愈发发现它们存在着一种被篡改过——语言符号和人生记忆都在中途被篡改过的折叠痕迹。回过头来看现代小说的语言演进脉络，都有类似的问题，语言符号和成长记忆带着犹如人生中途被篡改过的印痕（这应该和西方现代小说引入与翻译有关）。

李敬泽说：“汉语小说甚至尚未完成它基本的现代使命：追究、发现和扩展为目的内在性。”他对汉语小说的前景深怀期待，但我认为他的这段话也指涉了语言。引用它我是想说，在矛盾性的存在中，一个小说家如何倾力去维护汉语在现代小说发展进程中的叙事尊严。显然所有的优秀作家都在做这件事。他们也更有一份内在的清醒。

在《丙申故事集》中，我看到了弋舟小说叙事语言的变化。那种阅读感中的“怪味”淡了，杂质少了，甚至是散失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小说叙事中致力语言还原归真的小说家。他的小说语言变得纯正、干净、朴质、准确，带着一副“生”、“活”面目，从容快意挤入当下这个表象蓬勃、语说纷繁的世界，以一种天真、不失痴顽样子横亘在阅读者面前——彰显一种成岭成峰的自在、超逸、醇厚。

《出警》这个小说，读来尤为让人感喟这种变化。

其实不管是弋舟或者张楚，在他们的短篇写作中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犹如王安忆所说：“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

我想弋舟和张楚都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应。

3.《发声笛》与《但求杯水》

在对小说的阅读中，我很在乎阅读的第一感（初感）。我有点执拗地认为，在这之后的重读与反复，往往就是对这第一感的再次确认。当然也有反常，会发生颠覆和否定。古玩界有个术语或是行话“上手”。我觉得阅读也有类似的经验性的东西作祟。一部作品有了“上手”感，那无疑就是一次阅读的神恩乍现。那一刻有如受宠。弋舟的小说，很容易让人产生这种“上手”感，读起来还很过瘾；若是加强一下这种感觉，这种上手和过瘾，还会让人持续回味。

《但求杯水》这个小说，我早在网上找到（同这个小说一块找到的还有《随园》《出警》。这就是网络时代的便捷，但它无疑也扼杀神秘和期待）；《发声笛》是在拿到《丙申故事集》时，第一时间读到。手捧书卷的阅读方式，在我心里永远是具有美感形式的阅读，也是第一选择。

《发声笛》这个小说给我的阅读第一感是：这个小说写得很笨拙——一种简单精巧的笨拙。小说家几乎是在用一种危险的方式，让这个故事从宿地回到来路。在马政和夏惊涛之间存在着天然鸿沟，这道鸿沟在小说中是这样被界定的：“他（夏惊涛）像是真理在握，得享着什么特权：他吃的苦头是能够被说出来的，而一个处长（马政）吃的苦头却没法说。一个快意恩仇，一个只能忍气吞声。”有了这一基础，夏惊涛深陷囵圄，仍可隔着监狱的铁窗栅栏，教训去探视他的马政，让马政“感到身份倒置，乾坤挪移”，恍惚认为“铁栅栏内才是自由世界”，而之外“广袤的世界，倒成了牢狱。”后来夏惊涛发达了，成为土豪富翁，便可肆意绑架马政同他一起买房、购买200平方米的储藏室（这个储藏室被马政在内心认为，“可能防不了原子弹，但却能庇护一颗疲惫孤独的心……让人在里面徘徊徜徉，做惆怅的王。”），时时事事让马政觉得像是一直亏欠着他点什么。

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马政娶到了王晰。他和夏惊涛是发小、同学，共同追求王晰，结果是马政得手，夏惊涛在这一爱情游戏中出局。这是小说的一条明线，而暗线是马政并未感到多少胜利与获得感，他在人途、仕途双线挣扎，最后竟痛苦地发现儿子像似长了一张类似夏惊涛那样“刀砍斧劈”的歹徒脸。而命运倒转，还让马政在仕途得意的年龄轻度中风，不仅行动受限，还造成失语。在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时，他只能——喔，或——喔！再或是——喔？复杂一点就变成——喔喔！或——喔喔？它让马政在对世界传递情感与表达认知时，永远只能默认、感慨、疑问。这无疑是让人生痛苦、难堪的迷局。但经历者，却要必须经受、承受。

而当此即，含在马政嘴里练习发声的发声笛，也在奇怪地戏谑他。“马政在喉咙内说‘好啊，发出的声音却是‘呜呼。马政在喉咙内说‘滚啊，发出的声音却是‘呼哈。”这多么具有嘲讽意味。即便如此，身陷窘迫境遇的马政还是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他有话要说，便“起劲地吹起嘴里的塑料笛子”，似乎是在和这个世界“滔滔不绝地痛陈着什么”。他又能说什么呢？但又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向这个世界裸陈和表达欲望呢？

而这个世界还有耐心倾听一个掉队者的言说吗？

《发声笛》有点笨拙地把人从经往宿地的意气中途打回来路的起始迷茫。它的残忍不是作家本意，而社会发生原本如此。

其实比较起来，《发声笛》与《但求杯水》在故事结构上有点类似，它们都是在讲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离分纠缠故事。《发声笛》要隐晦暧昧一些，《但求杯水》则更明了感官一些。《发声笛》采用了无人称叙事，《但求杯水》使用了第三人称。《发声笛》以马政中风串起他与夏惊涛、王晰的故事，《但求杯水》以“她”来串起丈夫和情人之间的情感走移。如果说小说《发声笛》以“Beyond乐队”一首歌歌词中的两句“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来结尾，表达某种青春已去人生险峻的惆怅情怀；那《但求杯水》则围绕着“水”这一核心词语，表達人性深处某些永远无法满足的深刻渴意。而这一切，都是人们纪念或怀恋人生剧情的可选择方式。

若表达一下私下看法，我更喜欢《但求杯水》这个小说。它有种让人生沉浸在精致忧伤与惆怅缱绻情调中的瞬间迷幻意味。作家由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情感缜密、肌理细腻、善若柔水的女性心历文本。

小说人物“她”因丈夫出轨而感到某种被整个世界欺骗与抛弃的恍惚感。当她努力挽回婚姻，保住家庭，却遇到一个事实：她几乎已无法在精神上让丈夫彻底回归。她的所有努力，只留住了一个300平方米的家的空壳，与一个灵魂出窍的丈夫的躯壳（小说中有一段要水却得到一块尿不湿的描述，残忍而尖锐），以及她能够在想象中完成的所有对家和爱的重新想象而已。这让她在绝望与失意中，选择寻找安慰或是内心的需求平衡。她有了一个小她10岁的情人。但他的小，只是形式年龄上的小，那种隐隐的在一个隐形世界存在的男人的“大”，还是被她敏感地察知到了。她需要这种“大”的围拢、覆盖和庇佑，这让她感到安全、有依靠。当然包括男孩亲昵称她“小熊”，包括做爱时“男孩默默地拼命”，都在给她一种超越想象僭越伦理的幽昧慰藉。她无法舍弃内心那种固有的被爱怜和珍惜的小女人感。

其实在这个小说中，我读到了作家弋舟对这个世界的“过分善意”。也就是说小说家的内心，永远都是悲悯的。即便是他在怒视、痛斥、揭批它，仍然无法遮掩他灵魂深处流露出的想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暖意。

4.《随园》和《巨型鱼缸》

《随园》无疑是《丙申故事集》中的压卷之作。这个小说一出来，就赞誉如潮，被认为是2016年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收获。这话对于小说家来说最为激赏。记得当年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一文一出，著名作家韩少功就说（大意如此）对于当年文坛哪怕颗粒无收，有此文就是一个丰年。

一个大家都说好的小说，很容易让人无话可说。不管你说什么，都有拾人牙慧的嫌疑。

《随园》这个小说目前我的阅读遍数保守说应在10遍以上了。我想忠于自己的阅读认知，把读到的东西说出来，包括某种疑问。也许，这已远离作家本意很远。那又有什么呢？一个小说文本离开作家之后，就已面临寂寞如死或被过分解读的命运。

我感觉这个小说通篇流淌着一种平静与和解的对冲气息。小说中的“我”平静地回忆、讲述往事，所有发生过的事物，无论是青春的激荡、反叛，受辱的残虐、暴烈，肢体的缺失、损伤，心灵的迷顿、翘望，人生的劝退、戏仿，都被时间消解于平静、和解的述说语态中。那种平静，既想当然，又所以然，还超乎然。看来激情与苦难对人有某种催熟能力。而围绕着“我”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既有的“生的生态”，它自然、如恰、本真。这是写作的真趣之地。很多作家都试图做出努力，梦想抵达。但很多作家又都在被无声拒绝的沉寂中退却了。一个写作的真趣之地需要一颗天性单纯又不失顽劣的真趣之心。这份修行，既有天分支助，而更多的是后天砥砺中的恰适机遇，或者幸运。与其说是弋舟幸运得到，不如说他的勤勉虔敬感动了内心的神祇。《随园》这个小说出来，会给作家一种登顶之感。它还是一部对某些文学观念具有颠覆和清算意义的作品。

薛子仪这个人物出场就有一种风化般的历史遗存气息。若不是他还能与小说人物“我”有“神魂颠倒”的片刻动能，他就是一尊上古遗存的化石——被点化短暂附身一般复活，又迅速死寂。而在他身上可能显影的纪年，附着着太多历史暗斑、文化锈迹和智者溃败景象。而在“我”的眼里，初识他（薛子仪老师），感觉就是让人“能得到大笔制作项链的真材实料”的一具骷髅；“我”再见他时，感觉仍是“恍如回到了过去，正等着去捡拾一大笔制作骨头项链的真材实料”；以致在“我”于他濒死时见最后一面，想象中他“已像是塞在神龛里的一尊破败的偶像”，稍微一动“就会化为齑粉，让人连一把骨头都得不到”。沿着这一线索追寻下来，就会发现作者在对这一人物着墨不多的叙述中，暗含了体量巨大又无从索求的可能的历史文化信息。薛子仪这个人物的符号意义显然大于他的文本意义。“我们彼此启蒙，如今，他用一座随园戏仿了一座墓园。 我像是遭到了背叛，但也说不好。”这是“我”的精神声讨，人性否定，还是某种命运反动呢？也许都有，也许都没有。或许，“我”只是在感喟着一个可能的和解对象在时代那边无端消失。而这一消失，却颇有象征意味，那种巨大的静寂碾压、经过，又在带给这个纷繁喧嚣的世界何种启迪呢？我想它只要如此静寂无情地碾压过去就好。让必死的无存。

我在想，如果把《随园》这个小说置换一下地域场景又该如何呢？它失去了“那片土地上的丹霞地貌”，失去了在“我”的遥望中，“雪峰在正午时发着光，雪峰在黄昏时发着光”的凌厉壮阔，失去了“总会有一匹孤单的马站在我的视野里吃草”的幻感意象，没了“海跟雪山一样，都能让人不太把自己当回事”的自我指认，缺失了将老师和一座庄园抛离身后，“我的心里星坠木鸣”的魂魄涤荡，从而魔怔一般说出那像谶语般的“执黑五目半胜”，那《随园》这个小说又会怎样？它可能还是一个小说，但绝不会是如此《随园》。或许这种假想与虚设毫无意义。

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弋舟，他定会说，这是一件不能容忍也不能想象的事情。这就是作家的精神认力。他一旦获得就不会失去和被剥夺。

《随园》这个小说，让人感到有话可说，但同时又如鲠在喉。这个小说读的遍数多了，让我有种想犯常识性错误的冲动——它真实吗？一个批评者怎么可以去问一个小说“真实吗”？这样可笑的问题，让人羞愧。但这个问题就是顽固地在心头萦绕不去。我一边在内心体认，一边又在对它做着否定，这就是我的阅读真实情态。我也在怀疑《随园》这个小说，是否会重蹈小说中那座被“我”的老师戏仿的“随园”的命运。在“我”离开后，“那座庄园在无声地坍塌。不，那不是灰飞烟灭，而是方生方死，海市蜃楼般地随风飘散。”这也不单单是谶语。

在我的另外一种感觉里，是对《随园》这个小说的批评失语。它像似超出了当下的批评语境。我也在质疑我的怀疑。我希冀这仅仅是杞人忧天的荒唐感觉。

也許这样的杂陈与疑问，才是我内心真正的《随园》。

在《巨型鱼缸》这个小说，我恍惚感受到作家弋舟自己所说的“二手生活”阴影下的某种窘迫或调侃情状。我想确认它，但却无法找到一种确认的“死证”。那就在存疑中，继续接近它。作家似乎是在努力让自己去实践上位“一手生活”，但又缺少让王桐、刘奋成这类人物鲜活起来的那种“一手生活”所必备材质和体验，虽然作家并不缺乏想象能力和雕琢能力，而那种印象式的捕获显然无法满足作家内心的深切期许。这几乎是一次写作历险过程。作家想在自我挑衅中实现自我战胜，但他做得像似并不成功。但这个小说仍是作家在丙申年的纪念之一。他也给了《巨型鱼缸》入册的应具品质。

在一次微博互动中，弋舟不无天真地表现出对这个小说的某些偏爱。这不由让人想起一个世俗事实，在家庭中，最弱的孩子往往最让父母牵挂。

而这样一个不怎么靠谱的比较，也只能在《丙申故事集》内完成。

5.在“雄阔的野心，无名的志气”中寄许

在《丙申故事集》内的几个小说，都给出了足够的时空跨度来接渡小说人物在叙事语境中的生存与成长（作家也似在跟从同步成长）。像是没有如此空旷的界域，就无法容下杨洁、老王、薛子仪（《随园》中的人物）、马政、王晰、夏惊涛（《发声笛》中的人物）、我、老郭、老奎、小吕（《出警》中的人物）、王桐、刘奋成（《巨型鱼缸》中的人物）、她、丈夫、情人（《但求杯水》中的人物）等一干人的生存，更无法给出他们精神世界的延展与伸缩、张扬与堕落。它在一个连续剖面上，显影这个尘世的美与丑、善与恶、轻与重、毁与生。这个视域是鸟瞰般全景式的，运动着的，也是历史的，时光重现般的。是这一切——唯独这一切才能把作家留在人生的某个荒驿，让他在孤立、内省又芜杂、莽荡的心绪中，去感受那犹如一列游戏火车样式的人间生活景观，它在深夜的旷野经过，每个亮着灯光的窗口都在试图藏起点什么，但又在向外泄露着某些秘密。它在经过，在被看见、被咀嚼中经过，又在这经过中遭遇忽略和遗忘。在小说家的内心，整个世界的趣味仿佛如此，又不尽然。

在这个集子中的人物，他们的生活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交织渗透，相互影响，但又是在对他人的掠取中获得独立和饱满。这既是现实生态，却又不无虚构洇染，就像小说人物的瞬间恍惚，以及可能的精神出离，都在指证一个人间现世，却又怀疑这种指证的可信出地。那像似缺席人生的虚无在场，既让人感伤人生的虚缈无定，却又贪念平庸肉身的质感、呼吸和起伏、回声；还要在光阴流转中，忍住欢愉和痛，羞愤与毁。

在小说中，一切阐释的伟大与渺小、戕烈与平静、消逝与遗存，都产生于日常，又消遁于日常。在作家看来，这种外部影响的内化程度又不一样。而这个日常被作家纪念、省察，就有了文学和文学意义上的写作。《丙申故事集》显然是在完成作家弋舟——想对平凡世界的庸碌和琐碎实现某种精神纪念的册存意义。不仅如此，它还满足了无数人感历年华逝去、岁月荒疏的颓废情怀，以及寄予时代虚妄的内心渴求或冲淡必需。我就是这种阅读的一个受益者，或可能的受害者。

评论家黄德海用“雄阔的野心，无名的志气”（这无疑是神来的句式）来简括弋舟《丙申故事集》带给他的精神振奋，并以此来期待弋舟的未来写作。

弋舟对此的回应是：愿以此共勉！

骆同彦，笔名、博客名左马右各，1966年10月出生，1982年10月参加工作。现供职于冀中能源下属一基层煤矿宣传部门。在《青年文学》《湖南文学》《上海文化》《飞天》《阳光》《中国散文》《散文百家》等报刊杂志发表过小说、文学评论和散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