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媛媛

摘 要：大江健三郎自登上文坛便主张文学要介入现实，作家要承担起知识分子的责任。战时与战后的生活经历，成长路上鲁迅的启发，萨特的引领构成了大江介入意识形成的原因，介入意识在创作中的应用也让大江的作品有了折射时代的力量，成为经典的理由。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介入意识；鲁迅；萨特

大江健三郎自创作开始便以“主动姿态”屹立于文坛之上，他于1956年进入东京大学学习，在1958年发表《饲育》获得当年的芥川奖，也正式走上职业小说家的道路。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予大江健三郎的颁奖词是“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江致力于在笔下描写的正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当下社会与人们，并努力从创作中向现实社会发声。

一、社会历史背景中的原始体验

大江健三郎于1935年生于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这个偏僻的四国乡村给了大江一个纯粹的幼年，给他的创作生涯带来了无穷的想象力。在其后的作品中，家乡的森林多次成为故事的重要舞台，可以说，家乡的森林不仅是大江文学的出发之地，同时也是大江文学的回归之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国家主义思潮泛滥，大江曾在《战后时代的印象》中提到，为灌输军国主义思想，老师经常会喝问：“如果天皇陛下命令你们去死，你们将会如何？”在和其他孩子一同大喊“去死，切腹而死！”的同时，少年大江却因紧张和恐怖而双腿颤抖，觉得自己似乎真的就要被杀死。而在家中，父母亲则对于战争后期印刷的那些宣传超国家主义的出版物视而不见，也从不让大江接触和阅读，家庭和学校的不同氛围在大江幼小的心里留下矛盾和不解，但显然学校过于强势疯狂的教化让大江产生不自觉的恐惧和抵抗，也让他对于战争有着模糊又抗拒的意识。

1944年，大江的父亲去世，此时战争已接近尾声，战败的消息让周围充满压抑。1947年4月，作为村庄新制中学第一届新生的大江入学了，在大江的记忆中，课程中名为《民主主义》的上下两册教科书给他的头脑里灌输了狂热的情感，大江曾说：“我现在觉得，“主权民主”这一思想及“放弃战争”这一承诺是自己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道义，而其发端则是在新制中学学习新宪法的课堂上”。这一时期的民主主义教育使大江成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并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深刻影响。

1950年，大江入学爱媛县立内子高等学校，当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警察预备队成立，民主主义思想已经深入内心的大江认为这是对宪法中“放弃战争”承诺的践踏。昔日的同学考进防卫大学更是让他感到“放弃战争，主权在民”在战后一代人的心里是如此脆弱不堪，他开始对现体制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此时的大江也迫切希望自己的焦虑和失力的愤怒能有一个宣泄的出口，向来热爱文学的他拿起了笔，在开始创作的时候他便决心要在文学与现实的世界架起一座桥，使小说世界走向社会现实，让封闭，迷失的国民能有所触动，有所启发。

1956年，大江在作品《死者的奢华》后记中自言，“被监禁的状态，被封闭的墙壁的生存状态”构筑了他早期文学世界。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反对扩张砂川基地运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以及沦为美国附属国的忧虑，这都让当时大江这一代日本青年感到屈辱苦闷和不安，对于民族意识极强的日本国民来说，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搅乱了他们对于国家的信心，但又无力应对被占领的局面，只能麻木被动的接受安排。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大江已经将自己的想法实践于创作中，对政治甚至生活毫无关心的主人公正是大江对周围失去自主意识的青年的投射，冷漠接近于机械的描写对比大江本人积极参与社会现实的姿态，给当时的人们更大的冲击。大江并未设计巧妙跌宕的情节，仅仅是将笔触对准与你我相同的普通大学生，本该最有抗争意识的青年在文中不听不闻不问，让身在局外的我们也产生无法摆脱的无力感和束缚感。而这正是大江将会贯穿一生的创作意识—文学介入现实，将现实写入文学，再用文学鞭挞现实。

二、始于绝望的的希望——鲁迅

鲁迅可以说是大江最为推崇的亚洲作家，在北京大学演讲中他曾说，对我而言，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也就是说，在我思考文学的时候，总会想到鲁迅。他坦承他的早期小说《奇妙的工作》是在鲁迅作品的直接影响下，引用《白光》中“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虚构了青年主人公的内心世界。[2]鲁迅对于大江而言，是作为文学者的理想，也是一个他想要无限靠近的斗士。

早在1947年，大江的母亲就将自己喜爱的《鲁迅选集》送给了大江，大江深为喜爱《故乡》，尤其是结尾处，每当遇见新的译本都会摘抄下来，有时还会把那段中文原样抄到纸上，然后贴到租住房间的墙壁上。那句话正是我们所熟悉的“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少年时期在大江心中留下刻印的鲁迅小说，在大江尝试写作时也为他显现了前行的光亮。1955年，扩张砂川基地运动的抗争爆发，众多学生和工会人员为声援农民而前往示威，在京求学的大江和他的同学也在其中，然而反抗很快被警察镇压，亲眼目睹抗争冲突的大江在当时抗争失败的局面里感受到巨大的绝望，这很快就反应在了大江的文字中，作品《奇妙的工作》里，大江描绘的那位青年的内心里也像是要立刻发出“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在那战后的日本社会里，国民躁动不安，却又放弃自我，唯有在内心深处反省自己的混乱状态，很多人的痛苦来自于个人向往与社会现状的背离，大江将自己的心境映射在文中青年上，带着隐约希望却最终被现实围剿败下阵来。

但当大江将自己的作品带给母亲看后，母亲却非常失望，认为他的文章一点希望的碎片也看不到。母亲让大江再读《野草》中的《希望》，读完后的他理解了为什么母亲对年轻的我所使用便宜的、廉价的“绝望”、“恐惧”等词汇表现出失望，大江感受到，魯迅的创作在在强烈的表达孤独者的绝境，死之虚无的包围的同时，又表达着一种对另外的、未曾发现和证实的可能性的期待，即绝不绝望，也绝不用简单的，廉价的绝望去蒙蔽自己或他人的眼睛。这种信念刺激了大江，在随后的《饲育》《拔芽击仔》中我们看到了大江对人的精神层面，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笔者认为如果说大江的生存环境让他不得不拿起笔与绝望战斗，将现实写入文学，那鲁迅则是在世界观层面影响了大江，即便是社会如何绝望，也要在文学中看到希望，找寻人生存的本质意义，战胜痛苦和厄运。拥有强烈民族危机感的大江也学习了鲁迅独立思考的能力，深刻洞达人性与国民性的特点，努力看清不同阶段日本社会的问题所在，然后化深爱于恶声，用笔尖振聋发聩。可以说鲁迅带给大江的是人生观念上的转折，对社会冷静观察，发出根本质疑，露出全部血肉，然后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三、化为行动的介入——萨特

如果说鲁迅在精神上为大江埋下了一颗为社会呐喊，为世界疾呼的种子，那么萨特的介入文学理论则浇灌着大江文学绿树的成长。大江考入东大后，师承渡边一夫学习法国文学，当时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在日本掀起一股热潮，大江也在如饥似渴的阅读萨特的法文原著。

1947年萨特在《什么是文学》里所阐述的作家必须通过作品对当代社会，政治事件表态，从而保卫日常生活中的自由精神。他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当代的意义承担，另一方面要求文学知识分子对人类苦难和精神痛苦的勇毅。[3]这给刚开始创作，没有精神居所的大江一个希望，让他的社会参与意识有了一个方向去前进，开启了大江用文学作品介入现实的开端。

在大江健三郎的初期作品《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华》中，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萨特作品《恶心》的影响。《恶心》讲述的单身汉洛根丁某刻突然想要去找寻生存意义时，却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甚至于他感到“我存在着——世界存在着——而且我知道世界存在着，这就是全部真相”。体验到虚无本质的他有了生理上的恶心感。大江的两部作品以青年大学生为主角，一个杀狗，一个是搬运尸体，可两者在最后都因为各种原因而白出了力气，没拿到报酬自己却无法说出任何理由，故事的情节同样让人感到恶心，他们要趁狗尚有余温时剥下狗皮，要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将尸体从福尔马林中拖出，在这两部作品中，大江用“恶心”的感觉去引导读者体会自己的存在，两个主人公最后的白干则意在说明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徒劳的。此時的大江对萨特还只是略带生硬的模仿，接下来的作品就可以看到他有意识的去理解，吸收萨特的介入文学思想的过程，《人羊》里被美国军欺凌但不敢反抗的日本人，周围人的沉默和逆来顺受就已经将当时人们失掉自我意识，麻木应对一切的现实写入了作品中，在《饲育》中，大江又把焦点对准了边缘角色，以及对人个体独立和精神创造性的消失的探讨。大江在获得芥川奖后说：“我毫不怀疑文学可以介入政治”。[4]在他不断创作的过程中，也愈加坚信小说家应该承担起知识分子的责任，揭露现实，进行改变。

在真正生活中大江本人也是一位关注社会现实的活动家，与萨特后期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关心社会现实极其相似。60 年代，他参加反对日本安全保障条约的运动，参与创建“年轻的日本之会”。对广岛长崎核爆炸产生的影响极为关心，坚决反对核武器、核战争等等。由此可见，大江将萨特的介入文学意识不仅行动在创作中，也行动到了现实里。

参考文献：

[1]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M].南海出版公司.2005.

[2]王新新. 唤起“危险的感觉”—试析大江健三郎早期文学中战后再启蒙意识的端倪[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5.

[3]让—保尔·萨特.萨特文集7·文论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大江健三郎.当初はこう考えた―芥川賞を受けて[N]. 朝日新聞.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