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玲

(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1)

壮医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总结本民族自身防病治病经验，同时不断吸收其它外来民族的医药文化，从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1　其他民族医药文化对壮医影响的客观条件

1.1古代壮族地区是中原和西南地区出海的主要通道，便利的交通为壮医吸收外来医药文化提供了基础条件古代陆地交通由于山川阻碍，河流成为连接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壮族地区水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自古以来就是南北民族货物来往和迁徙的主要通道。公元前214年，为了解决出征岭南的补给问题，秦始皇派人凿成通航灵渠。灵渠的建成是广西历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壮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灵渠通航后，中原船只经湘江、灵渠，进入红水河、南盘江、柳江、南流江、西江等，西抵云贵高原，南下北部湾出海口，东达广州，成为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出海的重要通道。汉代时，广西的合浦、贵港、梧州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港口城市，尤其是合浦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站。从合浦发船, 可自南海沿北部湾西行，经印度东岸到达斯里兰卡, 形成一条穿过马六甲海峡而贯通两大洋的航线。唐宋时期连接宜州、田东、南宁、钦州几个博易场，经钦州出海的水路成为我国与海外其它国家往来的便利通道，钦州因此成为国内外商贸的重要港口，《岭外代答》记载“凡交趾生生之具, 悉仰于钦, 舟揖往来不绝”。便捷的交通，为壮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2历史上壮族先民与其他民族的迁徙和交流，带来了文化上的交融碰撞，促进了壮医对外来医药文化的吸收从距今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起，壮族祖先就生活在祖国南疆。1965年桂林市甑皮岩发现的18具人类骨骼，在14个人头骨中，有6个在顶骨处有人工凿穿的孔。这种现象与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5000年前穿孔人头骨，与古代西方医学的开颅术是否有关联？是不是由于史前人类迁徙和交流产生的行为？这些问题由于缺乏资料难以考证。但是，从《尚书》、《诗经》《逸周书》、《墨子》等史籍上考查，都有岭南或广西与内地交往的记载。从秦汉时期起，中原地区因戍兵、躲避战乱以及经济重心的南移，迁入广西的人一直持续不断。《史记》记载，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置桂林、南海、 象郡，“以趟徒民五十万人戍五岭, 与越杂处”。为了使士兵们安心驻守，又“使人上书, 求女无夫家者3万人 , 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 。1273年蒙古南侵，当地居民为躲避战乱大举南迁入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除此之外，朝廷命官、贬官、商人以及流放到广西的有罪之人形成了一股迁入广西的人流，据《汉书》、《资治通鉴》等记载，从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至新莽时期(公元23年)几十年间，因罪迁徙到合浦郡的达11例之多。除了中原人民的南迁外，壮、侗、苗、瑶、傣、仫佬族等民族之间不断迁徙分合，形成了各民族交错聚居的状态。

大量的人员迁徙和交流，带来了文化上的交融碰撞。中原文化以其先进性和较强的渗透性，很快就为壮族人民接受和吸收。根据壮族地区考古发现，广西在秦汉时期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与中原文化共同的特征，比如凤是楚文化中最常见、最具特色的装饰形象，合浦望牛岭西汉墓出土的一对铜凤灯 ，是汉文化渗透到广西的实物证据。改土归流后, 许多流官在壮族地区建校办学，吸收壮民子弟学习儒家文化、四书五经，使儒家忠、信、仁、义、礼、智等行为规范在壮乡渐成风气，涌现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学者、文人，比如明代进士的韦昭、韦广、张煊、李文凤等均为宜山人。然而，中原文化在广西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主要集中在广西地区的东北部 、中部、 东南部, 而西部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不大。

除了中原文化外，佛教文化也对壮族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考古发现广西合浦、贺州、贵港、梧州桂林、昭平等地的西汉墓，出土了较多的琉璃玛瑙、琥珀、水晶等物, 尤以广西环北部湾沿岸的合浦汉墓发现上述物品最多，这些物品也是佛经上记载的佛教“七宝”，应来自印度及其周边地区。因此, 可以推测西汉时期佛教已经从海路传入了广西地区，佛教传入广西后在唐代达到了兴盛，此后缓慢发展。佛教的传入，对壮族先民的宗教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相信万物有灵、为死者超度等。然而，佛教对壮族文化的影响是有一定限度的，壮族只是从实用的角度对佛教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吸收和改造[1]。

2　其他民族医药文化对壮医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壮医药2000年的发展是一个变迁的过程，变迁的原因来源内部和外部两种，内部变迁是由于壮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对自然界、对人体自身认识的提高，从而促进了壮医药的发展；外部引发的变迁是由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改变了壮医药的发展轨迹。由于文字记载的缺乏，今天我们从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各传统医药体系中很难准确判断当年它们相互影响的具体年代、内容和形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壮族地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文化往来对壮族文化生长形态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文化形态的改变，势必会引起卫生习俗、诊疗方法和手段的改变。

2.1中医文化对壮医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对壮医形成和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医文化。这一方面因为是迁入广西的汉族人口最多，另一方面是中医理论形成的年代较早，相对于壮医而言，具有先进性，而壮族对于先进文化的吸收和趋同也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中医对壮医的影响主要有3个方面：

阴阳调和说。阴阳调和是中医的核心理论之一，包含了阴阳一体，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和阴阳转化4个方面。中医认为世间万物相生相克，人体只有阴阳平衡，方能保持健康。壮医援入了阴阳说，但却没有象中医那样高度概括并运用于整个基础理论和诊疗体系。而是简单理解为疾病过程中阴盛阳衰和阴盛阳衰两种转化情况，没有与五行相生相克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说，正虚毒轻者，或疾病的后期，多表现阴症；面正盛毒重者或疾病的初期，多表现为阳证。

君臣佐使说。中药方中各味君臣佐使，各司其责，这是以成员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高低、职责来对应药物的主次和作用。壮药药方中也以社会秩序和功能来对应方中各药的关系，不同的是，“君臣佐使”关系变成了“婆乜”关系。盖因为壮族地区自古远离中原行政中心，社会秩序较简单，社会结构以各“都老”下的家庭为主，“都老”对各家各户无行政权力，只是依据个人威信和凝聚力来感召村民。因此，家庭结构在壮族地区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家庭主要成员的关系“婆乜”也相应的被引入了壮药的组方关系。

经络腧穴说。中医人体存在着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这些经络具有沟通上下表里、联系脏腑器官与通行气血的功能，腧穴是人体脏腑经络之气血输注、会聚于体表的部位，当身体发生病变时，可以在经脉循行部位上取穴，通过针灸推拿等方法，刺激穴位、调整经络气血运行，从而使身体恢复正常。与此相应的是，壮医认为人体内存在着“龙路”(即血液运输系统)、“火路”(即神经系统)两条封闭道路，这两条道路在人体体表网结，而结点即穴位。壮医通过外治法刺激穴位，可以使两路去除淤滞，运行顺畅，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的作用。与中医经络相比，壮医的两路更能体现壮族人民补素直观的思维方式。壮医的外治法吸收了中医的取穴经验，把一些中医的穴位纳入了取穴范围，比如壮医在用药线点炙法治疗泄泻症时一般取壮医特有的脐周穴，但是如果对伴有胸闷呕吐都，加灸中医特有的内关穴或足三里穴。

2.2道教医学对壮医形成和发展的影响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历代道家们对修道成仙与延年益寿的执着探索，使得道教在医学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对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教对壮族文化的影响远非佛教和其它宗教对壮族文化的影响所及。道教医学对壮医的影响主要有2个方面：

天人合一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论，道教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小乾坤，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人应顺应天地自然的关系和规律，使之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才能延年却病。与此相应的是，壮医认为人禀天地之气而生，人体也是个小天地，其生老病死受天地之气涵养和制约，如人体之气能与天地之气同步，则可以保持健康状态，反之则疾病发生。由此可见，壮医病因病机理论的精神实质在于尊重自然、适应自然和把握自然。与道家医学的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道家道法自然在医学领域的具体应用和发挥。

信仰治疗。传统医学往往包含着强烈的哲学和宗教色彩，疾病的信仰治疗，可以把它理解为利用患者的宗教信仰来治疗生理或心理疾病。道教笃信神仙，相信通过符咒、祈禳, 能够为人除病去灾。道教符咒、祈禳在壮族地区的盛行有极为深厚的文化背景。壮族先民的信仰以万物有灵和多神崇拜为基础，相信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的病痛都与灵魂有关，因此巫医并行、神药两解是在相当长一段历史内是壮族人民的主要治疗方式。进入宋代以后，面对巫医的极端盛行，宋王朝实行了倡医禁巫的政策, 多次颁布了禁巫的法令, 为医学的发展扫除障碍。中医学也在这一时期逐渐从巫医中独立出来，走上了理性发展的道路。宋太平兴国初年，范旻知邕州兼水陆转运使，一方面下令禁巫，一方面拿出自己的薪俸买给患者治病，愈者千计。他还把验方刻石置于厅壁，使当地人认识到医药的重要性并逐渐信医信药[2]。在宋王朝的极力推行下，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广西北部、东部地区病不求医、但祀鬼神的风气逐渐得到革除，但是广西的西部地区到解放前巫医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2.3佛教医学对壮医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佛教医学是以古印度有关疾病、医疗、药方之学为基础、以佛教理论为指导的医药学体系。古代壮族人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广泛地与海外国家发生交流。据考证，广西的佛教在是汉代末年经由海上传入合浦，再由合浦沿交广通道在广西内地传播[3]。佛教传入广西后，在壮族原始宗教的影响下迅速世俗化、实用化。据《广西通志·宗教志》统计，唐代时广西共建有佛教寺院45座，宋代时广西共建有佛教寺院131座。伴随着佛教在广西的传播，佛教医学也渗透到壮医体系中。壮医对佛教医学的吸收是有限的，佛教医学对壮医的影响仅限于诊疗手段的影响，而非核心理论的影响，这一点与道教医学不同。佛教医学对壮医的影响主要有2个方面：

瘀滞致病说与外治疗法。佛教医学通过饮食、练习、草药、按摩以及冥想等来保持三大生命能量的平衡，从而保持人体和健康状态。推倒按摩在佛教医学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认为人体经络中流动的能量如果出现堵塞和障碍, 就会出现健康问题，指压按摩相应部位可以帮助和调整经络中的能量, 使其正常地流动, 并清除流动渠道的瘀滞，起到治病保健的双重作用。壮医认为，当人体“龙路”“火路”出现瘀滞筋结时，气血运行受阻，导致身体对应部位出现病症。壮医经筋医术就是通过手指触摸，查找导致两路运行受阻的筋结病灶，然后通过按摩、针刺、火罐各种方法消除筋结病灶，达到通痹、理筋整复、却病止痛的效果。

芳香驱邪说与香药治疗法。佛教医学非常重视香药的治疗作用，认为“香”是弟子与佛陀之间的媒介。焚香熏嗅，以香药涂抹、洗浴，以香料入药，均具有消灾祛病之功效。秦汉时期海外的奇香异药经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传入中国，五代时期李珣根据自己的亲历亲见著有《海药本草》一书，该书收录来自东南亚、西亚的香药很多，如丁香、乳香、茅香、迷迭香、降真香、甘松香、安息香、蜜香等。海外香药的大量输入，丰富了中医药宝库。北宋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有医方788 个，其中卷一《治诸风》载医方89 个，海外香药占20%[4]。壮族地区盛产各种芳香植物药，民间认为香药可驱邪避秽，广泛采摘用于防病保健，具大众化和非专业化的特点。壮族人民香药外用时，主要用于佩佳和熏洗。香药佩挂是针对不同的病症在身上佩带不同的香药。笔者家乡为壮族人民聚居的上思县，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香药佩挂仍是人们防病保健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年幼体弱者，人人身上佩有香药，所用香药为本土野生采摘。然而进入21世纪，家乡已鲜见佩香药者。有一些老者只能以本地土语说出植物名称，随着近年经济林木用地的不断扩大，他们也表示再也找不到当年所采香药，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香药熏洗广泛用于各种皮肤不适，特别是每年春夏之交瘴气盛行的时节，家家户户采艾叶、柚子叶、侧兰、石菖蒲等芳香开窍、化湿行气之物置于房门屋檐下，并用之煎水洗浴。壮族地区一般外出遇有污秽或认为不吉之事，也要用柚子叶等芳香之物煎水洗浴或洗手以避秽。除了佩佳和熏洗外，壮族人民在日常饮食中广泛使用各种芳香植物如八角、肉桂、芜荽、辣寥、葭娄、紫苏、茴香、薄荷、香茅等以行气健脾，去腥气。壮族人民喜爱的鱼生宴必配新鲜芳香植物，光是各种芳香配料就有七八种。壮族还喜用各种姜，常用的有山姜、蓝姜、黄姜、沙姜等。

3　其它民族医药文化对壮医发展影响的反思

文化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吸收、改造、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壮医在发展中大量吸收、改造、融合了其它民族医药的成果。诚然，受生产力水平和认识水平的影响，历史上有一些错误、唯心的观点对壮医的发展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比如道教医学的符咒、祈禳与壮族的原始宗教结合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在很长一段历史内阻碍了的壮医前行的脚步。但是从壮医的整个发展轨迹来看，外来医学文化与壮医文化的结合，还是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壮医本身。此外，壮医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文化的不自信，容易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迷失自我，从而逐渐湮没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在大量中原汉人南迁后, 壮族的一部分人接触了先进的中原文化，深感敬仰，一方面积极学习传播中原文化，一方面受中原汉文化中心论的影响，对自身民族文化习俗嗤之以鼻。笔者的家乡上思县，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许多群众会针挑、针刺、捏痧等方法治疗一些常见病，但是在先进的西医面前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迷信的，不科学，不再积极为群众治病，有群众找也说自己不识医，建议去医院。壮族历史上缺乏统一的文字，各地语言差异很大，传播和发展本来就具有很大的困难，因此，民间的一些医方医术在其它医药文化的强势渗入下逐渐失传，许多医方医术除了零星记载于其它民族的记载之外，已无从考查。当然有一些治疗方法和手段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已不能为群众服务的例外，比如古代壮医用陶针和箭猪毛作为针刺用具，现在已被先进的器具所代替；壮医喜用野生血肉之品如山瑞、蛇、穿山甲等入药，现在已不符合国家保护政策要求。因此，正确认识壮医的发展历史以及在整个医学体系中的地位，辩证地看待壮医与其它民族医药文化的关系，应该是每一位壮医人应有的思想认识。